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才曾继任军统北京站负责人，他还当过军统华北站的督察员、重庆军统纪律督察员。1939年秋天他回到老家，发现妻子因上吊自杀未遂，喉头留下了一条很深的疤。而她在日伪人员的摧残下，已经精神失常，竟认不出丈夫了。这是日本宪兵怀疑乔家才是军统特务，抓住他的妻子严刑审讯的结果。王天木叛逃后，继任的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也没有逃出“76号”特务的魔爪，他终于也被捕了。几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着，至今仍不敢相信自己是怎样熬过这场大劫的，“时至今日，听到敲门声，我的心就会怦然而动。听到电话铃响，肌肉就会不停地抽搐。”
汪精卫“还都”南京后，“76号”派石林森去杭州建立了特工总部杭州区，石还兼任浙江省警务处处长一职。继石林森之后成为杭州区长的，先后有傅胜兰、谢文潮、谢叔锐、万里浪等人。同时，“76号”又派何国义到广州建立了特工总部华南区。后来又有杨鼎勋，王玉华、廖公劭、汪屺（汪精卫的侄子）等人参加了特务总部华南区的特务活动。苏州本来设有特工站，由王道生、谢雪荪、黄尔康先后担任过站长，后来胡均鹤把它改组为特工总部江苏区，继而又改为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先后由胡均鹤、谢文潮（李士群的妹夫）任区长。“76号”猖狂扩张，目的是为了把军统挤出华南地区，把这里变成“76号”的独立王国。“76号”简直成了恐怖的符咒，令军统特务胆战心惊，也让戴笠苦心经营的上海军统系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一向沉稳的他乱了方寸。此时，上海上空乌云密布，弥漫着血腥气息。
戴笠察觉到李士群与自己作对，分化瓦解他的部下，便加紧对部下严加监察，唯恐部下临阵动摇，叛变倒戈。汪伪政权的“76号”特务组织已经成为戴笠的心腹大患，很多军统特务因为贪图地位与金钱，一面倒地投向汪伪政权，让戴笠威风扫地。他派毛森到上海重新建立军统工作站，率领特工坚决反击“76号”特务的疯狂杀戮，打击高层汉奸分子。不久两个特务帮派的争斗酿成一场全面的城市战。李士群声称端掉了军统上海站，军统方面也声称干掉了十多个特务机构中的要人。李士群的部下将目标对准忠于蒋介石的社会名流和抗日积极分子，上海亲重庆的报纸编辑和记者成为“76号”的攻击目标。这些人被迫转入地下，以避免恐怖攻击。有人说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有一张黑名单，包括上百名的教育工作者、作家、出版商、记者、金融家、企业家、法学家等。结果有不少头面人物在街头遭到伏击和枪杀，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就是其中之一，他死在“76号”特务的枪口下。
为了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76号”向军统特务示威，在路灯下悬挂血淋淋的人头，向人家屋内扔断手断脚，门上插匕首、寄子弹、恐吓信等，跟踪绑架人质。在不足四年的时间内，“76”号策划了暗杀、绑架事件达三千余件，每年近一千起。“76号”从建立至1941年，上海报人遭暗杀的有《大美晚报》朱惺公、程振章，《大美报》张似旭，《申报》金华亭，积极主张抗日救国的其他报人，如李驳英、邵虚白、赵国栋、冯梦云、周维善等。
军统展开绝地反击行动，刺杀那些想当汉奸特务的人，每年向日本军官发起过多次攻击，几年间有上千名日伪官员陈尸街头；50多次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包括机场和军火库，炸毁飞机2架，军火库和办公楼6处。为了报复军统的攻击，每次行动过后，“76号”特工立刻处决一大批无辜的中国人，暗战搅得上海充满血腥气息。
诡诈的杀手毛森
在江山籍的军统骨干中，毛森是出了名的“冷面杀手”，是江山籍“一戴三毛”之一，军统最冷酷的杀手。他在大陆期间，因为特别能杀人，且又特别会杀人，深得戴笠、毛人凤的赏识。
1932年淞沪抗战不久，蔡廷锴、蒋光鼐率19路开赴福建。不久，因政见分歧，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公开与蒋介石决裂，他们指责蒋介石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在福建组成人民革命政府。面对分裂局面，蒋介石心急如焚，急忙调动10万大军围剿福建新政权的同时，又担心驻闽的部队响应福建方面起义，两处部队联合起来，加上各地日伪政权，那样蒋家王朝会面临四面楚歌境地了。
蒋介石忧心忡忡问戴笠，怎么办？
戴笠胸有成竹地说，只要派几个人，就可以让福建那边闹分裂。
蒋介石半信半疑。戴笠说：“校长，李济深他们瞎闹而已。当今国难当头，他们坐视不管，必然激起民愤。依我的主意，收买几个关键人物，他们的政府就成了空架子！”
蒋介石听了，眉头舒展开了，说你准备派谁去？
“毛森，他挺能干，而且在19路军里还有我们的人……”
“好，向他提供充足的资金，告诉他，成功后我要嘉奖他。”蒋介石道。
毛森知道19路军里派系很多，有国民党左派，也有国民党右派，而且各省的地方势力也挺大。戴笠问他能否完成任务？毛森坚定回答，为党国尽忠，死而无憾。戴笠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干，我们不会埋没人才的。
毛人凤给19路军两个潜伏的特务写了密信，交给毛森后说，19路军内部人员复杂，须谨慎为妥。
“毛森明白。”他毕恭毕敬地说。
19路军成立了政府，对国民党内部影响很大。毛森便以军事杂志记者的身份来到浦城，那儿是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张殿基听说有记者采访，欣然接待了毛森，并介绍了45旅的军事训练情况。毛森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分化瓦解19路军，除掉蒋介石的心病，所以毛森与张殿基很快结成好朋友，互相走动，互相宴请。谈起福建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张殿基说，那全是胡闹，建瓯、龙溪、邵武的驻军旅团长，是我的朋友，都不赞成独立。毛森说了番“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类的话，激起张殿基的热忱。毛森以向蒋介石举荐张殿基升官为诱饵，联络建瓯、龙溪、邵武等地驻军，一齐反对福建独立，致使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垮台。
毛森长着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外表之内，毛森却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当抗战进入最艰难的1938年时，很多人动摇了，甚至卖国求荣，而江山籍的特工，仍然坚守着必胜的信念，追随着戴笠。这年的9月份，浙江一带的军统组织接连遭到破坏，日伪军变得越来越猖狂。毛森接到戴笠的命令，要求他潜伏在杭州，担任情报站站长。
毛森在杭州刚刚建立起情报站，1939年1月18日他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妻子胡德珍按照原先预定的方案，哭哭啼啼说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丈夫从事什么事情，她一概不知道。此次毛森被捕出自军统特务赵懿义被捕叛变。军统派他来杭州潜伏，因为他父亲在杭州开了一处打铁店，正好借机会当掩护。但这个人喝酒后信口开河，被日本宪兵队的耳目听到后，便把他抓去，他熬不住大刑，招供说他是重庆派来的，还诱捕了与他直接联络的交通员。这个交通员是个热血青年，矢口否认自己是重庆特工，并痛斥赵懿义是日寇汉奸。日寇无计可施，把交通员斩首示众了。毛森的被捕是赵懿义告的密。毛森被关进监狱后，日本宪兵使出各种酷刑，他挺住就是不招供。胡德珍靠当记者的哥哥的社会关系，请求十几家商店老板联名保释“毛老板”，说毛森是守分守己的商人，与政界无染，日军查无实据，也只好放人了。
当蒋介石责令戴笠加强沦陷区工作，开展爆炸、暗杀活动，使大小汉奸惊心丧胆。汪精卫便以牙还牙，利用“76号”特工总部开展反击活动。军统在上海的地下机构先后被破坏，上海的军统首脑陈恭澍、万里浪等被捕后投敌。1942年，毛森再次奉命潜伏上海，组成上海行动队，一时间日伪仓库被炸、铁路交通瘫痪、汉奸被杀，汪伪政权人人自危。恰在这进，毛森手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失了手。陈纪廉供出了两个交通员的名字，其中交通周觐光经受不住日军的酷刑，供出了毛森，当毛森察觉危险已经晚了，他第二次被捕入狱。
“76号”察觉到毛森的作用，加强对他的看守。其中有个宪佐叫邢俊才，很敬佩毛森。毛森用民族大义来激励他，同时又用黄金收买他，建立了与外边联系的通道。此时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携带密电码投降 “76号”后，竟把戴笠苦心经营的上海站搞垮了。戴笠发誓一定要除掉李开锋。“除奸令”到毛森手里时，他已经被捕。毛森与外界联络，只有靠胡德珍以探监名义来进行。按照毛森的意图，胡德珍收买了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利用他与李开峰的私交，把李开峰骗出去暗杀了。刘全德枪杀李开峰后，立刻逃到江山县去了，令汪伪政权十分震惊。李士群察觉出毛森是主谋，气急败坏，到日本人要求处决毛森。正当日军宪兵队准备处死毛森时，在邢俊才的帮助下，他逃出戒备森严的监狱，迅速地从上海逃到淳安，戴笠早在淳安等着他了。
按军统惯例，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启用。因为毛森是江山县人，戴笠打破惯例，举办酒宴为他压惊，并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的指挥官，由上校晋升为少将，开始他春风得意的特务生涯了。
悲情英雄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