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始于19世纪20年代席里柯（Théodore Géricault）的画作《梅杜萨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就像施皮格尔曼所述，画中那些被狂风和大海折磨的幸存者遥望着救援船只，表达出复杂的情感——“从渴望到狂喜到怀疑和歇斯底里”。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的巨幅作品很快面世，对于其1834年的画作《阿拉伯梦幻》（Arabic Fantasy），E·H·贡布里希（E. H. Gombrich）评论说：“画中没有清晰的轮廓，也没有做作和约束……不反映爱国或者启示的主题。画家想要表达的只是让我们分享这一极度兴奋的时刻，分享大海的运动和浪漫给他带来的愉悦。”在英国，J·M·W·透纳（J.M.W.Turner）在一些划时代的作品中，如1801年的《大风中的荷兰船》（Dutch Boats in a Gale）、1842年的《暴风雪中的汽船》（Steamship in Snowstorm）以及1844年的《雨、蒸汽和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都明确地反映了现代商业活动的危险和刺激：
透纳是表现焦虑、骚动不安的运动的艺术家，他描绘的世界表面上似乎和其他同时代大师所画的一样，属于过去的、远古的、前工业化时代的星球，但实际上它正在被战争、工业和革命动摇。
这种浪漫主义就像海潮吞没软木塞一样将你横扫……17世纪画家范德维尔德（Van de Velde）的作品《起风》（A Rising Gale）描绘了大海，但《大风中的荷兰船》则让之前的绘画模式变得像玩具风车一般过时……透纳用绘画捕捉浪涛的运动和威胁，他表现的是大海的运动，而不是瞬间的图像。他使物体和能量具有了物质的真实性……而范德维尔德的作品似乎只是在计算机屏幕上创造虚拟世界一样。
透纳的绘画让你怀疑脚下的大地是否坚实。他的地球不是哥白尼之前的平地，而是在太空中旋转的球体……就像他的拥护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所言，透纳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画家”。
大海和火车成为那个世纪新兴经济的象征：强大、危险、难以驾驭和预测，但令人着迷和兴奋。
人们普遍认为，艺术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认为18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均衡秩序是机械和不人性的。浪漫主义转向表达直接的个人体验、想象力和渴望，这与经济模式的变革同步。在18世纪的经济生活中，生产、投资和职业的发展轨迹都基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确定或者说已知的，只有鼠疫或者发现新大陆这样偶然的外来事件才会造成冲击。在现代经济占据主导之后，经常出现产品类型方面的创新，生产和投资的决策需要发挥企业家的想象力。然而，同步现象也只是包括这些内容。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绘画是否反映了新兴现代经济体中工作生活的敬业态度和深刻满足？是否反映了获得渴望已久的工作或者证实新的商业创意的价值那一时刻的幸福？显然还没有。但当时的绘画的确反映了新时代的机遇和危险带来的激动之情。
随后兴起的表现主义试图捕捉以前没有成功表达出来的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现主义的先驱和现代艺术的奠基者之一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在法国阿尔勒创作的一些辉煌作品均完成于1888年，包括《夕阳下的播种者》（Sower with Setting Sun）、《去工作路上的画家》（The Painter on His Road to Work）和《夜间的露天咖啡座》（The Café Terrace on the Place du Forum, Arles, at Night），给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物品倾注了强烈的感情。在《夜间的露天咖啡座》中，夏季的户外咖啡馆如夜空般流光溢彩，让我们产生想和朋友们去那里交谈、畅饮和就餐的欲望。凡·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大量书信中，表达了他对于现代经济的某些内容的理解。作为大胆的创新者，他了解人们希望进行创造并借此留下印记的需求。作为职业人士，他也明白如果没有观察的机会，不能从其他人的创新活动中学习和激发灵感，创新将不可能走远：
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快乐，也不仅是为了保持诚实，而是为了在社会中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
在凡·高开辟新道路之后，表现主义艺术家普遍为快速发展的城市生活所倾倒。在他们之前的某些画作中，如克鲁格（Kruger）绘于1822年的《歌剧院广场游行》（Parade in the Opernplatz），一些传统主题和王室成员的形象已被由普通市民和名人组成的“现代人群”的形象取代。表现主义画家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在1913~1915年完成的多幅名为“柏林街景”（Berlin Street Scene）的作品中，为表现19世纪末的新城市生活的活力、魅力和忙碌谱写了新的乐章。但在经历了“一战”的恐怖和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之后，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对周围的现代生活的表现显得极其黑暗。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未来主义画派展现了较为光明的一面，捕捉了意大利人生活节奏的加快，这里必须提到的一幅早期作品是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1910年的画作《被拴住的狗的动态》（Dynamism of a Dog on a Leash），后来还有吉诺·塞维里尼（Gino Severini）在1915年的《红十字列车》（Red Cross Train Passing a Village）表现了意大利正在出现的现代火车的惊人速度和流行设计。相反，选择康斯特布尔（Constable）风格的画家，如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和伟大的立体主义画派对空间和透视的兴趣则大于对商业和城市生活的兴趣。
现代经济体中一个重要的生活领域在视觉艺术上很少被触及。过去的商业生活总是充满鲁莽之气，需要像北欧海盗那样，上船下海。而在现代经济中，生活中到处是智慧的用武之地——我得上楼去思考一番。在绘画和雕塑上，有些作品反映了这种新的精神生活。1900年左右，由费城的一位艺术家完成的画作就描绘了一位沉思中的商人。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在1889年创作了最知名的雕塑作品——《思想者》。罗丹是现代雕塑的鼻祖，他表现普通人的作品广受称颂。《思想者》所表现的或许是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而“普罗米修斯式”一词很早以来已被用来描述现代经济，直到现代经济体出现之前还没有创作类似的雕塑，现代雕塑是随着现代经济的进步而产生的。
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我们没有看到对19世纪兴起并普及的内在满足感的大量描述。哲学家马克·C·泰勒（Mark C. Taylor）在《生死思索》（Field Notes from Elsewhere）中对生活的基础进行了思考，他在倒数第二章中质问：“描写幸福为什么如此困难？”他认为，作家在幸福时通常不会写作，而在总感觉短暂的幸福失去之后，他们才用写作哀叹自己的不幸，因为这样做或许有助于他们摆脱不幸。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尽管在特定的语境下可以表现快乐、兴奋和狂喜的时刻，从独立或团队的项目参与中获得的满足和收获也许较为平凡，并不是语言或绘画艺术的合适题材。
相比之下，音乐似乎更适合表达此类内在情感，触动我们的各种内在体验。音乐也的确反映了遭遇问题、面临障碍和致力于创造的体验。这或许是因为一部音乐作品可能包含上百个段落和数千个音节，而绘画只能表现单个场景，其表现能力存在差异。
毫无疑问，音乐呈现的产品并不是对人们的创造力、创新性、奋斗、失败和成功的简单描写，它有自己的内涵，除少数作品外，并不代表社会生活中的任何实际事物。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他对自己的创作的感受，在幸运的情况下，可以带来音乐创新。如果听众们偶然能与音乐作品表达的任务和奋斗产生共鸣，这样的作品就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