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
——周恩来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
——中共中央文件
一、西安事变爆发，力主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
“逼蒋抗日”的方针形成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或以个人名义，或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联名，多次致信蒋介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希望其停止“剿共”，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否则，“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可是自恃武力强大的蒋介石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忠告当作软弱可欺，以为刚到陕北不久的红军已穷途末路，难乎为继，决定乘势追剿。1936年10月，蒋介石亲到西安督阵，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到洛阳作“剿共”军事部署，调集其嫡系约30个师的兵力，集中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宁地区“围剿”红军。12月4日，蒋介石亲率“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蒋鼎文、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卫立煌、军政部次长陈诚等20多名高级军政大员到西安督师“剿共”，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
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
如不愿意“剿共”，就将东北军渊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多次苦谏蒋介石放弃“剿共”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斥责。蒋介石表示：“剿共是我们既定国策，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改变。”苦谏无效，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到了绝境。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痛下决心，率部毅然扣押了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及陈诚、蒋鼎文等大批中央军政大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强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条政治主张：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就是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中央档案馆编：《西安事变史料选编》第3～4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国共产党班先并不知道西安班变将要发生，事变的发生出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意料之外。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盟友，经初步协商。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派周恩来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大计”，中共中央必须事先对西安事变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事变的出现极其突然，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情况又不是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因此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保安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事变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林伯渠等人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性质与两广事变不同，是抗日的、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上，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这对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为此，他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影响全国。但是他同时也提出了要在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把蒋除掉。无论从哪方面，都有好处。”这表明：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借西安事变来推动全国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战局面。
周恩来是第二个发言的人。
他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各利，势力可能对事变出现的种种反应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说：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可能在南京搞政变，在沿海地区增兵。这样一来，就会加剧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3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美将支持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中间派。苏联则会在英美之后表态支持我们。在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问题而制定对策。他指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系、元老派、欧美派，推动这些派别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就是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运动，巩固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还要在“抗日援绥”的旗帜下联合阎锡山、刘湘和西南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他还指出，东南七省是南京的势力，是我们争取的对象，要争取他们抗日。
鉴于中央军已逼近潼关，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作战，但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周恩来的发言得到了张闻天、博古的响应与支持。张闻天发言说，我们要尽力巩固自己的力量，争取时间，把西安、兰州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要发动群众紧紧威逼南京。博古发言也赞同周恩来的观点。他提出：在政权形式上。不要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周恩来等人的提议得到会议的认同。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倡议。西安事变是一次爱国的行动。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对其实行兵谏，对于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如何处置蒋介石及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何种态度是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关键。中共对事变采取对策要以是否变南京政权为日本傀儡政权为标准或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政治上不要与南京采取对立的建议，为中共确立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原则基础。所以，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于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不正面反蒋”，而是“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此即表明——“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毛泽东的结论即是中共中央最初对于解决事变的原则方针。周恩来正是带着这个原则方针去西安的，并顺利地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结论吸收了周恩来的意见。
保安会议确定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权对立，是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制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它是中共中央后来制定以保蒋生命安全、逼蒋抗日为中心的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重要前提。是否与南京在政治上对立，实际上关系着是否把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置于与国民党军队内战位置上的问题。张学良、杨虎城扣压蒋介石，成为南京与西北三位一体关注的焦点。在政治上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式必然引起西安与南京的战争，将把中国引向兵连祸结的深渊。而要使西安不与南京之间出现内战，关键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释放蒋介石，内战有可能避免；继续扣压蒋介石或采取其他激进的处理办法就肯定会导致内战。可以说周恩来的提议实际上已经暗伏了释蒋设想。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飞往西安的，许多事情需要他相机处置。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及时地了解事变爆发后的局势，明确提出要保蒋安全，逼其抗日，促成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最终形成。
二、临危受命，成为解决事变的主心骨
12月15日，雪下得很大。清晨，临危受命的周恩来率领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一行十八人，骑马向延安进发。当晚他们在安塞住了一晚。17日，周恩来一行在前来迎接的中共党员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第621—62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刘鼎的陪同下，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抵西安。
周恩来长期蓄着胡须，肤施会谈时，曾被张学良称为“美髯公”。为了便于接触各方人士，一到西安，周恩来就忍痛将自己的胡须剃掉了。
这已是西安事变后的第六天了。周恩来的到来令张学良十分高兴：“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很快发现：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能否解决事变的关键。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极度恐慌，产生了主和与主战的两派。主和派以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人为代表，以蒋介石的安全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主战派以何应钦为代表，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其他地方军阀对事变也有反应。
周恩来及时地将有关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南京政府已经下令讨伐张、杨两将军，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刘峙部的五个师已开进潼关，围攻华县，进逼渭南；蒋介石的澳籍顾问端纳携带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到了西安。见了蒋介石本人。宋美龄信中告诉蒋：“南京戏中有戏。”言外之意。南京有人要置蒋于死地。蒋受到震动，下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3天。17日晨，该手令已由蒋鼎文带往南京。山西军阀阎锡山建议将蒋送山西，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认为现在办法不能解决事变，桂系同情张、杨两将军。蒋介石被扣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如何处置蒋介石分歧很大。有的主张杀蒋；有的提出要把蒋送到苏区；也有的认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做领袖。
此时，如何处置蒋介石有着多重的关联：既关系着西安与南京（美）王书君著：《张学良世纪传奇》（下）第685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是战是和的状态选择；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局势发展，是抗日还是变成日本的傀儡？也关系到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团结。然而，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态度是极为关键的因素。所以，弄清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意图是周恩来到西安后的首要任务。
周恩来到达西安当天晚上，就与张学良在金家巷一号张学良公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张学良向周恩来说明他与杨虎城二人对蒋实行“兵谏”的动机：“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倘若不捉住他，不临之以兵，就无法使他猛省。内战不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他还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压后的情况：起初拒绝商谈一切问题，现在已经允许谈抗日了。张学良表示：他个人认为，现在争取蒋抗日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张、杨扣蒋抗日的爱国热情，但认为“事变的方式却是军事阴谋”。对“军事阴谋”这一说法，张学良显然不爱听。一听周恩来说他的行动是“军事阴谋”，张学良的脸色都变了。因为这正是一些舆论对他的指责。他不满地质问：“我为公不为私，扣蒋还算阴谋？”面对张学良的质问，周恩来依然是满脸笑容：“所谓军事阴谋，同群众暴动不同，而是采取武装要求的方式。”周的解释使张得到了宽慰。接着，周恩来向张将军娓娓道来：“西安事变的于段虽系军事阴谋，但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产生的，它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但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争取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今后走上更好的前途，应该争取西安和南京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矛盾，走上团结抗日的前途。
必须反对新的内战。另一种可能，就是杀掉蒋介石，这会引起新的更大的内战，使中国走向更坏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对张、杨两将军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彻底实现。”周恩来诚恳地对张学良将军说，蒋的力量没有因事变受到削弱，而是原封不动保留在那里。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蒋的广大官兵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都极需慎重。对蒋的不同处置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会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回去；同时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以有利于全国抗战的发动。在如何处置蒋的问题上，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想法是惊人的一致。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不谋而合是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