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差异的制度原因
对最近几十年西欧国家经济发展不同维度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大企业、大工会和大政府（加上其他有影响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市场运转拥有否决权的社团主义制度，在实现若干目标方面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类似的效果。这些研究者认为，欧洲国家不断地向市场中注入各种障碍，显然是因为它们相信由此造成的成本并不大，或者是值得的。某些经济学家曾推测，就业保护法有助于解释18~22个西方发达国家中有几个的经济表现相对较弱的现象。其他人则猜想，某些国家因过于重视由工资税支持的高失业保险导致其经济表现不佳。还有研究认为，大工会和大产业协会对工资和其他很多事务开展的集体谈判具有显著的破坏作用。有人认为，增值税税率和劳动收入的平均所得税税率也是可疑因素——其测算手段是税后工资的降低幅度，或者工资需要负担的社会保险福利的规模。还有的研究者关注了缩短工作周和工作年的课题，以及对进口的保护主义干预措施。一个更明智的假设是，拖累欧洲国家的并不是社团主义经济，而是它们继承的罗马法传统不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普通法传统有效。问题在于这一假设目前没有结论，很多证据具有欺骗性，相关关系只是偶然事件，缺乏因果联系。我们感兴趣的课题是社团主义经济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活力上的差距，及其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而就业保护法、失业保险福利和增值税在这个背景下可能没有什么说服力。
本书的主题是，与相对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采纳就业保护法和其他社团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最初的制度环境就更落后（至少不算先进）。社团主义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结构和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差异是其经济活力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满意度：社团主义经济的工作满意度较低，主要是因为未能充分发展出高经济活力所需要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该结论与大多数经济研究的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研究者认为，社团主义国家通过采取就业保护法、失业保险福利以及高增值税等措施，给它们原本很完美的经济体制加入了破坏性因素。经过从芝加哥大学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们的宣传，此类观点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原则，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能防止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等破坏自由市场、价格和工资体系，就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消除和避免对竞争的干预就足以实现理想的发展，这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亚当·斯密及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也都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的时代，经济表现（甚至最理想的经济表现）只关系到生产率和就业。然而，这些新自由主义制度是不适合现代社会的。自现代社会开始在首批现代国家播撒并点燃创意的火种，培养出具有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的经济体之后，如果不具备高度的经济活力，一个国家就谈不上出色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经济文化鼓励新商业创意的构思者，推动企业家开发这些创意，勉励员工长时间地认真工作，并保护愿意给企业投资或借款的金融家，保护愿意尝试新产品的消费者或其他最终用户，就不可能有充足的经济活力。许多这类制度（保护合法权利和程序的无形的基础设施）在17~18世纪的重商资本主义时期就开始形成，但它们也起到了支持创新的作用。
在我们看来，19世纪出现在各国的现代资本主义拥有这些旨在鼓励和促进创新的新制度，例如设计精巧的专利和版权保护体系，还拥有其他旨在鼓励参与者承受探索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的制度，例如有限责任制度、在企业失败时对债权人和所有人的保护，以及保护经理人免受股东诉讼的制度等。类似的是，现代经济的某些文化要素也起源于更早的时代，例如古希腊对美好生活的定义。而现代道德观只是在巴尔赞提出的“现代时代”来临后才萌芽并成长起来。这就是我们提出的理论，它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工作满意度以及经济活力的差异？
我与吉尔菲·索伊加（Gylfi Zoega）在2012年开展了一项广泛研究，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哪些方面决定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工作满意度。我们首先注意到，在若干制度类型的强度和广度方面，各国存在差异。某些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爱尔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在其他国家则相对薄弱。例如，弗雷泽研究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很多经济体进行排序，反映各国在“法律建设与产权保护”领域的评分。一个国家的评分是这个领域内的若干制度测量值的平均值。结果显示，爱尔兰和加拿大在1995年分别排在第8位和第11位，英国和美国分别是第14位和第15位，在靠后的位置上有比利时（第24位）、法国（第25位）、西班牙（第26位）和意大利（第108位）。排名靠前的多为北欧国家：芬兰（第1位）、挪威（第2位）、德国（第5位）和荷兰（第6位）。当然产权制度只是能够解释工作满意度差异的制度之一。
资本主义的核心还包括三类金融制度：第一类的代表是资本进入指数，由米尔肯研究院编制，依据的是反映“资本市场宽度、深度和活跃度”的指标；第二类是选择在有组织的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公司的数量，以在整个经济中占全部企业的百分比表示；第三类是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的市场价值，称为股票的市场资本化价值，以市场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表示。鉴于近年来出现的所谓公司治理问题，这些制度对于创新的作用可能会受到质疑（从第九章开始要对现行制度的某些严重缺陷展开讨论）。不过，即使是非常不完善的制度，如果能同时帮助新旧企业通过上市或增发股票筹集资本，那就远远超过没有公共资本市场的制度。起步时规模很小的新企业在开发某些新创意时往往具有重要优势，而由家族控制的永远长不大的企业通常只能靠利润再投资或借款维持，时不时地还要申请破产保护，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创新型企业的宝贵资源。那么数据的分析结果如何呢？我们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发现，这两类历史悠久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获得和证券交易所）的衰退会影响工作满意度。杰斐逊倡导的创办小企业的自由对社会有益，而支持这些企业成长的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制度（如现代资本主义诞生时的制度）的普及和运转效果是否也会影响工作满意度？尽管对许多制度（例如专利法）的运转效果的测算存在一定的挑战性但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通常来说，激进的新观念更容易在新企业产生，打破封建时代和商业时代中创立新企业和形成新产业的各种障碍，是建立有效运转的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制度准备。美国是在摆脱乔治三世的严厉压制、实现独立后才取得的这些成果，所以在概念上，取消政府审批制度的进步（如果有这方面的测量数据）可以帮助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工作满意度。这个领域的很多制度具有离散性和异质性，很难用量化指标测算。因此我们通过一些案例说明也不算太离谱。eBay网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在2005年对法国普罗旺斯区埃克斯市的听众说，他不可能在法国创建公司，但他没有说明原因，或许是因为不太方便讲。另一位著名企业家最近告诉英国首相卡梅伦，由于英国缺乏某些关键制度，因此不可能在那里创办企业。
现代资本主义运转所需要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公司法：给公司提供面向债权人的破产保护，为公司提供防止经理人内部交易的保障，为公司提供防止雇员玩忽职守的保护，以及限制公司对雇员的苛刻要求等。历史上曾以“产业自由”的名义在一定程度上描述过这些概念，例如在前现代时期的原始资本主义中，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通过雇佣合同请人收割作物。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公司和个人需要开展合作，各自投入资金或时间，很多工作任务是他们事先无法预见的，有些是紧急情况，有些只会在将来出现，因此雇员和雇主不可能在合同中把所有可能性都考虑进来。于是在合同未能覆盖公司经营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时，就需要法律对冲突的解决做出规定。如果缺乏这种法律支持，企业家或投资者可能会对新产品的开发举棋不定，因为发展前景的不可预见性需要他们招募或解雇员工，用更优秀的人才替代不合格的经理人，而法律不完善会给这些操作增加麻烦。创新并不总是会产生破坏作用，但回避破坏的做法会增加获取创新资源的难度。
最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是显著影响致力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因素。保守主义者依靠有限的数据和特定的理论跳跃式地得出结论：除极少数情况外，任何给政府赋权的经济政策的成本都高于收益。理论上可能有过这样的推测，认为政府对产业部门的各种干预（如多生产谷物、少生产布匹）对重商资本主义时代的田园经济是有害的，但从来没有人认为，教育投入的增加或减少会使创新偏离最佳均衡状态，或者会完全妨碍创新。我们其实并不清楚，某些具体的政府行为对经济活力乃至工作满意度会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对于此类问题，往往有条件开展研究，并可能得出引起我们反思的结论。例如，前文提到的工作报告就显示：旨在促进弱势群体就业和提高自立程度的向低收入者提供的补贴（如美国的所得税抵扣政策）可以提高工作满意度。原因可能是，使这些边缘人群融入商业社会，有助于发挥一大群人的创造力，他们的天赋在以前通常找不到用武之地。
福利国家制度也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还发现，在社会保险方面（医疗和养老，不含教育）政府支出水平较高的国家并没有压低工作满意度的迹象，当然这一发现可能是受了某些特殊国家的数据的影响，如石油资源丰富的挪威和音乐传统深厚的奥地利。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曾在1803年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中分析了大政府引发的问题。他的大意是：
企业家们的心思本来是用在产品和工艺的改善上，以促进收入增长，但如果政府采购渗透入整个经济体，那企业家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转向，去考虑如何发挥政治影响力，以争取政府的新合同，进而战胜竞争对手。因此，政府消费水平过高会使一个国家丧失部分经济活力，从而也会降低工作满意度。
然而，这份报告并没有发现，所有旨在保护雇员和产业的社团主义干预都能够提高工作满意度。社团主义者相信，增强人们的安全感有助于增加满足感，这似乎是个错觉。研究数据表明，监管制度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尤其是信贷市场监管（如利率控制）和产品市场监管；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对雇用和解雇的监管也降低了平均工作满意度。其他一些社团主义制度（如希望保持较大的出口盈余，以负担对外国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利息和分红）可能有助于这些国家吸引外国投资，并引入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但如果证据属实的话，这些社团主义政策依然会造成工作满意度下降。
国别差异的文化原因
前文提到，一个经济体包含经济文化和整套制度，对现代经济而言尤其如此。熊彼特在194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说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他强调的是由此而来的习惯和标准，而我们提出的命题是文化的基本要素（即主流态度和信仰）对人们与他人合作中的敬业投入和效果会产生影响，这两方面都关系到工作满意度。此类态度和信仰经常被称为价值观。经济文化还包括在企业里形成的态度等，例如经常有人谈论谷歌这类优秀公司的企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