“大王听我把话说完。虽然都是大王的臣仆，但是还有等级之分。王统治公，公统治大夫，大夫统治士，士统治平民和奴隶，这就是社会秩序。我家的奴仆跑到王宫里去了，我不到王宫里逮，又该去哪逮呢？周文王颁布法令说，‘但凡有逃亡的奴隶，要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因此得到了天下。楚国的先君文王也说，‘替盗贼掩藏赃物者，与盗贼同罪’，因此扩大了楚国的疆土。从前周武王数落商纣王的罪过，说‘纣是天下逃亡者的窝藏者’，所以人们都卖命地跟着周武王去攻打商纣王。大王您想号令天下，却效仿商纣王的做法，这样做恐怕不妥吧？”
楚灵王沉思了片刻，说：“把你的奴隶带走吧。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盗贼正受到上天的恩宠，还没法逮到呢！”
无宇愣了一下，赶紧磕头谢恩。所谓最大的盗贼，不就是指杀死侄儿、盗取楚国的楚灵王本人吗？这位喜怒无常的大王，还真是坦率得让人难以捉摸。
《左传》记载，为了庆祝章华宫的落成，楚灵王大邀天下诸侯来参加庆典，但是应召前往的寥寥无几。一来交通不发达，路途迢远，来往极不方便；二来楚灵王名声不好，谁知道跑去会受到什么样的“礼遇”呢？眼看庆典有可能冷场，薳启强决定为楚灵王分忧，亲自跑到鲁国去请来了鲁昭公，总算是稳住了场面。第一部明文法典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这是公元1842年秋天，民族英雄林则徐被清政府发配新疆，途经西安的时候给家人写下的一首临别诗。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将诗人为国献身、虽死无悔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读者无不为之热血沸腾。
林则徐这句诗，是有典故的。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8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颁布了“作丘赋”的政令。
前面介绍过，丘是春秋时期的行政单位。所谓“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则一丘约有一百五十名劳力。作丘赋即按丘提取军赋（服兵役和交税），除井田之外，卿大夫的私田也纳入征收范围，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证有充足的兵源。不难想象，国君对这一政策是支持的，卿大夫阶层则因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意见闹得很大。有人公开发表侮辱子产的言论，说：“这个人的父亲死在路上，他本人还为虎作伥。颁布这样的命令，究竟想要把国家推向何方？”
子产的父亲公子发死于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并非寿终正寝，所以说“死在路上”。拿这件事来骂子产，一则辱及先人，跟“我X你大爷”一样，是十分恶毒的；二则讽刺子产，你本人也是卿大夫，为什么忘了自己的阶级，去做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呢？这样做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
更有人捏造了一个故事，说子产的父亲公子发生前曾经这样批评子产：“你心高气傲，离群索居，一心忠于君主。君主贤明，或许能听得进你的话；君主不贤明，根本懒得睬你。君主听或不听，还不能确知，你却已经脱离群众了。脱离群众，就一定会危及自身。不只是危及自身，还将危及我这把老骨头。”这里所谓的群众，当然是指群臣，不是那些在田间地头流汗的芸芸众生。
反对“作丘赋”的声音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一天，大夫浑罕对子产说：“您没听到吗？有人在大街上公开辱骂您呐！”
“是嘛？”子产淡淡地说，“既然推行新政，挨骂也是意料之中。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我都将生死置之度外（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竭尽全力去推行。死尚且不惧，挨几句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浑罕说：“可是他们实在是骂得太难听了。”
子产说：“没关系，让他们骂吧。做好事的人不应该轻易改变他的想法，法令也不能朝令夕改，只有坚持才能够收到成效。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担心人家怎么说我？”
浑罕退下来后对别人说：“子产这样做的话，国氏（子产之父公子发字子国，即以国为氏）就危险了，肯定会是‘七穆’中第一个灭亡的。君子不顾情面来制订法令，必定导致贪婪；出于贪婪而制订法令，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浑罕还借题发挥，“姬姓诸国中，蔡国、曹国和滕国大概是要先灭亡的，因为它们靠近大国而不知礼仪；郑国将在卫国之前灭亡，因为它靠近大国而不遵从先王的法令。政令不以先王之法为基础，全凭个人意志来决定，却不知道个人意志这东西，谁都有，谁都不相同，各怀心思的话，又有谁会尊敬他这个执政呢？”
浑罕的话说得有道理吗？当然有。无论站在家族，还是维护执政统治的立场上，子产的新政都是对自己的背叛，于他本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新政无疑是一剂增加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良药。由此可见，林则徐那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是对子产“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阐释。既然以国家为重，个人利益就只能放到一边，即便是对自己不利的话也要说，对自己不利的事也要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浑罕的预测竟然全准。曹国灭亡于公元前487年，蔡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前447年（期间一度被楚国所灭，后复国），滕国灭亡于公元前414年，郑国灭亡于公元前375年，卫国则一直延续到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公元前536年，子产又推出一项新举措，将郑国的刑法铸刻在大鼎上，并且立于宫门之外，让来来往往的百姓看个明白，史称“铸刑书”或“铸刑鼎”。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的轩然大波，其轰动程度不亚于扔下一颗原子弹。
晋国的老学究、以博学而闻名的叔向听说这件事，专门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
“原先我一直对您抱有希望，认为您是郑国的栋梁，现在看来我完全想错了。从前，我们的先王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判断案件，而不制定刑法，是因为害怕民众有互相争夺之心。即便如此，仍然不能禁止有人干坏事，因此又用道义来教育，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引导，用信用来维持，用仁爱来奉养。设立官职俸禄，是为了奖励那些服从领导的人；严厉地判刑，是为了警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这样犹恐不能奏效，所以用忠诚之道来训诫他们，根据行为来奖惩他们，用专业知识来教育他们，和颜悦色地驱使他们，庄重严肃地对待他们，态度坚决地审判他们的罪行。这样还是不够，还要寻求贤能的卿相、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老实的乡长、循循善诱的老师，共同来管理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放心地使用民众，而不担心发生祸乱。现在您不但制定了刑法，而且公之于众，究竟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将要带来的后果？从此之后，民众知道法律了，就再也不会尊重你们这些统治者了。遇到问题，他们会去看刑鼎，如果对于官府的判断不服气，就会对照法律条文提出异议。这样的话，您就启发了民众的争斗之心。他们根据法律条文来办事，只要有一两次侥幸获得成功，这个国家便没有办法统治了。”
叔向的立场是什么意思呢？简明扼要地说：
第一，统治者的出发点总是好的，做的事情总是对的；
第二，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最好都像绵羊一样，只知道乖乖听话；
第三，法律这东西，是老百姓对抗统治者最可怕的工具，一旦大家都知道了法律，尝到了应用法律的甜头，要求按照法律来办事，统治者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凡事自有法律管束，再伟大再正确的领导全是白搭。
事隔数千年，仍能感受到叔向说这些话时忐忑不安的心跳。是啊，如果老百姓的心智被开启了，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动不动拿着法律条文来对抗政府，甚至可耻地要求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个国家还搞得下去么？这还不闹得跟美国一样，一点点事就弹劾总统，部级官员出差只能坐经济舱，让全世界人笑话？子产啊子产，你就不能好好当你的执政，非要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力让给那些泥腿子？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要制定法律，那也没问题，但你别铸那什么刑鼎，搞得天下皆知啊！
“夏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了‘禹刑’；商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汤刑’；周朝也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作‘九刑’。但他们都没有公之于众，只有统治者掌握。”叔向继续写道，“现在您执政郑国，一上台就划定水田的边界，强调产权；推行丘赋，受到广泛质疑；现在又热衷于制定法律，把刑法都铸在鼎上。您打算用这些办法来安定百姓，不是事与愿违吗？从此以后，老百姓知道怎么打官司了，就会抛弃礼义道德而求助于法律，一字一句地弄个明白。触犯法律的事情不会减少，只会增多，为了打官司而行贿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这样下去，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我听说，国家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子产看了这封信，微微一笑，提笔回复道：“正如您所言，我是个没本事的人，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我的政策只是用来挽救当代的，后人的事，留给后人去考虑吧！虽然不能接受您的建议，但还是感谢您的提醒。”
叔向的话并非全无道理。法律只能规定原则性的问题，遇到具体的案件，人们往往灵活对待，钻法律的空子。当时郑国有位著名的讼师，名叫邓析，潜心研究子产刑书上的漏洞，帮助人家打官司。但凡他经手的案件，白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几乎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邓析的厉害：有一次洧水发大水，淹死了一个富人。尸体被别人打捞起来，富人的家人要求赎回，然而捞到尸体的人要价太高，家人不愿接受，于是找到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不用着急，除你们之外，他还能卖给谁？”捞到尸体的人等得急了，也去找邓析要主意。邓析回答：“不要着急，他不从你这里买，还能从谁那里买？”
可以想像，有了邓析这种人，子产的刑法推行起来，就没那么轻松了。通过打官司，邓析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还开馆授徒，传授打官司的经验，甚至私下编了一本“竹刑”（写在竹简上的刑书），当作教材，专门教人怎么钻刑鼎上的空子。终于有一天，子产忍不住了，派人将邓析抓起来，当街斩首示众。
当然，关于子产到底有没有杀邓析，史上历来有些分歧。《左传》压根没有提到邓析这个人。《吕氏春秋》则言之凿凿，说子产“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列子》中甚至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子产的两个兄弟耽于酒色，子产还找邓析求教该怎么办。那样的话，子产和邓析的关系非同一般，恐怕不至于诛杀邓析。
个人意见，以子产的修养，应该不至于采取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邓析。
就在子产铸刑书后不到一个月，新郑城中发生了一件怪事。大白天的，有不少人见到一个白衣散发、浑身是血的男子，目光呆滞地走在大街上。仔细看时，可不是在“良驷之争”中丧命的良霄吗？大伙吓得不轻，连忙请来法师驱鬼，没想到什么手段都用尽，却对他丝毫不起作用，反倒是把法师也吓跑了。
更有人晚上做梦，看见良霄顶盔贯甲，手执长戈，顺着当年被杀的那条路缓缓而行，一边走一边说：“三月初二日，我将要杀死驷带。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将要杀死公孙段。”驷带是良霄的头号仇家，公孙段亦参与了当年讨伐良霄的行动，冤有头债有主，与闲人无关。问题是，良霄搞得挺吓人的，白天上街，晚上入梦，弄得新郑城中人心惶惶，只要一听到“伯有（良霄字伯有）来了”，满大街人撒腿就跑，有的丢了帽子，有的乱了衣衫，有的连鞋掉了也顾不上捡，大伙慌慌张张，却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才好。后人将“相惊伯有”作为一句成语，形容无缘无故自己吓自己，即出自此。
公元前536年三月初二日，驷带果然无疾而终。公元前535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孙段又如约而亡。但是良霄仍然不消停，还是有事没事在城中闲逛，见到小孩就做鬼脸，见到女人就掐一把。新郑城中的恐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纷纷来找子产，请求他想办法。
子产说：“鬼神的事，我哪里管理得了？你们一定要我解决，那我就勉为其难地试一试吧。”于是立了公子嘉的儿子公孙泄和良霄的儿子良止为大夫，让他们祭祀先人。
这一招果然见效，自此之后，良霄的鬼魂就没有再闹事。随着新郑城日渐恢复往日的平静，人们对子产的敬佩之情也越来越深，自然而然的，对于“作丘赋”和“铸刑书”的议论也渐渐平息下来。
子大叔觉得这事很不可思议，专门跑去向子产请教。
“世间的鬼，必须有所归宿，要有人去祭祀，才不至于成为恶鬼。”子产脸上没有丝毫得意的神色，“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他们找到一个归宿，不让他们四处流浪罢了。”
“那么，立公孙泄又是什么道理呢？”子大叔的意思，公子嘉并没有闹事啊，为什么要立他的后人？
子产沉默了半晌，缓缓道：“那不还是为了取悦他们？”
“他们？”子大叔愣了一下，“他们是谁？”
“当然是老百姓，还能有谁？”子产说，“你想想看，公子嘉和良霄在世的时候不仁不义，死得也不光彩，按理说，不应该有后人祭祀。但是因为良霄变成厉鬼来吓人，弄得新郑城中鸡犬不宁，人们来找我出面解决，我便不得不违反原则去立他们的后人。你以为我这是在讨好他们两个吗？不是的，我这是在取悦于百姓。百姓们高兴了，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啊！”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不语不等于不信，这种态度在子产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子产信鬼神，也敬鬼神，但他只在与百姓有关的事情与鬼神打交道。换而言之，如果某一天他在取悦鬼神，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取悦百姓。
这一取悦不打紧，子产善事鬼神的名声可传出去了。公元前535年夏天，子产前往晋国访问。正好晋平公生病，韩起代表国君接见了子产，私下问：“寡君卧床不起，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月了。群臣们想尽了办法，该祭祀的山川鬼神都祭拜过了，但他的病情只有加重而不见减轻，前几天又梦见一只大黄熊闯进了寝宫。大家都说您博学多才，善于与鬼神打交道，您说，这是什么恶鬼在做乱？”
子产苦笑，好嘛，我堂堂郑国执政变成法师了。但是韩起问得恳切，只好应付道：“以晋侯的英明，再加上有您做正卿，哪里会有什么恶鬼？至于您说起黄熊，我倒是听说，从前尧派鲧（大禹的父亲）去治水，鲧没有完成任务，尧就在羽山杀了鲧，他的鬼魂变成黄熊，跑到羽渊（羽山之水）里。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一直祭祀鲧。商、周两朝也祭祀他，从来没有断绝。现在晋国成为天下的盟主，也许忘了祭祀他，才会这样吧？”
子产这话确实仅仅是应付。想想看，晋国称霸已经有百余年了，从晋文公到晋平公，有哪一代国君祭祀过鲧？为什么偏偏到了晋平公这一代，就冒出这个问题来了呢？但是韩起听了深以为然，马上跑去祭祀了鲧。你信不信没关系，反正《左传》上说，打那之后，晋平公的病渐渐好了。晋平公很高兴，寻思着怎么感谢子产，就将莒国进贡的两个大鼎奖给了他。晋平公的意思也许是：你不是喜欢铸刑鼎吗？我一次送你两个，让你铸个够，看谁还敢说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