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差异能否对经济发展的表现产生可比的影响。最近的两项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大多数经济制度（暂不考虑政治制度）无助于我们目前对各国经济发展排名的解释。在解释各个国家的排名原因时，似乎仅用文化类的指标就能得到很好的结果，因为经济制度都是经济文化的表现形式。但有个例外，即经济制度所允许的“经济自由”度很关键，包括投资、创新、竞争和产业进入的自由等。
我们以上利用很短的篇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对主要观点做个小结：与活力主义不同，对财富的追求并不是与现代经济几乎同时兴起的新文化潮流的要素。我们只能说，在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财富曾被视为不洁之物。在商业经济时代之后，追求财富以及从中获得愉悦才被社会接受，并鼓励商人们不断扩张市场、承担更大的风险。但对现代经济的勃兴来说，还需要有财富积累之外的、对生活的更多可能性的新感觉，并要求建立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缺失的拼图：人口和城市
本章讲述了某些国家如何建立起对本土创新至关重要的文化和制度。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由权利扩大、活力主义文化兴起和民主制度发展是现代经济崛起道路上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公司制的引入，特别是具有争议的有限责任制的股份公司，现代社会很可能不会取得那么显著的进步。更广泛地说，如果没有各种制度和政策为人们提供更大的经济空间，现代社会也无法立足。
不过这些论述还有所遗漏：为什么与相邻的19世纪（尤其是前25年的频繁战争之后的时期）相比，整个18世纪的创新显得微不足道？答案可能是，进入19世纪后，某些因素增强或放大了创新带来的微弱冲击，充分发挥了在18世纪后25年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民主制和活力主义的潜力。但产生这些放大效应的因素到底是什么，经济史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为什么创新出现的时间在英国、美国和比利时要早于法国和德国？我们无须借助托克维尔关于各国文化背景相近的印象也可以猜到，如果上述讨论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公司、民主、活力主义和经济自由）在各国具有不同的强度，能否完全或部分解释法国和德国的发展相对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现象。
一旦我们想到这个被遗漏的因素就会恍然大悟，那就是人口密度，特别是一个国家（除偏远地区以外）的劳动适龄人口。如果参与思考的头脑太少，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再好，也很难促成大量的创新。有人会问，为什么冰岛虽然人口稀少，却并不贫穷落后？答案在于他们对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的熟悉实际上已使该国融入了美国和欧洲的大经济体中。如果人口较多，又受到活力主义精神的激励，加上民主制度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带来的鼓舞，即使平均每个人可以产生的创意数量不变，新创意的总量也肯定会增加。此外，如果新产品和新工艺不是只为开发者个人服务，而是扩散到整个国家，那必将促进创新的增加：各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将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同质性较高的国家，如果以必要的制度和文化为基础，参与构思、开发、推广和尝试新创意的人数越多，人均的自主创新期望数量就越大。那么有人会问，中国的人口远超过英国和美国，为什么在19世纪或者更早时期没有产生多少创新成果？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755年的研究中指出，在18世纪的中国城市里有着数量众多的企业家，但严重缺乏开发自主创新或外来创新所需要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如果西方国家在今天的人均创新率高于100年前，那主要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创新活动，并不表明给定数量的任何小群体能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和新工艺。
人口增加的好处不但包括创新数量的增加以及能够被更多人利用，还在于在新观念和新产品冲击一个国家时，人口密度越大，创新在经济中传播的速度就越快，好比人口规模越大，疾病的传播速度越快、距离也越远。思想的传播与疾病的传播非常相似，人越多，受感染者越多。而且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大的市场，甲壳虫乐队可以在汉堡这个足够大的城市演出1 000场，但在利物浦就做不到。
有了足够的人口就能形成城市，仅仅依靠聚集效应，大家集中到一起会产生各方面的好处。人口继续增加还会催生第二座城市，如果土地不能成正比地扩大，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不但会扩大规模，而且数量也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很清楚，除了在较大空间内聚集头脑和增加密度外，城市还能带来某些特殊的好处。城市经济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面对纽约市的规划巨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推土机时，提出了下面这些深刻的思想：
人们聚集到城市这种规模大和密度高的地方来应该是件积极的事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大城市是多样性的天然创造者，是新企业和各种新思想的孵化器。大城市还是数量众多、业务广泛的小企业的天然的经济庇护所……依靠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它们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多样性，这是需要牢记的最重要的一点。城市的多样性本身就容纳和激发了更多的多样性……如果没有城市，这些小企业不可能继续存在……城市带来的多样性的基础在于，城市中有大量的人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其中又存在那么多不同的品味、技能、需求、供给和奇怪的念头。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评论说“厌倦伦敦就意味着厌倦生活”，这说明只有在城市里才能发挥创造力。不过雅各布斯的观点更进一步，指出只有城市才能孕育新的多样性和原创性，从而产生创新的可能。
历史上的人口数据对此能提供什么启示？它们能否支持以上论点，即人口增加如何积极影响新创意的产生和交流？它们能否帮助解答上述疑问，即为什么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创新直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依然十分贫乏，完全无法与19世纪中叶的创新热潮相提并论？人口规模的数据非常贫乏，我们只找到三个参考年份：从1700年到1820年再到1870年，西方国家（西欧及其衍生国家）在这三个时点的人口总数分别是8 300万、1.44亿和2.08亿。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1600~1700年的人口增长慢得多。人口的迅速增加对英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850万增长到2 100万，再到3 150万。美国在此期间更是成为西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100万增加到1 000万，再到4 000万。比利时的人口增幅超过100%，从200万到350万，再到500万。德国的起步较慢，但后来的总增幅也超过100%，从1 500万到2 500万，再到3 900万。法国的人口增幅不及100%，从2 150万到3 100万，再到3 850万。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世纪的城市发展。当时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已经算规模较大的，以这个级别为例，选择的对比时点分别是1800年左右与1846~1851年。在这段时间，英国的大城市从1个增加到9个，美国从没有增加到6个，比利时从没有增加到2个，普鲁士也从没有增加到2个，法国则从3个增加到5个。
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绝对可预测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与本章的分析完全相反，促进19世纪创新发展的各种文化和制度在18世纪都已成型，也没有足够多的人构思足够多的新创意，创新的起飞必须等西方国家的人口达到某个关键规模才能实现。
§§§第一部分小结
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都写过世界近代史，他们观察到1600年后的西方国家出现了封建领地之外的商人财富的积累，并由此产生了资本家。这些人建立了庞大的工厂，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中雇用工人。封建领主也很快把以前分配给农奴的部分农产品销售到城市里，这种相互运动成为把劳动力从农场推向城市的另一种历史动力。以上是对工业化的描述，而不是一种因果分析。不管在农村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体制，随着18世纪早期人口的迅速增加，城镇、城市、商店和工厂都蓬勃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韦伯对于工业化后果的分析也并不是特别高明，他们认为当时的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对此抱有复杂的感情。马克思宣称，尽管生产效率和资本存量在提高，工资却呈现下降趋势。但这个曾经是工人运动坚定信念的说法已悄然退出舞台，多项研究发现，工资水平在18世纪并没有下降，在19世纪更是快速提高，并延续到20世纪。马克思本人在1848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承认，他观察到的现代资本主义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继而，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19世纪的现代化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枯燥的理性化和无情的官僚主义化趋势。但如果他们的意思是封建领主制度下的传统经济给工人提供了很多自由活动的空间，那难免过于荒谬。曾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地方有过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人大部分都不会认为农村的情况好于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在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历史的常态。
直到今天，他们思想的传人才看到希望，“知识经济”（尤其是服务业）能创造期盼已久的可以充分“发挥才能”的工作机遇。后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将把人类的发展提升到工业化从未到达的高度。
本书的前四章采取了不同寻常的视角，讲述了不同寻常的故事。19世纪兴起的现代经济在物质和非物质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智力参与、个人发展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内在的包容式发展。杰出的成就来自新力量的崛起——经济活力。焕发这种经济活力的因素是新的经济文化，其必要的滋养物则包括代议制民主以及多次文化革命，如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巴洛克时代的活力主义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主义。代议制民主确保了财产权利，促进了自立精神和社会参与。利他主义、活力主义和现代主义则促使人们走向世界，通过创新活动寻找生活的意义。由此建立起来的文化和经济制度催生了人们从事创新的愿望和能力。最后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是有足够数量的人口。
但发端于英国和美国的现代经济似乎很随意地停止了扩张的脚步，德国成为最后一个现代化国家。为什么现代经济没有发展到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毫无疑问，自主创新在这些国家的某些产业的确有所发展，但困难在于这些国家的广泛活力的迹象表现得太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它们追赶领先国家的创新的结果。现有的证据尚不能证实它们有充足的自主创新活力。类似的持续争论会涉及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如今的中国大陆以及印度，它们的经济发展有多少源于自主创新，而非通过模仿和应用来追赶？这些经济体也取得了某些显著的创新成就，但很难测算其中的创新活动的广度和密度，当然对任何经济体都是如此。
显然，新兴的现代经济（至少是19世纪的新兴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不过现代经济与商业经济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商业经济实现了重要的贸易扩张和财富积累，但在生产率、工资水平、工作满意度和人类精神层面却鲜有进步，在创造就业数量方面可能也缺乏贡献。当然，所有在19世纪兴起的现代经济都代表着对16世纪和17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进，例如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遴选和促进推动创新的投资项目。但从根本上说，现代经济是属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有着更基本的贡献：这样的社会建立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由此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早焕发活力的世界上第一批现代经济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结合的产物。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现代经济的第一种模板，但并不代表会是最后一种模板。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国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关于一个国家能否建立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经济，继续拥有活力、致力于创新。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人在讨论：是否有其他一种或多种社会制度，也能在其基础上建设有足够活力的现代经济？他们还要探讨，在考虑到经济现代性的各种成本之后，现代经济是否依然具有正当性？现代经济是否值得拥有？有关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本身的正当性的问题，不但把欧洲变成了争论的舞台，还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将其变成了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