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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意识到我竟然坐在历史的隔壁，是屋外一条锈蚀的防火梯。
八年前东方学院扩展，买下了边上罗素广场25号旧楼，以前是菲玻出版公司（Faber&Faber)的办公楼，楼的外墙有一条钢制的火灾时供逃逸的钢梯：至今电影里枪击追捕场面的常规道具，现实世界中已经不多。东方学院装修此楼，决定拆掉此防火梯：现在英国的建筑防火规定，对内部隔墙隔门要求甚严。楼外防火梯颤颤巍巍，女士先生恐慌中跌下，甚于被烟火熏烤亡命的可能。
但是防火梯变成了一个事件：据考，诗人艾略特在菲玻出版社工作时，妻子维维安一旦从大门口冲进来，门房肯定拦不住她，但是可以迅速电话通知在三楼上工作的艾略特，让他从这条防火梯逃跑。悍妻猛于火，当年罗素广场的行人，看到穿着整齐的艾略特先生从墙外钢梯狼狈而下，想必会给诗人一点同情吧？
1994年的电影《汤姆与维芙》（艾略特夫妻的小名），把艾略特演成一个对妻子缺乏容忍之心的小人，维维安的精神崩溃他有大半责任。名演员戴福（Willem Dafoe)演艾略特，当年永远温文尔雅的诗人，平添了一分凶悍之气。如此解释历史，自然也没有让他从防火梯狼狈逃窜，以免观众过于同情这个薄情郎。但是东方学院事务处非拆防火梯不可，引起文物保护主义者的抗议，文学史家们则为艾略特有无狼狈逃窜之事，各执一词。争讼尚未休，在脚手架的布篷后面，建筑公司早就拆掉了这条对艾略特有利的证据。
说起来是小事，但是许多人认为，艾略特没有婚姻之难，就不会把伦敦写成荒原，也不会说“我们是空心人，是乱草填塞的人”。这个防火梯——空心人匆忙奔入荒原的通道——万万拆不得。不过我校事务处的人，对古人的处境，缺乏最起码的感应。如今此墙上，只剩下一个伦敦旅游局安上的搪瓷盘：“诗人艾略特1925至1965年在此办公”。像我这样有幸见到过防火梯的人，见到这设计恶俗的字牌，只能为古人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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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刚到东方学院不久，90年代初的事。此后东方学院又扩大，伦敦大学另外的几个学院也在扩大。报上开始说话了：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残存遗迹，都要被湮灭了。东方学院出版科搬出教学楼，到半里路外的Tavistock广场，那里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她的丈夫政治学家伦纳德·伍尔夫合办并且坚持了几十年的私人出版社“荷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所在地。
私人由于爱好而办的出版社，难以长久。小出版社不盈利，一点个人原因，小小家事，就不再坚持下去。都说弗吉尼亚性格不定，容易悲观忧郁。就凭办荷加斯出版社几十年，可以看出她真做起事来，作风执着。自己开出版社的现代作家，各国都大有人在。台湾朱西宁一门作家，自办三三书坊。作家办出版长期坚持并有所成，如伍尔夫夫妇者，恐怕很少。原因简单：事务工作太多，为人作嫁，大师不为。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可以看到，她很喜欢看稿编书，遍识英才，并没有觉得是耗费她的宝贵时间。1919年就慧眼出版艾略特的《诗集》，1923年也是荷加斯出版英国版《荒原》。
东方学院出版部走进了荷加斯的文物楼，我觉得岂不妙哉。此事文物保护主义者不无伤悲：布鲁姆斯伯里这块地方，30年代起就被伦敦大学逐渐侵蚀。90年代后期，英国高等教育终于像美国一样自我取消精英地位，大学生扩展到同龄青年的一半，并且大量抓捕外国学生，现今伦敦大学几乎占用了整个布鲁姆斯伯里地区。
这一带突出的街区建筑景观，是一连串的“广场”：罗素广场，戈登广场，塔维斯托克广场，菲次罗依广场，东方学院扩建后消失的托灵顿广场，博龙斯维克广场等等。译成“广场”，是因为原文作Square，方形广场。实际上伦敦中心区的这些广场，应当称为“花园广场”（Garden Square），中间不是空地，而是有小径的花园。周围四街紧排在一起的维多利亚式或乔治亚式房子。由于在市中心，后花园不可能大，前临大花园，就显得宽敞而葱绿。20世纪初在伦敦，这是相当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
半世纪以前在香港，有“人生四子”之说：美国的工资，英国的房子，日本的妻子，中国的厨子。我第一次听到，颇为不解：英国房子——除了乡村贵族宅第——有什么可羡慕的？后来明白，这是前汽车时代中产阶级的人生追求。在汽车让住宅撤向郊区之前，伦敦的Garden Square可能是最接近大自然的设计安排，远胜过纽约只看见一线天的大楼公寓。
1904年，父亲去世，范奈莎与弗吉尼亚两姐妹，就与大哥索比，小弟安德连出来自己找“价格比较便宜”的房子，搬到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戈登花园广场46号。原来父亲家有11口人，外加7个仆人照应，气氛窒息。现在到这个花园广场，像上世纪初急于脱离大家庭的中国青年一样，豁然开朗。此后，许多朋友也住到附近。这里成为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地点，到1906年后，在知识界已经出现“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Set）这个调侃的名称。
如今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房子，已经寸土寸金，但依然有昔日的优雅宁静，当作办公室，并不合适：开间小，走廊多。这些从布鲁姆斯伯里文人那里买过来的房子，留一块小园牌向前屋主致意。只是因为是文物保护房，才没有遭到拆平重建之灾。
不过布鲁姆斯伯里之撤向远郊，不是赶汽车时代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鲁姆斯伯里的人都持反战立场，登记为“良心反战分子”。英国一向允许这些人不当兵，但是必须到乡下劳动。范奈莎干脆买下伦敦之南秀丽远郊房子“查尔斯农场”，以便就近照顾。二三十年代布鲁姆斯伯里的聚会地点，也常到该处。伍尔夫夫妇，凯恩斯夫妇，也陆续在附近置房——可谓领风气之先。今人要瞻仰布鲁姆斯伯里人物遗迹，先到伦敦大学一带的花园广场房子来看看园牌，凭吊遗踪，然后搭车南下，去看收藏文物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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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斯伯里，此词中文音译实在累赘。英文简单：花镇，不过出典或为某爵爷的名字。19世纪初已是伦敦城区中心，现在更成为伦敦中心的文化区：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一些主要出版社，学生熙熙攘攘闹事的伦敦大学。假定北大至今留在沙滩，北图也不搬迁，而且北京胡同也像伦敦，房子越老越堂皇，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
这样的文化区，恐怕只能在文化尚属精英活动的时代，才有可能：沙滩周围的胡同，门牌边可以挂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全部重要名字。
所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画家与美学家特别多，艺术色彩很浓，也有作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除了经常聚会高谈阔论，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对所谓“维多利亚英国”的美学趣味和道德习俗的反感。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远远超出英国。中国“新月社”的形成，显然以此为模式：诗人作家批评家为中心，团聚包括科学家、银行家、政治家，甚至军人等一时之选，往往以女主人沙龙为聚会地点。也出杂志，办书店，参与情况却因人因事而异。
恐怕其他人难以仿效的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奇特男女关系。以尖牙利舌闻名的美国女作家朵罗西帕克，当时有妙语形容这批文化人——“许多对儿，成三角儿，住四边儿”（指广场住宅）。
奇怪的是，如此复杂的关系，没有败坏这些人物的友谊。也许正是因为友谊远远更为重要，所以谁与谁睡一床，反而是很次要的，以后可以“调整”的小事。性事自由，友谊第一，这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男男女女之所以团聚不散的原因。他们的其他品格——才气横溢，傲慢天下，行为狂狷——都能散而不能聚。与性爱有关，却超越性爱之上的友谊，才是他们的聚合剂。福斯特曾有狂言：“要是让我选择背叛国家还是背叛朋友，我但愿有勇气背叛国家。”
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这批人有意创造的“神话”，但布鲁姆斯伯里人物的奇特私人关系，至今还给文化史家写不尽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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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此“集团”究竟由哪些人“组成”，史家争论颇多。在当初，事情很简单：范奈莎与弗吉尼亚两姐妹与谁交往，谁就是“布鲁姆斯伯里派”。正像徐志摩与谁友善，谁就是新月派：卞之琳从来未能参加新月派的聚会，只是因为徐志摩青睐，亲手发表其早期诗，因此徐去世后，《新月诗选》必须有这位青年加盟。
如果把两姐妹从1905到1939年35年中邀请过的人全部开列，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名单”就会很长，1987年出版的《布鲁姆斯伯里人名录》（WhosWhoinBloomsbury）有人名上百。不过范奈莎与弗吉尼亚也是“最不能忍受呆瓜”的人，因此一旦她们觉得某人“没劲”，就毫不客气拒绝再邀。谁不再参加聚会，谁也就不再是布鲁姆斯伯里的人。因此此书大部分人，只是“一度”属于该派，或者说，边际成员。
辛亥年后，大英博物馆收进大量东方文物，需要招一个年轻助理，整理中日绘画。韦利（Arthur Waley)1913年从剑桥毕业，考上此职。他得到这份工作，却不懂任何东方语言，只好立马自学中文日文，不久就成为西方20世纪翻译中日诗歌的圣手。他的优美而流畅的自由诗译文，影响远超出东方文学圈子外。
韦利当时住戈登广场旁边的恩兹里街。每天骑自行车穿越布鲁姆斯伯里上下班，看到这批人物熙熙攘攘进出。其中几个，是他在剑桥国王学院的先后同学。他被邀请参加布鲁姆斯伯里的聚会，大半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诗是个时髦题目。但是韦利却是一个拘谨的人，与布鲁姆斯伯里那些意气飞扬的才子才女不容易谈到一起。那对姐妹花很快就不再邀请韦利。
1916年，他完成第一本译诗《中国诗一百首》，用的是自由诗，译风新颖，没有出版商肯接受。韦利的剑桥同学弗赖资助，帮他印了100本。韦利给斯特拉奇一本，受到一顿无情的嘲笑；韦利寄给庞德一本，结果庞德与这位无名小助理成为好友，还拉上另一位无名小诗人艾略特，三人每星期在伦敦索和区喝一次咖啡。
现在研究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文学史家，往往把韦利算在里面，可能是想显示这批知识精英的眼界开阔。其实韦利津津有味的谈题，往往是《史说新语》中的某种茶，或是敦煌手卷某歌谣提到的农具，在英国沙龙里，这些事当然不能群起响应。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导师白之先生，读过韦利的讲习班。鄙人也可以高攀为布鲁姆斯伯里的隔代弟子。
韦利的生性，连做教师都不适合。他是东方学院的“名誉讲席”（Honorary Lecturer),只给研究生和教师开讲习班。但是这些讲习班经常冷场，因为参加者不知道提什么问题，才不至于浪费大学者的时间，而大学者也不知道学生想了解什么。的确韦利只适合与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终生相守——他实际上是个书斋学者。
而布鲁姆斯伯里的人物，大都拒绝做书呆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各自的专业上是权威，但是高谈阔论的却是与本行不太沾边的任何“大题目”。赛以德说真正知识分子应当是“业余”的。这些布鲁姆斯伯里人物，聚谈终夜言不及义，是最好样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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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布鲁姆斯伯里核心成员是谁，有个简单判别法：范奈莎的孩子们，经常用昵称的人，就是母亲的最好朋友，就像中国的高干子弟说到一些老革命，骄傲地直称阿姨伯伯，把平民出生的人唬得一愣。只是范奈莎的孩子们并不在外面张扬，在日记与私人信件中如此称呼而已。范奈莎的大儿子朱利安的信件里，我们读到这样一些不加注弄不明白的名字：伯梯（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里顿（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戈尔狄（政治学家高尔斯密斯·娄易斯·狄金森），梅纳德（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摩根（小说家E·M·福斯特），罗杰（美学家罗杰·弗赖），汤姆（诗人T·S·艾略特），邓肯（画家邓肯·格朗特），巴尼（小说家加尼特）等等。
这些一次大战前后的英国文化精英，怎么会众星捧月式地汇集到斯蒂芬姐妹两人身边？后来的文化史家发现了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秘密：当时英国正规大学不招女学生。两姐妹早年决定分工：一画一文：范奈莎上女子学校学绘画，而弗吉尼亚自己练文笔。大哥索比在1906年旅游希腊时患上伤寒早殇，给了这两姐妹出头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