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张学良
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团结了大量的统战盟友，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一成就的取得，除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方针政策的影响和号召力外，是与周恩来在领导长江局、南方局工作期间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分不开的。
正如前述，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主要代表和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求同存异；想盟友之所想，急盟友之所急，与盟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许多党外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逐步认识、了解和接近共产党的。正如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刘仲容所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了周恩来的形象”。周恩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赢得了统战盟友的信任，赢得了友谊和尊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统战工作风格。
周恩来统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周恩来进行统战工作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统战风格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始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真正实践。在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政策。1936年8月，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并最终联合蒋介石国民党。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期，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步伐步步升级，中共中央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又注意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统一，在统一战线不破裂的前提下，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有力地遏制了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中央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继续与国民党合作建国，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拥护。在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周恩来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先后与张学良进行秘密谈判，加速了西北局部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后，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平解决事变，使之成为中国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转折点。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长期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反复谈判，坚决反击顽固派的反共逆流，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争取国际舆论力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认识、理解周恩来的统战风格，不能离开上述背景。可以这样说，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周恩来统战风格形成的起点和基石。
第二，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是周恩来统战风格形成的内在因素。据《周恩来传》材料，周恩来从小“好学”，上小学时，课余就爱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进入南开学校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他在课余读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读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赫胥黎《天演论》等著作。周恩来在日本留学和旅欧期间，阅读了河上肇、马克思、恩格斯等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著作。即使在繁重的革命活动之余，仍不断学习，广泛地阅读中外书籍。这使他具有了广博的知识面。因此，在统战工作中，面对具有不同专业和知识背景的统战对象，周恩来在与他们谈抗战局势的同时，谈历史、谈哲学、谈文学、谈经济、谈军事，等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语言。拉近了周恩来与统战对象之间的距离，使统战盟友倍感亲切，仿佛不是在与一个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一个政治家谈话，而是与一个朋友、一个专业和志趣相同的同行倾心交谈，如俞伯牙与钟子期之交，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认识了周恩来，认识了作为共产党人的周恩来，加深了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同情与支持。渊博的知识也成就了作为统一战线领导人的周恩来。10岁就开始“照管家里柴米油盐”的周恩来自小锻炼了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这使他在丰富的统战实践中，不局限于日常的琐事，而是运用自己的知识，由表及里，对日常的琐事不断地进行归纳总结，不断地完善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统战风格。
第三，非凡的人格魅力是周恩来统战风格的深刻印记。透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久经挫折而不破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周恩来的个人才干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人格魅力也是一个影响争取中间势力、维系统_战线的重要因素，贯穿着周恩来统战工作的始终。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周恩来的个人才干是经，其人格魅力是纬，经纬交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喜剧。成就了非凡的周恩来，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周恩来。
周恩来出生于一个家道败落的封建大家庭，从小就四处漂泊的生涯和嗣母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办事心细、善于兼听的处事风格对小时候的周恩来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与毛泽东富于幻想并乐于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性格不同，周恩来在家庭和嗣母的熏陶下，形成了好学、好静、仁慈、礼让的性格。从嗣母那里，周恩来继承的是中国文化礼仪传统的养分，在“当家人”的位置上，周恩来得到锻炼的是有分寸、有条理的交际能力和对人的心理及人际关系的细腻揣摩。周恩来曾经对侄女周秉德说，幼小当家的他“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这样一个角色不是容易装扮好的。上述的环境使周恩来养成了善于“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求是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刚毅果断的性格侧面。周恩来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作为普通“人”，他有凡夫俗子的丰富情感，认真仔细，善于从小处着手；设身处地，常常想他人之所想。这些都无时不体现在他的生活包括他的政治活动中。但周恩来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理性的中国人，具有坚定的原则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周恩来把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与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完美地结合起来了。给政治盟友包括敌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寓刚于柔、融韧于忍、外柔内刚的难以战胜却又极具亲和力的共产党人。因此，政治盟友对周恩来有着很高的信任度。在众多的统战盟友心目中，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不朽的丰碑，是一面伟大旗帜。
周恩来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这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为“中华之崛起”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使命。正因为如此，在统战工作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伟大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坦荡的胸怀和卓越的才智，善于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去完成既定的目标。
纵观抗战时期周恩来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其鲜明的统战工作特点，突出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抗战时期，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并先后兼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代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他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又是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实践者和执行者。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期生活和战斗中，直接接触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其中既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众多人物，还有各中间党派人士和大量的外国朋友。他接触的人物之多、碰到事情之复杂，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间之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恐怕是第一个。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是直接参与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战略家，又是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实践家，既运筹于帷幄之中，又决胜于千里之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不仅以党的决策者的身份闻名于世，而且更是以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实践者的角色享誉中外。因此。如果谈到他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首先就是他那种可贵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作风。周恩来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是他对部属的要求，更是自身行为的准则。
自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周恩来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战斗在统一战线工作的最前沿——国民党统治区，直接与各方面的人士交往。他既会见蒋介石、冯玉祥、宋子文、张治中、张冲、顾祝同、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官，也会见龙云、白崇禧、阎锡山、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势力派；他还经常同中间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等会面，交换彼此对时局的看法，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争取中间党派人士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他既做中国人的统战工作，也做外国人士的统战工作。他既做“大人物”的统战工作；也积极争取团结小人物，如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经常会出现在生活书店的茶话会上，与书店的职员交换对抗战时局的看法，作妙趣横生的政治报告。多层面的统战工作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大量的统战盟友。
由于直接身处统战工作第一线，由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环境多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经常会遇到危险。但每当面临这种危险时，他总是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一如既往地进行着统战工作。如，1937年2月，东北军一部分激进的少壮派军官因营救张学良心切，派人杀害了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营救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闯入设在张学良公馆的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他霍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认为这样子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作而做不到的事，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下，这几名军官气焰顿失，低头不语。见他们平静下来，周恩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名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泪向他认错请罪。在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中央军大兵压境、东北军内部少壮派与元老派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周恩来始终镇定自若，多方做说服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来到重庆后，工作环境更加险恶。他在城里办公的住地——曾家岩50号（对外称周公馆），四周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住在周公馆附近。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至重庆郊区的红岩后，国民党军、警、宪、特也跟踪而至，在八路军办事处四周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外事处”等一些机关，实际是特务监视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行动的隐蔽场所。特务们还在周恩来住处的对面山头上设置机枪阵地。在从城里到红岩的往来路上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特务，以各种手段监视、阻止周恩来的活动。他就是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生活、战斗了多年。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形势非常险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电示“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接到电报后，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除留下少数人员外，其余人员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此时，从国民党特务的眼皮下疏散、撤退，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周恩来为此作了仔细的部署。由于计划周密，工作细致，许多干部都得到了安全转移；而他却坚持在重庆，冒着随时被捕入狱的危险，继续为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为争取国际社会压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进行着颇富成效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是一个既通达全局管大事、又不拘小节做小事、细事的人，既是党的一个高级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统战工作者。正是周恩来这种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这种战斗在统战第一线的工作作风，不但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以他为榜样，积极而勤奋地为党工作，推动了统战工作的开展；更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并影响统一战线中的大量盟友。这种直接的接触和影响对盟友产生的作用是巨大而深刻的。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回忆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时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佩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
二、广交朋友，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事业，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而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有全国各民族、各政党、各团体、各派军队共同团结起来，结成稳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周恩来始终坚持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己任，以宽广的胸怀、旺盛的精力，与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士来往。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地结交朋友，最大限度地巩固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