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邹韬奋与周恩来初次见面后就有相见如故的感觉。第三党的刘宗宽也有这样的亲身体会。1945年初，周恩来与第三党成员、时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的刘宗宽在重庆第一次见面。当陪同的章伯钧介绍说刘宗宽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时，周恩来立即紧紧握住刘的手，连声说：“老朋友了，老朋友了！”刘宗宽后来回忆这次会见的情景说：“他亲切、平易近人的表情，一下子感染了我，只觉得一股热乎乎的暖流传遍全身，紧张的心情烟消云散，而感激的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和周恩来是第一次见面，而他却说‘老朋友了’。这是他对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友情，惠及于我。说明他非常重视友情。这就一下子打动了我的心。”解放战争时期，刘宗宽为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做出了贡献。认真地履行承诺是周恩来对盟友真诚的又一个方面。1939年初，黄炎培先生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国讯》杂志主编张雪澄约请周恩来撰写一篇有关当前时局的文章，周恩来答应了。但因“事忙且累，终至不能执笔，预约之文，乃至不能完篇”。为此，他几次写信或请邓颖超代笔向黄炎培、张雪澄一再表示歉意。为了践约，周恩来在百忙中完成了《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分三期登载在《国讯》杂志上。这事虽是一件小事，但以小见大，它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对朋友的诚意。
“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这是周恩来对朋友真诚的另一个方面。一次，一位党员干部向周恩来汇报重庆各中间党派、文艺界知名人士发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调动军队进攻边区的签名运动情况时，对一位平时与我党比较接近而不愿签名的民主人士颇有微词。周恩来立即严肃地指出：“这样讲不对。我们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行事，首先要替对方考虑。你认为签一个名很简单，在对方看来，可能是一件关系到他的职业、生活和安全的大事。要求别人表态，一定要为别人投身处地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强加于人，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们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被批评者心服口服。
周恩来对盟友发自内心的诚意，赢得了许许多多的各界朋友的认同。
在统战工作中，由于朋友所处的立场、态度、认识角度不同，加之不明真相或被误导，因而在某个或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疑惑、误会或与中共产生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如何消除误会或分歧！周恩来的作法不是以大压小、盛气凌人，而是以理服人。这是他统战工作的又一鲜明特点。周恩来对救国会成员递交致斯大林公开信的处理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周恩来曾说过：“统战工作就是要用道理去说服别人，就要把许多事情告诉他们。”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之一。这一特点在抗战时期已经充分地体现在他的统战实践中。
为了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四大家族的罪恶，周恩来特别注意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一次，他在重庆参加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列举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列举了国民党四大家族垄断外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等事实。加上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等因素，指出了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向工商界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四大家族的罪恶。这些数字不但说明了问题，而且也使工商界人士惊讶不已。事后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的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
周恩来摆事实、讲道理的作法对统战朋友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四川实业界巨子康心远的女儿康岱沙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研究，列举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民族经济的敲诈、勒索。用材料和数字说明事实真相，这种有理有据的谈话，使得我父亲等人对周恩来同志和我党十分钦佩与信任。”
正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中，许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影响和他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逐渐走上了与中共合作、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胡厥文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从不自居于人师。他思想极为敏锐，但毫无锋芒毕露……从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质无华，总是给人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在与国际友好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周恩来同样以诚感人、以理服人。皖南事变前，他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揭露了国民党反共磨擦的真相。事变后，他在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抗战时期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史迪威将军的助手谢伟思曾这样评价周恩来：“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可以说，谢伟思的评价十分准确地慨括了周恩来进行统战工作的这一鲜明特点。
五、坚定的原则与灵活的策略
在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即为达到目的，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在方式方法上灵活机动，这是其统战工作的又一大特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原则关系着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壮大，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着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对立与统一问题。因此，周恩来无论是在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还是在与中间派人士及国际人士的交往中，都始终把握住分寸，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
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我们用几个事例来说明。西安事变后国共正式谈判伊始，关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就提出来了。对此，周恩来十分肯定地说：“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他坚决拒绝蒋介石企图用“国民革命同盟会”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要求。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溶共的企图未改，把“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当作其至死不变的目标。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明确指出，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提出可采用其它形式进行两党组织上的合作。然而，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几种形式（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中共加入；建立共同委员会，等）都被蒋介石拒绝。最后双方只好采用“东方式的手续”：遇事协商，这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方式。
对蒋介石国民党，周恩来敢于坚持原则。对中间势力，在原则问题上。他同样不作丝毫让步。皖南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为摆脱困境，蒋介石打起了主意，想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企图利用国民参政会来掩饰国共因事变出现的严重分裂。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此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的出席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留在重庆不走，专等观看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如不出席此次会议，则确定无疑地向国内外显示了国共之间的严重对立。蒋介石因此异常焦灼。他急于让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以减轻国内外舆论对他的责难。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轻易出席国民参政会，坚持以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二条”能否得到满意答复，作为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的条件。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黄炎培、梁漱溟、张澜、莫德惠等人在蒋介石的鼓动下，极力劝说中共出席参政会。这时，共产党参政员在国民党当局对“十二条”做出满意答复前是否出席参政会，不仅是关系到能否在政治上给蒋介石沉重打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中共是否以原则作交易、换取中间势力同情与支持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对中间派人士做了大量说服解释工作，始终坚持中共的原则立场。最后，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对“十二条”做出满意答复，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打破了蒋介石粉饰太平的企图，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
在国际交往中，周恩来照样坚持立场，不以原则作交易。1944年9月，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后，立即产生了巨大反响。此时美国政府为利用中国的抗战力量，直接介入了国共谈判。1944年11月上旬，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到达延安，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直接谈判，达成了组建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草案）。满以为大功告成的赫尔利揣着协议回到重庆，没想到蒋介石不仅否定了五点协议，而且提出了三点“反建议”，实质在于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请中国共产党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客。赫尔利在蒋介石提出“反建议”后，也背弃了当初签订协议时的承诺，反过来成为蒋介石的说客，劝说中共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在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予以坚决拒绝。他坚定地表示，绝不会牺牲原则去换取国民党一党政府的几个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