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社会的重建之路
西方国家有一种感觉，“期望与梦想的辉煌历史”已经谢幕。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都已接近停滞，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欧大部分国家则从90年代后期开始。尽管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主要在美国取得）给很多人的印象是，这种进步是地方性的，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从1972年开始降低，到互联网革命全面展开的1996年才有显著回升，在这波浪潮于2004年结束时再次下滑。生产率的退步造成了广泛破坏。员工的报酬增幅很小，劳动适龄人口中的白人男性的就业率从1965年的80%下降到1995年的72%和2007年年底的70%，黑人男性的就业率下降幅度更大。总产出因为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投入数量两方面的因素而减速。私营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品产出受打击尤其严重，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的16%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14.7%和21世纪前10年的14.3%。消费品产出表现更好，但就业数量与投资品部门的关系更紧密。
要重启这个期望与梦想的制度，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很少被讨论，近年来的危机吸引了全部关注。不过，若干国家头上笼罩的财政危机阴云可以追踪到经济停滞的根源，包括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在金融危机中，银行的误判加速了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膨胀，也鼓励美国官方鼓吹和加剧了房地产泡沫。
财政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增长，在略有加速的几年时间之后，增长率在21世纪初再度下滑，美国已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缓慢发展水平。这使大幅增加税收收入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而政府却还指望用它应付“婴儿潮一代”对社会保险福利的巨大需求。那么政府是否采取了增加税收和减少支出的手段以应对这个紧急局面呢？没有，政府进一步扩大了资金缺口。在美国，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政策使政府收入每年减少了6 000亿美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同时以“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将退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药品，增加了数万亿美元的福利支出。在欧洲，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限额从1999~2000年的1.5%到2003~2005年的4%（意大利和法国）。如果考虑到福利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的日子正在快速来临，真实的赤字规模还会高得多。政治家们并没有选择增税来为庞大的福利支出准备资金，反而通过减税讨好选民，这在财政上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行为极其恶劣，因为失业率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虽然略有上升，却并不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正常水平，而较高的失业率才是在财政困难时期继续执行赤字政策的理由。财政上的不负责任还导致汇率的弱势，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下降（尽管有贬值因素），股票市场低迷，产业投资不振。企业有庞大的储备，却不愿投资，它们担心过去的低税收导致未来的高税收。
金融危机的背景是增长率低迷，以及由此导致的失业和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减速后，欧洲的几个国家并未控制其财政赤字，只要欧洲的银行愿意以低利率购买其债券，它们就继续执行赤字政策；对银行而言，只要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继续被评级机构列为AAA级，由于持有此类债务的资本金要求极低，它们自然也就乐于购入。美国政府不但自己借入资金，也鼓励其他人增加借款。政府诱使住房抵押市场上的政府扶持企业和商业银行提供低利率的次级抵押贷款，还鼓励数额庞大的学生贷款。只要房价继续上涨，政府扶持企业、银行和其他贷款人就继续满足投机者和新购房人的资金需求，完全不考虑风险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失业率上升，达到顶点后下降得非常缓慢。人们对此展开了广泛讨论，为什么接近8%的高失业率降幅如此微弱且缺乏规律，似乎难以回到7%之下——远远超过1995~1996年5%的常态和1965年4%的更以前的常态？经济学的正统理论在解释就业乏力时除了提到短期繁荣外，完全没有考虑到1970年后的长期停滞现象。粗鲁的凯恩斯主义者鹦鹉学舌地谈论“总需求不足”，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不足”没有伴随着通货紧缩，忘了他们的教科书里说的通货紧缩是总需求不足的标志。供给学派则抨击“高”税收，完全不顾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和2003年两次大规模的减税后就业率仍未提高的事实——就业情况只是在他鼓吹房地产泡沫后才有所改善。不过，把就业低迷归咎于消费者的支出不足或者所得税税率过高似乎都非常奇怪，因为还有太多其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技术对供给的推动作用减弱；退休抑制了供给；居民家庭获得的社会福利和税收减免（包括现有效应和预期效应）突然增加，进一步降低供给；未来的财政压力极大地推高了利率水平。所有这些因素对商业信心的打击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商业资产（从机器到顾客和员工）的估值下挫，足以完全或大部分解释目前的经济衰退。只有微弱的创新流能稍微缓解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
凯恩斯主义者继续主张增加政府支出，而供给学派则继续主张降低税收，只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低迷现象没有改变，这当然会导致高额的财政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及福利负担）。这些人对此并不担心，因为在他们的模型里公共债务规模的增加不可能快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长将永远持续，暂停之后会重新增长，向来如此。他们不能理解停滞是可能发生的，实际上，他们也并不理解停滞的对立面，即经济活力带来的繁荣，也是可能出现的。
就生产率和工资停滞的问题及其对就业的影响，这些正统理论并没有提出任何政策建议。他们的模型构造是为解释在长期增长趋势中，短期财政干预措施如何平息短期的周期波动，而非说明停滞是经济活力的突然变化所致。
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应对只是用不必要的工作缓解症状，将福利和减税作为权宜之计。索尼公司负责人霍华德·斯金格（Howard Stringer）在2011年3月接受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采访时说：“照顾乘客和船员当然是对的，但必须有人挽救轮船！”在小布什的两个任期和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的政策措施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以扭转创新和生产率的低迷，而这种低迷已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包容性的退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政策制定者没有如他们设想和宣传的那样采取任何动作，以重振曾鼓舞西方国家进入全盛时期的“期望与梦想”的精神。
西方国家要恢复进入停滞期之前的就业水平、包容度和工作满意度，必须找到办法结束这种停滞状态。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其解决办法的确应该是加速“创新”。然而这个术语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关于各个国家应如何增强创新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寻求合适的加速创新的政策，要求各国对现代史上的创新根源有基本的理解。
本书视角的新颖之处在于关注草根阶层的创新及其背后的社会价值观，并强调由此增加的工作生活的回报。我相信，这种视角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进入当前状态的历程。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回归探索、挑战和表现精神，恢复发现和创新活力的道路，这些才是西方国家最深层的发展成就。
本书一开始是对现代经济的历史记述，从19世纪的兴起到20世纪的挣扎，特别是那些拥有草根阶层的本土创新活力的国家。最初，我希望通过本书理解创新浪潮背后的现代社会的核心力量，相信这种理解有助于支持现代经济制度在某些国家的发展与延续。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我认识到现代制度已遭到严重打击，现代经济及其带来的“辉煌历史”都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本书不但讲述了现代经济近两个世纪前在西方国家的崛起，如物质成就、经济包容和人文繁盛，而且还必然联系到现代经济的衰落。在美国，这一衰落始于40年前：增长率的长期低迷、包容性的下降（首先是工人阶层，然后扩大到中等收入阶层）和工作满意度的降低。这些现象都是经济活力和创新率下降的症状。在欧洲，自主创新的消失发生得更早也更严重，但被海外技术的引进掩盖。最终是美国的创新水平下降导致欧洲的发展受到重创，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本书在分析背后的原因时，既关注促进或制约经济活力的制度，也重视不同价值观的影响。
现代经济的活力依靠一系列现代制度。在私营部门，财产法和公司法的进步让那些希望成为创新者的人能够快速创办和关闭新企业，不需要顾及社会上其他人的看法。股票市场、银行和专利制度给长期项目提供了支持，以鼓励大大小小的创新活动。在公共部门，某些制度和政策着眼于长远发展。美国在那几十年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扩大了能用于投资和创新的资源：给长远项目提供的贷款，给先锋拓荒者提供的土地，解放奴隶，以及保护投资人和债权人的法律等。当然也存在政治上的腐败与渎职，但并未抑制企业的发展与创新。这一切都改变了。
如今，曾经的现代制度中充满腐败。除政府外，产业界和金融界也流行急功近利的观念。在私营部门，首席执政官不关注企业的长期利益，共同基金在持股时也只追求短期回报。其结果是，几乎所有创新都来自老牌企业和老牌产业之外——新兴企业和天使投资人。这种急功近利减少了创新的供给——创新所需要的创新精神、风险资本和敢于冒险的终端客户都在萎缩。在公共部门，社团主义思潮已从欧洲蔓延到美国，并转化为委托关系、裙带关系和共同堕落——贪污受贿只是最轻微的表现。社团主义还造成监管、拨款、贷款、担保、税收减免、企业分拆和专利延长等现象的泛滥，主要目的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政治客户和亲信密友服务。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剥夺了外部人的机遇，拥有新创意的人难以进入市场。所有这些进一步减少了创新的供给。还有，社团主义政府与政治支持者和游说集团的交易，压缩了留给创新者的市场空间。在过去10年，大银行、大企业和大政府形成的集团造成美国的家庭抵押贷款膨胀，并引起欧洲若干国家的主权债务和福利规模失控。美国与欧洲一样也形成了并行经济，其动力源泉是政治精英们的创意（先不管其动机是什么），而非商业创意。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创新收益，从而降低了对创新的需求。
本书还见证了传统价值观的起伏——从前现代时期起就试图约束和压抑新生的生活态度和信仰。在广义的现代时期，从16世纪开始形成了一整套现代价值观，它唤起了人们对创造、探索、争先和留下独特印记的愿望，为争取最大个人实现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从而点燃了草根阶层的创新活力。人们拥有创造新事物的想象力和独立思考的判断力，新老思想的交锋可以提高理解力。个人财产权有助于经济发展。每个人也都拥有为自身利益、自身财产而工作的权利，而不是为其他人的目的（社会的目的或自己配偶的目的）服务的手段。如果现有的企业和在职员工必须与新企业和新人竞争，经济发展就会得到促进。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及其不断提高的期望使未来呈现出不确定性，因此现代社会对我们的行动是开放的。在某些国家，现代观念压倒了绝对论、决定论、反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和家庭至上论。少数幸运国家在19世纪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直至20世纪走向衰落。这些到现在也都改变了。
如今，现代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的平衡点在总体上似乎已大幅后退。在那些坚持现代价值观的国家，其强度和流行程度可能没有下降。少数调查结果显示，现代价值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1世纪前10年还有所进步，这似乎是互联网泡沫的兴盛期所致。然而调查数据表明，传统价值观有强烈回升，其中当然包括家庭价值观和社团价值观，还有某些古老的伦理观：因循守旧，不采取任何可能伤害他人的行动（例如竞争），以及在市场或政府造成的每次不利情形中要求赔偿的权利等。
还有证据显示，这些传统价值观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有所加强。家庭价值观和社团价值观的复兴打击了企业的部分创新精神，要求企业更加重视社区和家庭生活而更少关注利润。随着利益相关者思潮的兴起，任何打算创办创新企业的人都必须注意，企业的财产权利需要被各种势力稀释，包括员工、利益集团、律师以及社区代表等，这些人坚信他们对企业的生产成果拥有合法的“权益”。许多雇员认为，只要他们能对企业利润有所贡献，或者企业的其他部门产生的利润能弥补自己部门的亏损，不管其他许多人拿少得多的工资也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他们都有权利保留自己的职位。随着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的复兴，希望通过成功创新获取高额利润的企业家都必须注意，所有的利润都必须被企业所得税分割。各层级的收入将保持同步，如果高收入者的所得提高，适用的税率结构也将上调，使中产阶级也能分享好处，以至于税率的提高将导致高收入者反而在绝对收入上受损。这种向前现代时期的财富固定化社会的倒退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在欧洲的社团主义社会却没什么影响，因为高额税收已经让人们很难致富了。这种影响使美国的年轻人放弃了先辈的创造与发现之旅，转而寻求银行或咨询工作。伴随着前现代文化兴起的还有古老的权利观、自以为是的态度、因循守旧和对集体的依赖性——“行动”（撒切尔和森关注的领域）的活力明显下降。因此，即便现代价值观依然存在，前现代观念对产业界和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增强。这些分析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美国如何失去了部分经济活力和自主创新，以及欧洲更早出现的类似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