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挑战者，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表现如何？上文提到，俾斯麦领导的德国拥有某些社团主义要素，经济表现不错，当然这一成功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社团主义还很难讲。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领导的社团主义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的表现也并不比美国和英国出色。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延续至今的新社团主义或新社会主义呢？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它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产生的后果和影响。
本章将分析新社团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后面几章则将继续讨论，根据一个重要标准，完全不同于社团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经济具有显著优势。但首先我们需要证明，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经济没能实现各项社会主义目标，为什么社团主义经济也没有带来其鼓吹的好处。
社会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社会主义的内涵很丰富，其核心是对一系列企业实行社会所有制：人们通常认为国有制较为普遍的国家比国有制较为少见的国家的社会主义程度高。在最基本的社会主义形态中，国有企业主要限于医疗、教育和某些保险产业，在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国有制的范围则更广泛。
因此，我们希望用数据检测社会主义关于国有制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张。幸运的是，从20年前开始就有关于国有企业规模的统计，199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了国有企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在我们重点关注的发达国家中，1986~1991年国有企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为法国10.0%、德国7.1%、意大利5.6%、西班牙4.0%、英国3.0%（撒切尔执政之前是5.9%）以及美国1.0%，另外还包含两个小国：奥地利（13.9%）和葡萄牙（14.2%）。1989年，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在其著作《自由和企业家精神》（Liberal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中做了范围更广的估计，另外除产出的比重外，还加入了某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全部雇佣关系中所占比重的数据。这些计算表明，在1978~1983年，法国仍然位居榜首，意大利和奥地利紧随其后，其次是瑞典和芬兰，再次是德国和英国（在撒切尔削减国有企业之前），再次是挪威和加拿大，再次是澳大利亚和丹麦，最后是西班牙、荷兰和美国。
大多数支持组建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人（所谓进步人士，不管他们的收入是否属于中低阶层），都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并稳定就业。在提供就业机会这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企业比资本主义企业更倾向于雇用和挽留处于长期失业危险中的边缘工人，也更愿意在面临经济下滑时留住工人，从而可以避免就业周期的大幅波动。但这两点即使成立，也不能推导出最终结论，因为在萧条期里，现代资本主义中新创立的企业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弥补老企业裁员造成的就业减少。
社会主义程度高的经济体更有利于创造就业，这个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辉煌增长时代得到了一定印证。利用经合组织计算的“标准化”失业率，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在1960~1973年为4.4%，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明显更低：德国为0.8%，挪威为1.3%，法国为1.8%，瑞典为1.9%。那段时期，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总体上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6%。但在随后的几十年，这个美好印象被打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有西方国家的失业率都大幅提高。欧洲能够从外界借鉴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已经不多，劳动力供给和企业投资双双收紧。美国则因为不同的原因遭受了较温和的收缩，创新活动从很高的水平急剧下降——这将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详述。到1995年，较大的几个国家中，失业率最低的是美国5.6%、荷兰6.5%、英国7.0%（1997年）和德国8.2%，失业率最高的是西班牙22%、意大利11.7%和法国10.3%。因此，不能就此认为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表现出了失业率较低的普遍趋势。它们完全可能导致较高的失业率，只不过通过积极干预相对控制了这个趋势。大多数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德国、芬兰、法国和瑞典）都有宏大的旨在减少失业的政府项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高失业的倾向。相反，大多数社会主义程度较低的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几乎很少采取此类干预措施。
在传统上，社会主义除了保证劳动者的低失业率以外，还有利于劳动力的高参与率。然而劳动参与率（劳动者占全部适龄人口的比重）的数据并没有显示社会主义和参与率有什么关系。经合组织2000年6月的《经济展望》（Economic Outlook）估计了一些重要国家在1995年的劳动参与率：美国为76.9%，加拿大为75.8%，英国为75.3%，德国为71.2%，法国为66.7%，意大利为57.4%。另外两个国有制比重小、劳动参与率高的国家是丹麦（80.2%）和荷兰（77.7%）。因此，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作用。这个命题的反命题似乎更有可能成立，只有两个国家例外：国有制比重较高的奥地利的劳动参与率较高，为76.5%；米拉诺维奇的数据没有覆盖的西班牙的国有制比重较低，劳动参与率也非常低，只有61.5%。
在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两个指标上令人失望的表现说明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实现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经常提到的经济包容性的目标：把适龄人口纳入主流经济活动，以便他们正常参与社会生活。某些社会主义领导人抱怨说，这是因为他们需要克服“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障碍，但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欧洲大陆国家才面临文化、种族和民族多元化的问题，美国社会的多元化问题显然更严峻。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引发社会主义运动的对商业活动的厌恶本身就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还可能是因为，在工作环境盛行官僚主义的国家（典型的就业类型就是待遇平平、较为枯燥的邮电局内勤工作）容易出现低劳动参与率和高失业率。这些国家的大量劳动适龄人口宁可在家里忙家务，或者到非正规部门或地下经济就业。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电影《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场景，在“二战”末期和之后的岁月里，德国女性逐渐加入经济生活，但是当她们的收入足以负担子女、厨房和教堂的需要之后，社会主义无法阻挡她们回归家庭。
对于某些国家在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方面令人失望的表现，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对于可支配收入来说，这些国家的居民拥有较高水平的家庭储蓄。以21世纪初为例，在经合组织的大经济体中，储蓄较多的国家包括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而劳动参与率由低到高依次为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储蓄率最低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而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则是加拿大、德国、英国和美国。最直接的因果关联是：高储蓄促成高财富，导致休闲需求增加，人们因此较晚加入劳动队伍和较早退休。不过只有西方七国才有居民财富方面的数据。一个间接的因果关联是：居民财富较多，给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由此可以免费提供很多福利，削弱了工作激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就曾引用已故的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的话说：“欧洲人太富了，所有人不参加工作也可以得到工资。”
在就业领域，社会主义者声称的其他优越性还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工作稳定性更高。他们的理由是，由于缺乏创新，换工作的现象较少，因此更稳定。然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却不愿意接受缺乏创新这个假设来证明社会主义在就业上的优越性。我们其实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经济有大量创新甚至做得更好，给企业的创新项目设置了某些障碍，但同时可以更好地开展长期项目。不过，大多数观察家在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看到的都是缺乏活力的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崇拜者会说，由于制度本质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拥有资本主义所缺乏的平息周期波动的关键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给人的印象是，资本主义的确缺乏此类政策工具。美国经济急剧下滑，然后是漫长的“大萧条”，政府的货币工具却由于需要维持黄金价格而捉襟见肘，直到1933年金本位制最后崩溃。当然，这些货币工具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足以对抗结构性的变革力量，例如，将劳动力从建筑业和农业转移到汽车制造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上。而在2008~2009年的危机中，美国吸取了上述教训，各国的货币当局并没有通过出售黄金阻止金价上涨。20世纪30年代的政府也没有什么财政工具对抗失业率上升。工程师出身的胡佛总统从未想到要接管私营产业，只是寄希望于大规模的水利和水电项目建设。不过，保守主义还是制约了美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建大坝和岸堤。就业问题最终被扔回给现代经济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中央政府在面临衰退时可以命令国有企业维持甚至扩大投资，似乎花再多的钱也没有关系。中国在前不久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就做出了这种反应，要求地方政府打开资金阀门，为更多的建设项目注入资本。
然而，最近几十年的经验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对经济波动有更强的抵抗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1985年，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经济体经历了剧烈的就业波动（其他经济活动指标同样如此），简直称得上“第二次大萧条”。不过欧洲人并没有广泛求助于财政工具，面临类似衰退（程度先不论）的美国却动用了胡佛时代不为人知的财政工具——增加投资税收扣除和降低公司所得税，并推出了一些新工具，例如，保持收入中性的边际税率下调和增加工资所得税扣除。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的美联储的货币工具则将目标放在控制通货膨胀上。在全球经济下滑的2008~2009年，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对抗衰退方面又一次表现得极为谨慎。目前还很难判断到底哪边遭受的衰退冲击更严重，是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欧元区国家，还是美国。
如果说有一个维度，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具有优越性，那应该是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及其产生的效果方面。经典的社会主义主张实现完全就业和缩小工资差距，而后期的社会主义则关注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法国、芬兰和瑞典）和程度普通的国家（如德国、丹麦和荷兰）都采取了向所有人提供免费服务、缩小消费水平差距等办法，降低了社会不平等程度（如缩小最下层的30%与最上层的30%的差距）。然而，这些国家的工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并不是政府通过支出和税收进行再分配的结果，而是之前的差距就相对不大，例如它们的税前收入的差距远远小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而且北欧国家的居民同质性很高。剩下的还需要解释的大部分可能是因为缺乏创新机会，从而较少人致富。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到约翰·罗尔斯，各种派别的道德哲学家都反对以所有人的成本为代价缩小差距的做法。然而，这些争论并没有抓住最关键的环节。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社团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普遍出现了经济包容度下降的现象，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对此做出了强烈的政策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和法国的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实际上还有所提高，意大利和瑞典则下降了一两个百分点。荷兰则是另一个极端，没有采取太多干预措施，放任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下降了10.5%。英国和美国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也分别下降了8%和6%。令人惊讶的是，逆势而动地推高相对工资水平的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的低级能工人的失业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增幅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基本上控制了相对工资下降的意大利和瑞典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荷兰的失业率增幅最小。最明显的失败案例是社会党领导的法国以及向“社会市场”求助的德国，它们采用了愚蠢的应对策略，例如用法令或者工会运动强迫企业给低技能工人提供更高的待遇。受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意大利和瑞典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阻止相对工资明显下滑。这些粗糙的策略产生的副作用是，企业能雇得起的低技能工人的数量减少，在工资水平上取得的社会主义的成果被就业人数的减少抵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