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试第二天,学校就放暑假了。
到了假期,校园清静了许多。清晨,花园里少了不少早读的身影;夜晚,月光下少了不少卿卿我我的背影。同学们有的忙于复习考研,有的急于出外打工挣线,总之,留在学校的没有几个是闲人。
我忙着干什么呢?应该只有蕊知道。
一大早,我的呼机响了:“请起床,我在楼下等你。”蕊呼我起床了,今天我和她约好去×××报联系实习一事。
我匆忙套好衣裤,胡乱地清洗了牙齿,然后拿起采访本,飞快地奔向楼下。
她微笑着走过来,手中拿着几根油条,和几个包子:“吃吧,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早点。我知道你从来都不吃早饭,这样不行,少吃也得吃一点。”
我接过她手中的早餐,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啃起来。不知怎么回事,我吃得那么香,一袋食品,不到几分钟,全给我吞光了。
“挺远的啊,要转几次车,还要走一段路,路上的时间得有两小时左右——你这样一个大小姐吃得消吗?千万别叫累,如果你害怕,现在退回去还来得及。”想起几个月前,我曾经带她去过另一个较近的报社,我记得她一路叫苦,等到了报社的时候,她竟然不敢迈进编辑室的门。原因仅仅是几个女记者在大声讨论着一些时事问题,她听到了,她既自卑又害羞,她到底还是被自己的怯懦堵在了门边。
这样一个娇小姐能够吃苦吗?能够拉下面子去采访吗?我心里真没底儿。
她扶正了背在身后的书包,然后身子一挺,微仰着头说:“我不叫累,再苦我也要挺过去。再说,有你陪着我,我怕什么呢?”
是的,再苦再累也得挺过去,对于一个快要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实习是必需的,而找一个有档次的实习单位更重要。她心里应该明白,有我的帮助,她可以省去诸多复杂的麻烦事,她可以走一条光明的捷径了。
我们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早上上班的人特多,车上人多得不能再多了。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给她挤出了一个空位,然后从人堆中把她拉了过去,看到她舒心地换了一口气,我这才轻松下来。
“来,我帮你背包,小姐你还是轻松一点吧!”我强拉过她背上的小书包,歪背在肩上。
“没事儿的,包我还能背,男孩子背上它多不雅观,还是给我吧。”说着,她又把包从我肩上抢了过去。
她倒还挺注重我的形象,她希望我外表堂堂,然后男人味十足,是吗?
路上堵车也够惨了,从早上8:00一直到上午11:30车还没到报社。魏公村到木樨地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可这次竟然用了上一个多小时;从木樨地到报社的电车,平时的速度特别快,不知是何因,这次慢得出奇。
我们到达报社时,时针已指向了12:00。看着她累得惨白的脸,说真的我好心痛,我好想替她分担一些劳累,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前次来报社,还是半年前。那时我还是报社的特约记者,当时写了不少文章,报社也有不少人认识我。半年以后,我再次光临,不知情况如何。那些当权的编辑、主任还在职吗?他们有没有什么大的调动?说真的,自从上次离开报社,我不打算再去跑报社了,我想去别的电视台实践。这一次重回故地,实在是万不得已。写文章于她来说还容易操作一点,去电视台,对她来说实在是登天之事。
我拉着她来到了六楼,没有电梯,我们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
“糟了,我的几个关系较好的记者朋友全不在,他们外出采访了。那么我找谁呢?我总不能白跑一趟吧。”我寻思着解决问题的对策,“对了,就这样,我还可以通过电话联系。”
我接连拨打了好几个编辑室,不是头儿不在就是人满,几乎没人说要实习生。我心中实在急得没法子,为让她消除疑惑,只好说:“甭急,你先去外边呆一会儿,半个小时就搞定。”
我又联系了几个部门,最后终于有一个女记者被我说服了,她表示帮我这个忙。
一刻钟后,我兴奋地把她带到那个女记者的编辑室,就这样,实习的事就算初步有了着落。这桩事从头到尾,蕊从未过问过,她根本就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她认为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第三天,我们就接到了报社分配的采记任务,那就是“98,出国热又升温。”
我只好推开所有的其他事情,为着采访而忙得团团转。本来,我的《这里的情感静悄悄》的稿件已征集得差不多,我必须进行集中修改,我还要请人帮着润色。另外,我正寻思着怎么去请作家冰心和周国平给我的书题词,我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
我先是写出了整个采访计划,然后拟出一个可行的采访提纲。当天晚上,我四处打电话终于搞清了该去采访什么单位,该什么地方该去写什么内容。
到了第二天清早蕊照样是通过我的呼机叫醒了我,我还是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走,咱们今天上午去采访国家教育部,下午顺道采访‘新东方学校’(专门为出国留学和提高英语水平进行培训的学校),明天去美国和日本的大使馆……”
我像一个劣等军官一样发号施令,她则温顺得像是一头小羊羔,惟听是从。
采访国家教育部,我还是头一回,这毕竟是政治重地,非一般人所能去之地,我只是想到要去采访它,但能否实现还说不准。如果冒昧地敲门采访,那肯定要被拒之门外,甚至还会被怀疑是情报特务给抓了起来。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决定先投石后问路。我拨通了国家教育部办公室的电话,然后又接通“出国与留学服务中心”和“国家考试中心”两个办公室的电话。得到许可后,我收起采访本、采访机直奔目的地。
整个采访过程,蕊像是一个小傻瓜一样紧跟着我,我要她去做什么,她从来都是绝对服从。我要她说话她就说话,我要她做事她就做事,她竟然如此乖巧,让我增添了不少虚幻的成就感。
采访归来得把零乱的采访材料整理成有头有尾的新闻稿,这实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步。
材料也太乱了,主题也不好把握,对于一个初入新闻界的小姑娘来说要把如此复杂的东西梳理成一篇主题解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大稿实在是件难事。
我想,我应该培养她的独立操作能力,让她自己学会写,而不是让她看我怎样写。因此,我先是列出了一个大提纲,把一些重点事实摆了出来,我对她说,可参考我的构思,但不能照搬。
她开始咬文嚼字了,她简直比刻字还要慢。看到她涂涂画画的笨样儿,我真想乐。这回你知道爬格子的不易了吧,你应该知道象我这种人的苦心了吧。
一篇只够我用两小时写完的稿子,她竟然写了六个小时,差不多一个白天,我陪着她不吃不喝。
她放下笔来,还是面带微笑,轻轻地把稿子递到我手中:“你看一看,哪些地方还需改动?帮我检查一下吧。”
我以很快的速度通读了全文,我像是在阅读一篇日记,而不是新闻稿。我不得不面对着她担心的眼神,说:“结构还得做大调整,必须按新闻写作的方法来运行,要有导语,有小标题,有原因和背景……”我只好又把新闻稿的基本写作方法对她讲了一遍。
“噢,我懂了,那我重写吧……”
蕊显然是累坏,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在家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能吃如此的苦,实在是不易。
“必须写完再吃饭,否则后果自负,我也陪你,直到你写完写好!”
我差点没有人性了,对她苛刻的要求近乎残忍。但我知道,我是为她好,只有像我这样才能培养她的毅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到了晚上10:00,教室要熄灯了,她写的文章才算勉强通过。我们俩像是走了一天的路或是爬了一天的山,我们几乎是浑身无力。她更是累过了头,就好比是蚕吐了一天的丝,快要晕倒了。
第二天,我带她把稿件交到报社,主任审查后,竟然连连说“不错”说要重点培养蕊。
接下来的任务是采访黑车,深入黑窝。
所谓黑车,是指那些没有准驾证、运营证等三证的私家车,它们初看上去和出租车没有两样,所以不少乘客误入罗网,对于人身财产难以保障。有的黑车易于识别一些,它们往往没有出租车公司的标志,它们只是车型和出租车相似或相同,它们一般出没于夜深人静之时或在郊区及居民小区出现。有的黑车则和正规车看起来一模一样,有出租公司配给的车顶,在车尾有“为乘客服务”字样的布帘,只是没有具备出租运营的三证。
在北京市,曾经黑车盛行一时,这段时间更是猖獗。黑车没有发票,没有给顾客办理人身保险,大部分的车祸为黑车所造成。黑车更是大胆宰客,遇到外地来京人员,一不小心就是当头一刀。黑车扰乱了交通秩序,更加破坏了出租行业的风气,黑车不打击不行,整个北京市都在打击黑车。
我和蕊决定冒此一险。
晚上10:00我藏好新买的的手机及微型录音采访机,穿上一件旅行用夹克衫,装扮得活像一个外地人。蕊把披肩发扎成了两条鞭子,环绕在脖子上,然后背上一个旅行小包。我拉着她的手去北京西站附近寻觅黑车,看起来没有人会怀疑我们俩是来京游玩的夫妻。
“看,那辆肯定是黑车,没有顶灯,也没有计价器。”我把手猛地伸了出来,一个劲地向那辆车挥动。
“去紫竹院附近的任一宾馆。”我和蕊钻进车内,她坐后座,我坐前边和司机在一块儿。
“你们来北京旅游,是吗?北京好玩喽,有天安门,有长城,还有故宫……”司机开始聊开了。
“是啊,北京是咱们国家的首都,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来北京,不到长城,那实在是太遗憾了。”我和他瞎侃起来。
我在寻思着采访之事,我该怎样进入今天的采访话题呢?
“听说现在北京的黑车很多,一不小心就坑人,是吗?
我试探着抛出此话题。
“嗨,黑车,黑车是多了一点,满街都是,他们不干这个,他们干啥?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家,他们也要吃饭,政府又不批准他们开正规车,饭碗又丢了,难道他们去要饭?”
这个司机听了我的问话激动起来,在他心目中,开黑车是万不得已的事。
“照你这么说,每一个下岗的人都必须来开黑车,那么国家的交通治安不就乱套了。黑车无牌无照,怎么能保证每个司机不借机犯罪坑人呢?”
“这个我不管,我只知道是政府让我丢了饭碗,我向社会讨回我的那一份,是天经地义的。”这个司机变得粗暴起来,好像没上过几天学,它气挺大的。
“听说现在北京正在打击黑车,你们不怕吗?一次要罚款好几千元吧?”我换了一种关心的口吻。
“是啊,报纸、电台都在叫喊,交警、公安也在行动,搞得我们不得安宁,这叫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活啊?”
听了他的话,我又好气又好笑,黑道之下也有苦恼。
“我最讨厌那些破记者,整天围着我们团团转,他们自以为他们是神仙。老子哪一天逮着他们非得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他们要抢我的饭碗,我就要给他们好看!”
老天,他莫非开始怀疑我了,我真有点紧张起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还不要紧,可后边还坐着一个娇小姐蕊,怎么办?我总不能掉入黑窝?
也真他妈见鬼,我的呼机突然“嘟嘟嘟”的响起来了,一看是报社老总呼我。我只好掏出手机,接通老总的电话。
“喂,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是公安还是记者?”这个司机已经怀疑我们了,看他的眼中渐渐露出凶光,我知道大事不好。
“我们是游客,不是公安也不是记者。”
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个粗鲁的司机猛踩油门,方向盘也顺势扭转了一个90度的角。很快我们被带到了北京西郊的一个无人区。
“现在你们请下去,的费就不收你们的了,以后别让我碰着,否则……”说完,他驾着那辆有点破旧的黄色面包车一溜烟跑远了。我本想记下车号,可惜夜太黑,什么也看不清。
我们俩像夜渡的远古商人,在这死黑一片的荒郊中摸索。夜,阴森森的,此时此刻更显凄凉。远处的汽车声也是隐约可闻,偶尔传来一两声野鸟的叫声。我们俩又像是离群的大雁,此刻正被抛弃在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中,想飞也飞不高,想跑也跑不动——怎么办呢?怎么逃出这个是非之地?
走回去?这么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往哪走?朝哪一个方向我都搞不明白,到时南辕北辙可就更惨了。那只有等,等一些过路的车?这也是不可能的,当初车来这儿根本就不是走正常的车道,七弯八拐的,到这儿时根本就没有路,四周是荒坡。
“我怕,我冷,快带我走啊……”说着,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也冷,我也害怕呀,我何尝不想早点脱离虎口呢?可是蕊,蕊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我没有保护好你,我没有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我能不自责吗?
“那我们还是以原地为中心,划上一个“十”字然后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摸索,我想这样做一定能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找到回学校的路。”
只剩下这种笨办法了,蕊含着泪跟着我吃力地在野地里摇摇晃晃地走着。
这个“十”字,我们试了三个不同的方向,每次都是沿原路返回,到中心点后再次另试其他方向。我们就这样艰难地走着,爬着。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我们见到一条柏油路。如果不仔细看,还一定以为是一条黑色的河,当我踏入这条“河”时,甭提心中有多快活。
“喂,停车!我们是学生!”
不远处驶来一辆从外地进京的货车,好像堆满了集装箱。我和蕊不顾一切地大声喊叫起来。
车终于停了,是一辆装“康师傅”方便面的大型货车。车主是一位老实的中年人,他把我们拉上车。
我们在公主坟(北京的一交通要道)下了车,车主硬是拿着20元钱要塞给我们,说是拿着去“打的”回校。我们怎么能要他的钱呢?他救了我们,已是天大的恩赐了,我们应该好好报答他才对。
这位车主算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一个,多年以后,我还会记起他,记起他在北京的郊区救起两个误入迷途的大学生。
那天晚上回到学校,已是凌晨四点了,蕊的宿舍早已锁门,进不去了,我只好陪着她在冷风中熬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