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借诗人之口表达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当局高压政策的愤怒，让古人说新词，赋古人以时代意义。因此，剧本写出来后，有人认为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周恩来不这样看。经反复阅读剧本，并与专家一起研讨剧本后，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因此，这个戏无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作品。”当中华剧艺社决定排演《屈原》剧本时，周恩来叮嘱有关人员，要尽一切力量演好这个戏。如果动员演员有困难，党组织要派人做工作。在他的关怀下，《屈原》演出阵容强大，陈鲤庭任导演，金山演屈原，张瑞芳饰婵娟，白杨演南后，顾而已饰楚王，孙坚白演宋玉。周恩来还几次去排演场观看演员排演，并把主要演员请到了红岩村，让他们念剧中的《雷电颂》：“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将一切沉睡在黑暗怀抱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周恩来对这段台词十分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他要求演员：“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念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4月3日，《屈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连演18天，场场观众爆满。《屈原》轰动了山城重庆，使人们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愤恨得到了一次尽情宣泄的机会，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周恩来为此在郭沫若寓所为其举行了宴会，庆祝演出成功。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发挥其他文艺形式的教育作用。他曾对著名作家张恨水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作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他要求《新音乐》杂志加强对音乐界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他对杂志总编辑李凌说：“许多音乐专家也是主张团结抗日的，你们要关心他们，人手越多越好，在这方面不能关门。”后来。由田汉出面组织了音乐家座谈会，邀请缪天瑞、黎国荃、盛家伦等音乐家参加，引起了各方对新音乐运动的关心。南方局文化组还加强了与马思聪、范继森、夏云秋等人的联系。周恩来还同黎国荃、范继森等人谈话，争取他们对抗战文艺的支持。为了更多更好地发挥多利文艺形式的作用，周恩来还指示《新华日报》增辟了《木刻阵线》、《戏剧研究》等副刊，刊发文化界人士的作品，团结了不少朋友。
（三）科学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抗战时期，周恩来十分关心自然科学界的朋友。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士，许多抱着“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一心埋首于科学研究中，大都对政治没有兴趣。1939年春，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同自然科学界朋友交往，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自然科学界一些著名学者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等20余人发起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会”。该会每两周学习一次，主要学习《新华日报》社论、专论和唯物论。周恩来非常关心座谈会的情况，几次同座谈会成员座谈，帮助他们认清时局和抗战前途。1940年春，周恩来约请“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几位科学家为《新华日报》编辑《自然科学》副刊，他要求：“第一，以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编写副刊内容；第二，副刊内容要多样化，不能只限于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自然科学座谈会”编辑的《自然科学》副刊不仅向大众宣传普及科学知识，而且发表了《自然科学的两条战线——杀人的与活人的》、《自然科学者的人生观》、《写给理工科的学生》等文章，批判“为科学而科学”及单纯的“科学救国”等错误论调，阐明自然科学本身虽无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不能超然于政治之上的道理，号召广大爱国科技工作者在爱国民主、争取抗战胜利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反对妥协、投降。这个副刊对鼓励自然科学工作者投身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号召和推动作用。同年12月底，周恩来又指示潘梓年转告“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要他们召集更多的科学家，组织公开进步团体，并亲自出面做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的动员工作，使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原“自然科学座谈会”基础上，于1945年7月成立，李四光任监事长，竺可桢担任理事长，秘书长涂长望、副秘书长谢立惠（中共党员），将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团结在一起。抗战胜利后，“自然科学座谈会”与许德珩等人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共同组成了“九三学社”。在团结争取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中，周恩来严格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区分开来，只要是坚持抗日的，即使在阶级立场上有分歧，也主张团结争取。当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被进步学术工作者视为对立面，不愿与他们交往。周恩来知道后，告诫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要求团结冯友兰、贺麟。
（四）共产党人愿意与宗教人士合作抗日
周恩来还做了团结宗教界知识分子的工作。
吴耀宗是宗教界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武汉时期，周恩来曾经同吴有过会谈，分析抗战形势，郑重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愿意与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两次在重庆曾家岩50号会见吴耀宗。第一次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周恩来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抗战已经进行4年多了，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都团结起来，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也同样要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反对德日法西斯的统治。这次谈话使吴耀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中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第二次是1943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会见了吴耀宗。周恩来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蒋介石政府妥协投降，派兵包围边区，积极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他呼吁一切爱国的党派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废除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再次重申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并对吴耀宗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五）旧瓶装新酒：把祝寿当作政治斗争
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周恩来强调要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来达到团结朋友的目的。祝寿本来是中国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周恩来却赋予它新的作用。1941年10月，周恩来提出要庆祝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周年寿辰。郭沫若开始不清楚其用意，予以婉拒。周恩来明确对郭沫若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顽固派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