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相视无言，心绪纷乱。此时，有卫士来报，梁鸿志先生到访。汪精卫强打精神，把这位“维新政府”首脑人物迎进堂屋。梁鸿志坐下后，先寒暄几句，接着就切入正题，说王克敏与他通电，要他请汪先生一块儿面谈建国大业。
汪精卫打起精神，问王克敏又有什么新主张？
梁鸿志笑着说：“无非权与利罢了！”
“那个王克敏也太过分了！当今国难当头，他只是一心盘算个人利益，根本不顾忌人民的生死！江山破碎壮士有责。梁先生，您有何想法啊？”
梁鸿志看了汪精卫的眼神，明白他的意图，说汪先生毕竟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又有日本平昭内阁的支持，担任南京政府总统当之不愧，我双手赞同！只是——
“只有王克敏这个老狐狸从中作梗！”汪精卫恨恨说。
“是呵，他有喜多诚一的支持，很不好办哪！”梁鸿志附声说。
“梁先生可有原田熊吉当后台，怕他不成吗！”汪精卫言辞锋利。
梁鸿志胖胖的脸腮浮出苦涩的笑纹，说日本的心思，你我如果不清楚，恐怕是天下最大的傻瓜了！他们要的是在华利益的最大化，谁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扶持谁上台。唉，我们已经背上汉奸的名分，再弄个卖国贼的称号，实在有辱祖宗。
“梁先生，可恨的还是王克敏，他处处与南京过不去，你看怎么办？”汪精卫问。
梁鸿志也不傻，他“哈哈”大笑，说区区一个王克敏，无非是跳梁小丑。他只是一介书生，没有吏治经验，除了仰仗日本人，又有何能耐？莫不如依了他，让一些利益，然后慢慢地消费他，您看怎样啊？
汪精卫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说只好走一步再看看了。
其实汪精卫早就看出，日本人对伪政权的建立，已经丧失了信心，开始寻找新的替代人物。他一旦说服不了王克敏，组阁的事一拖再拖，所谓的南京民国政府就泡了汤，他自己也会陷进困境，最终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为此，汪精卫偕同梁鸿志开展“双边磋商”，表面上答应王克敏一些要求，只要在南京建都，北平政权也保留。当几个奸雄把国歌、国旗定下来后，梁鸿志提出了“分治合作”的方式，结果政府机构方案也顺利通过了。
1940年1月24日，在日本间谍和日本占领军策划操纵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由汪精卫组建伪中华民国政府。此时，军统特务也云集青岛，伺机想谋杀这三个“铁杆汉奸”。只因为会场戒备森严，杀手无有良机，只好撤离。
经过讨价还价，当年4月1日，大小汉奸宣誓就职。王克敏除了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还与其他汉奸在南京伪政权里担任要职。王克敏志得意满，以为他左右逢源，时来运转了。汪精卫更是棋高一筹，他在华北地区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军队。人多势众，他才有实权，否则不是被架空吗！渐渐地，汪精卫在华北拥有五个整编旅的实力，他有了敢与王克敏叫板的资本了。
一次，王克敏去南京洽谈币制统一问题。汪精卫出于尽地主之谊，请各位内阁成员吃饭。席间，王克敏倚老卖老，不客气地对汪精卫说：“汪先生，你是国民党的元老，可在国民党那边有谁真正是你的人呢？日本人很难打交道，有时谈判桌讲好的条款，过两天他们就不认账了，他们从不讲信誉，你可真的要注意呀！”
也许喝多了，王克敏拉着周佛海的手，走到休息室里，他对周佛海说，你从共党那边反水过来，真是明智呀！当今是英雄创造历史的时候，怎样对得起祖宗，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的？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还拖累一些年轻人下水，跟他一样挨国人骂。他做的可真缺德啊！
王克敏此时表现出民族正义感的样子，痛斥汪精卫是大汉奸。汪精卫最忌恨别人骂他汉奸，何况他主持的政府又是地地道道卖国政府。当周佛海把王克敏的话传给汪精卫后，气得这个“青年才俊”脸色蜡黄，他传来南京的特工，要把王克敏干掉。周佛海说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他王克敏有日本华北派遣军撑着，惹出事，有杀身大祸！
“哼，他把华北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许政府介入，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汪精卫下决心要搞垮王克敏。
游戏潜规则
南京伪政权组阁时的矛盾，被军统掌控得十分精准。华北的伪政权有裂痕，汉奸们又各揣自己的心腹事，拨拉自己的小算盘。华北、华南的军统特工，开展分化瓦解工作，收买小汉奸，打进汪伪政权内部，搜集情报，将汪精卫设计好的南京伪政权搞得一团糟。周同荣原本是江山县张村乡人，他加入军统后，按照戴笠的指示，秘密潜伏在南京，给周佛海当司机。那周佛海有意无意间，把汪伪政权里钩心斗角的事讲给他听。周同荣说，周先生，他们的事儿不要去管，全是意气用事！
“哼，争权夺势，贪得无厌！”周佛海气哼哼说。
“远离开他们，免除受牵累。”周同荣说。
“只要上了这条贼船就下不来了！”周佛海说。他把同姓的周同荣当成亲信，他告诉周同荣说不久前，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排座次按照官职大小排位子。汪精卫居首位，第二把交椅，汪精卫特意安排追随他很紧的梁鸿志。王克敏认为自己独撑华北，无论功劳与资格，他都应该排在二把的位置上。汪精卫偏偏没有买他的账，把他的座位排在梁鸿志的后边，给王克敏一个难堪。王克敏气鼓鼓的，说什么也不想坐下去，闹得会议无法开下去了。
周同荣说，周先生，坐在三把椅子又有何妨？
“官场上却不同了！差一个交椅，就差半格呢！让梁鸿志排在王克敏的前边，他受得了吗！”周佛海老成的表情多了几分不屑，“官场上就是脏啊！汪先生这么一来，与王克敏结下仇怨，早晚有人受到伤害！不过，汪先生正在风头上，日本人暂时还不能拿他开刀。王克敏哪，就不好说了！”
周同荣听到周佛海的话，立刻将这一情况告诉军统总部。次日，关于汪精卫与王克敏的座位之争，在北平的大小报纸上刊登出来。王克敏受到羞辱，咬牙切齿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王克敏为此给华北日本特务头子喜多诚一打电话，指着报纸大喊大叫，说汪精卫在捉弄他！他还说，要动员30万皇协军，与南京方面宣战，以雪耻辱。喜多诚一对他严厉地训斥一番，说当前局势紧张，不可以轻举妄动。王克敏仍然不服气，并且中断了与南京伪政府的联系。一时间，南北方关系紧张起来。其实，此时华北地区的皇协军，早就被汪伪政权买通了，王克敏指挥不动，没有谁肯为王克敏卖命了。
接着，汪精卫棋布错峙，串通手下人，不动声色地策划好了将王克敏赶下台的计划。开会期间，趁着王克敏生闷气的时候，提出“沦陷区各省市办理移转管辖”的提案，王克敏还没有听清楚表决的内容，大家就表决鼓掌通过了。这次在会议上通过的“移转管理办法”，实质是各地方政府的官员，必须由汪伪政府直接任命，王克敏对这些程序，根本不了解。等王克敏回到北平，汪精卫已经派出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到北平，住进了中南海，让他办理移转管辖手续。王克敏这时才明白，中了汪精卫的圈套，必须要交出权柄，他想用缓兵之计，达到东山再起的目的为时已经晚了。
汪精卫再也不给他机会了，以政府的名义准许王克敏辞掉他的各项职务，同时任命王揖唐兼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办好移交，迁出北平寓所。他把搜刮的古玩字画、金银财宝、各式明清红木家具，装了几十个大木箱子，挂了三节专用火车的车厢，用几十个警卫押车，带着他几个心爱的小妾，离开北平去了青岛，住进他的一栋豪华宅院里。
王克敏并不是省油的灯，他虽然在青岛当寓公，却时刻关注政局，准备东山再起。与汪精卫结下怨后，王克敏百般诋毁南京伪政权，简直帮了军统的大忙。华北与华南的傀儡政权始终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无形中也加大日本占领军的压力。日寇一边要在正面对付国共双方的军队，一边要对华北华南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疲于奔命。
踢掉一个政敌，汪精卫心里踏实一些，可是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仍然让他束手无策。1943年7月，日本军部特务机关出面，报请南京伪政权，要求让王克敏出山，用他来收拾华北的烂摊子。此时，王克敏与他曾经的助手王荫泰的矛盾也弄到僵化状态。王荫泰专程到南京与周佛海谈华北的自治，有意想取代王克敏，独揽政权。只是，在四面楚歌中，无论谁也没有回天之力挽救伪政权。
日本投降后，华北、南京伪政权相继垮台。待在家里，心头忐忑不安的王克敏，在1945年10月5日突然接到了戴笠的请柬，要求他次日到兵马胡同1号的戴笠家里赴宴。同时接到请柬的，还有北平伪政权的大小汉奸50多人。王克敏拿着请柬发了会儿呆，他的妾小凤说，戴笠发请柬宴请你，肯定福星高照，又有进身的机会了！
王克敏说，你不了解戴笠，他是我们的活阎王啊！
他知道这是“鸿门宴”，因为他是华北伪政府的主要官吏，逃不出如来佛手心，但还得硬着头皮去了。
进了大院，里边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有一种不祥之感，腿抖颤起来。院里，没有酒宴，等待的是戴笠在卫兵簇拥下出现了。他宣布逮捕的汉奸名单时，首恶分子就是王克敏，他腿肚子一软，马上瘫倒在地，一群如狼似虎的军统特务上前，把他上了五花大绑，还上了手铐子。此次，共逮捕40多个汉奸，一块儿押进北城炮局监狱。在监狱里，王克敏深感罪孽深重，不吃不喝，还没有审判，精神崩溃的他偷偷服毒自杀，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军统利用反间计，在日伪中间制造猜疑、戒备、拆台事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在汪伪政权与华北政权的反间计实施中，充满了诡谲的谋略，令他们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掣肘，耗尽了精力，致使南北政府联合形成虚设，最后导致了日伪政权迅速垮台。
离间中的诡云谲雾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继承了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特别学会了美国一套造谣、宣传的办法。在第二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用来实施造谣中伤的心理战。属于这个部门领导的外围机构和组织，主要的是南京大同新闻社。大同新闻社是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丁匡华任编辑主任，专门针对中共、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制造诬蔑材料。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去活动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给，通过大同新闻社发出去。心理作战科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们发回的情报中，摘出一点儿半点儿内容加以颠倒黑白，编造出一套东西。如接近解放区的特务获得了某天在某地开过什么会的消息，他们便根据这一点来编造一套开会的内容，进行诬蔑宣传。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是搞这些把戏的。
另外在上海、东北、重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都先后办过这类通讯社和报刊，并替保密局特务胡文虎在香港、南洋等地区主办星系报纸如星岛、星洲等报刊提供造谣中伤的新闻稿。其中极尽调拨离间之事的要算在重庆军统谋划下所办的《新华时报》了。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面人士的赞扬，政治影响太大了，军纺特务一直想方设法扼杀该报的发行，采用过砸报馆、殴打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等手段。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该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队长谈荣章（军统特务）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应以报纸对报纸的办法来和中共做宣传上的斗争。毛人凤批准了这个建议，并给予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问题，特务们曾经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名为《新华时报》，一则可混淆视听，一则是要与《新华日报》相竞争。
为此，军统拉拢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来撰稿作画，在上边刊登一些调拨离间、无中生有的事件。军统除了先后拨给《新华时报》房屋外，还把原来“四有公司”印刷厂的印刷机、工人等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新华时报》发行时除了在各报大吹大擂一番之外，并由警察分别到各商家去强迫商人、市民订阅。谈荣章为了达到诬蔑中共的目的，特派人到川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去搜集材料，把过去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时集体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连死掉的小孩的坟墓也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倒黑白地指为红军屠杀人民的证据。但不管怎样费尽心机，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诽谤目的，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渐渐地，看这张报的人越来越少了，被迫订了这份报的人，很多人根本就不去看。这样下来，《新华时报》不但未达到与《新华日报》分庭抗礼的目的，反而暴露了自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