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原定3月1日开幕的日期越来越近。共产党参政员能否出席本次参政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要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也留在重庆不走，据说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此时的蒋介石更是异常焦灼，急于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以掩饰其反共行径。为此，他拉拢中间党派做中共的动员工作。于是国共以外的各党派纷纷活动，劝说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针对中间党派人士力劝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情况，周恩来向他们说明中共拒绝出席的原因，提醒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免得被各个击破。
3月1日，国民参政会如期开幕。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满足“十二条”，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同日，为争取舆论，周恩来向张冲提交了皖南事变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中心内容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承认陕廿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叶挺将军。3月8日，经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在《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遭国民党当局扣压后，用一大张增刊，将有关中共参政员不出席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献公开发表，让国统区的群众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领导南方局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击国民党反共行径的方针，组织力量实施了有力的反击，使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与此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国际国内人士看到，是国民党当局把国共关系引向了破裂的边缘，如果蒋介石仍一意孤行，执意反共，扩大内战，国共合作破裂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而不在共产党方面，人们的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在国内外舆论形成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在国民参政会上做出“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的保证。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中共在政治上赢得了重大胜利，扩大了群众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国共关系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四、反击《大公报》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
《大公报》一直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似乎是一家中立的报纸。该报早期曾有过抨击蒋介石的言论，有些言词还很尖锐，这似乎更加深人们对其“中立”的认同。但不管《大公报》如何抨击蒋介石，都不能改变《大公报》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政策，因为《大公报》的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与蒋介石关系都很密切，对蒋介石政权不过是“小骂”大帮忙。曾任《大公报》主笔的王芸生对《大公报》的明骂实助的两面性有过深入的剖析：“旧大公报的言论，基本上是站在蒋介石政权的立场上的，但它标榜‘超党派’，不尽同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或《扫荡报》，有时候也要反映一些人民的意见。到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情况搞得太不成话的时候，它也会加以批评；同时又怕使得国民党太难堪了，就使出两面手法，以为掩护。先是批评国民党，紧跟着再找题目批评共产党，以事烘托，以表示自己是‘不偏不倚’的。”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公报》发表社评，大唱拥蒋高调，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排斥其它政党。1938年10月26日，张季鸾发表社评，提出“我们希望过去组成抗日人民阵线最近才与政府合作的一切人士，务必真诚信任政府信任领袖，不要焦躁或怀疑，更不要倡导异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生死存亡的大战中，全国一切都要统制于最高统帅部之下，一切爱国人士都应受统帅部的指挥，凡大家的意见行动不可与统帅部有出入。”12月13日，《大公报》社评又提出：“中国今后，势不容再谈各党各派，应当只成为一个党，一个派。”这番言论与CC系鼓噪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如出一辙。其后，《大公报》更是对蒋介石亦步亦趋，充当反共的急先锋。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全面反击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但蒋介石反共之心没有丝毫的改变，军事上不能再对共产党大打出手，就在新闻舆论上实施更加严格的钳制，利用它所控制的报刊不断攻击、诬蔑共产党。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大公报》展开论战的。
1941年5月初，日军调集5万余人兵力，进攻集结于晋南、豫北中条山地区的25万国民党军队。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攻缺乏准备，在日军进攻时又采取避战方针，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损失兵力7万余人，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虽然八路军在同蒲路、平汉路、正太路、白晋路等地袭击日军，截断交通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国民党在中条山地区的溃败遭到了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
本来，日军在进攻的同时，为离间国共关系，有意散布谣言，说八路军集中晋北地区，故意不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充地盘，等等。蒋介石政府为了推卸失败的责任，竟然拾人牙慧，诬蔑八路军不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坐视友军失败。国民党顽固派报纸大肆重复日军对八路军的诬陷之词。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甚至公开向新闻界造谣：中条山激战时，八路军拒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周恩来进行了坚决回击。5月10日，在同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刘斐谈话时，刘提出要华北八路军配合对敌作战。周反驳说，配合友军打击敌人，“即使皖南事变以后也未停止过”，最近敌人扫荡，我军也在苦战。如果敌军进攻中条山，“我必打无疑”，但给我方造的谣言必须揭穿。周恩来严肃地说，华北我军作战业绩妇孺皆知，而国民党却反诬我不打敌人。还到处打人、捕人、杀人。一席话驳得刘斐无言以对。第二天，蒋介石邀约周恩来谈话，表示：“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绝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的问题也可以谈。”为了用事实来回击顽固派，周恩来要求参谋部和八路军总部提供在前方作战的消息。13日，针对许孝炎对八路军的攻击，周恩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了许散布的谣言。第二天，他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对许孝炎“身为参政员，且任贵党要职，何亦袭‘谣言重于宣传’之技”，表示“不胜遗憾”，将“当根据事实予以驳斥”。他质问张冲：“作战行动属于军事秘密，许先生造此谣言，是否欲弟将晋谒委座经过公诸新闻记者之间，以证明其言之诬，抑故欲使之传播于外，俾敌寇据以为进攻之机邪？”并请其代为转告蒋介石和刘斐。18日，周恩来再次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
《大公报》无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说明。加入了顽固派的反共合唱。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
文章一面说日军的宣传是“离奇的”，是“敌人的捏造”：“尤其离奇的，是它对于第十八集团军的种种说法：（一）敌人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16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与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18日同盟电，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论一语道破：‘中国共产党可以背弃蒋委员长，转而帮助汪精卫。’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于敌人的捏造”；但另一面又指责说：“晋南战役，业已过半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接着，他呼吁：“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在其向所服膺的团结抗战精神之下，十八集团军更应该立即赶赴中条山。十八集团军若这样做，不但敌谣全消，忠勇大彰，而坚持团结的信条也完全做到而实践了。”
《大公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相当的影响。这篇社评不顾八路军艰苦作战事实，重弹顽固派诬陷八路军的老调，有较大的蒙蔽性。当晚，周恩来就写了《致大公报书》给《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
在信中，周恩来用了多种手法来驳斥八路军不配合友军作战的不实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