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局是明清商业发展的产物，主要为工商铺户服务，兼向官吏放账的金融组织。它的主要经营业务是存款和放款，起着信用中介的作用，把借者和贷者集中在自己手里，成为借者和贷者的总代表。
账局的放款方式包括放款对象和计息标准，不仅反映了早期银行业整合资金的特殊功能，而且在我国金融史上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账局也对印局、当铺和小钱庄提供贷款。因此，账局已接近近代银行的业务经营特点。
账局放款的主要对象，一是工商业者；二是小金融机构印局、当铺和钱铺；三是候选官吏及官吏。同时，根据不同的放款对象，采取不同的计息标准。
账局放款首先是商人。在清代档案《翰林院侍读学士宝钧奏折》中记载：“账局之放贷全赖私票，都中设立账局者，晋商最伙……各行铺户皆借此为贸易之资。”如果账局止放，立刻对市场产生影响。
比如太平天国北伐军进逼北京时，账局收本不放，工商铺户纷纷关闭，危及京师市场流通。在这个时候，京城有许多官吏纷纷上奏皇帝。这说明账局是工商业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所以账局收本，各业纷纷歇业，以致市场萧条。
账局对商业放款多以标期为借贷期限，有年标、四季标之分，意思是按货物的周转时间决定归还时期。还款时，借款人须将本利备齐，送交局中；账局收取利息，更换一券，本金可继续贷给原借主。
账局给工商业者的放款利率不会太高，这是因为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流通的周期性短，一般以一年为限，再加上有比较稳定的市场，因而账局对工商业者的放款风险低，自然利率也低。
账局对工商业者的放款，其利息率是低微的。工商业从账局借款支付的利息，只等于支付当铺利息的一成多一些，等于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10%左右，工商业当然是有利可图的。
利息率高低，是区分借贷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从当时的利率额度来看，账局对工商业者的贷款不属于高利贷资本。当铺、钱庄等小金融机构，虽然本身也在从事借贷，但因为自身资本额较小，往往需要账局为其提供融资，以维持正常运转。因此，一旦账局银根吃紧，不仅影响工商业，也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
从清代财政机构度支部档案中有关账局注册和章程的内容看，大多数账局主要经营存款和放款业务。部分账局除此之外，还经营汇票、发行银票、买卖生金银和收取各种票据。可见，清代账局初步具有后来银行的主要功能。
账局也放款给候选官吏。当时典当铺多数资本微小，放款数额不可能过大，而且需要收取抵押品。一些借款人，如候补官员没有可抵押的财产，常常为之犯愁，因此成为账局放款的对象。这种业务，称为“放官账”。
在封建社会，读书人经过科举或捐纳，即取得候选官吏的资格。但要取得实缺，需在吏部衙门等待轮补，常常住京经年。等得到一官半职，来京所带银钱也都用尽。于是，置办上任的行装，向部吏赠送礼物，以及雇车、带佣人，需要一大笔款项，也只好向账局借贷应付。
账局方面除抽收扣头，收取高利外，有时还需要贷款人的证件，特殊比如江宁知府善庆欠京债本银4500两，利上滚利，本利合计积至5万余两，债主是北京恒太成账局。经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奉旨审理，善庆革职，回京候补。
账局对候选官吏放款，收费大大超过典当铺，是账局利之10倍的生意。因为账局不需要有形的抵押品，只以无形的信义抵押的缘故，所以利息比较高。
账局对官吏放款，一来账局不熟悉官吏；二来官吏也与账局无关系，为了降低经营风险，于是京城兴起“拉纤”之徒，也就是专做介绍的人。拉纤者多为游手好闲者，这种人消息灵通，了解某官本月得选何缺，需借债若干，在官吏与账局之间拉纤，说合事成，于账局利益中分成，或者多收扣头。这也是扣头多的原因之一，也可叫交易成本高。
账局对官吏放款的收费分3个层次：一是借款先讲扣头，并按官缺距京城远近定扣头多少，近者扣头少，远者扣头多，有九扣、八扣、六七扣、四五扣，甚至倒二八扣不等。借银1000两，实则只付给900两，或六七百两，或200两，这就是“创立短票名色”；二是要按名义借银数，支付3分或4分的月息；三是3个月或6个月“转票”收复利，即驴打滚利。
官吏借款分两种，一是月选新官赴任花费借款；二是在职官吏借款。对官吏放款，利息率高。特别对月选新官放债，不仅利息高，还要讲扣头。比如九扣，就是发放贷款的90%，并且贷款的利息是以复利计算，滚利得算。
由于多层的折扣，所以三四年后，千金之本，算至二三十倍；或借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无力偿还贷款的官吏很无奈。由于这个原因，社会舆论对账局评价不高。
从乾隆至道光一个多世纪的《清实录》和文人日记中，多记载账局对官员放债之事，而对其向工商业货款记载不多，且多充满恶评，原因正在于此。
其实，官员借贷是凭其官缺为依据的，没有抵押和担保。账局的这一项放款利率比传统的金融机构典当高，这是因为，典当是质押放款，经营风险低，账局是信用，经营风险高，因而账局的利率中必须有弥补这一高风险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