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曾经设想：几十年后我国的乡村将是许许多多的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医院、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俱乐部，也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在轰轰烈烈的1958年，也曾制定了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实行全民所有制，实现工业化，彻底解决衣食住问题，实行6小时工作制，普及中等教育等。当时舆论宣传描绘的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是：在食物方面，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而是肉、鸡、鱼、蛋，应有尽有，猴头、燕窝、山珍、海味，按需供给；在衣服穿着方面，普通服装仅仅是工作服，下班后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在住的方面，人人都住高楼，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在行的方面，旅客和行人都乘交通工具，每个省都有飞机场，航班通向各个方向；在教育方面，教育已经普及，每个人都要接受高等教育。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对联，十分形象地描绘了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那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头脑发热，给中国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毛泽东的美好愿望，也是刘少奇，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美好愿望。实事求是地说，在毛泽东头脑发热的时候，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头脑也不是那么清醒。如同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头脑发热，难道我们头脑就不发热？”
或许，在具体某个问题，在具体某个时候，刘少奇的头脑比毛泽东更发热，换句话说是更“左”。但是，相对而言，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上，刘少奇相对冷静和谨慎一些。对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刘少奇的认识和理解，也比较深刻和实际一些。在刘少奇看来，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资本主义经济极不发达，在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前，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所谓“剥削有理”风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山西合作社问题，都是刘少奇这个“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思想在具体工作中的反映。
但是，当刘少奇的思想和主张同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不一致的时候，鉴于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人民中间的崇高地位，刘少奇总是接受和支持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
毛泽东的崇高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长期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普遍地非常敬重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决策大多深信不疑，总认为毛泽东同志看得更远些更深刻些，即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最后还是照着毛泽东的主张去做，并且努力去理解和跟上他。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如此，刘少奇也是如此。
然而，由于刘少奇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始终存在，所以，当国家建设出现重大问题，比如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那样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之后，两个人的认识就出现了实质性分歧。刘少奇比较容易认为是路线问题，毛泽东比较容易认为是方法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在纠正“左”的错误时，刘少奇倾向于从路线上去纠正，比较深刻一些，彻底一些；毛泽东则倾向于从方法上去纠正，以致“左”的错误始终不但纠而不正，反而继续发展，终至发生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
所以，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两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路线问题的分歧。从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的主观愿望来说，不管是在分歧不明显的时候，还是在分歧明显的时候，以致因分歧严重导致分裂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贯彻自己认为的正确路线。令人震撼于心，久久挥之不去的，是处于弱势的刘少奇竟是那样的悲惨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制度造成的历史悲剧。
思想上路线上的分歧，必然反映到个人的关系中。
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并主持一线工作以后，似乎刘少奇的权力增加了，责任加大了，有了实行自己的思想路线的条件了。我们看到，此之后的刘少奇，虽然依然对毛泽东保持应有的尊重，但明显地纠“左”的力度加大了，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腰板硬了，讲话大胆了，对于一些问题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了，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也出来了。
但是，毛泽东不允许自己的思想路线被违背，不允许由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被断送。虽然毛泽东自己提出退居二线，不再参加中央的一般会议和日常事务，由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重大决策必须由自己提出或经自己建议才能实行。已经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坚持自己思想路线的态度比以前强硬了，毛泽东则要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党中央主席的权力保证自己的思想路线的继续实行。如此，两个人的分歧自然逐步加深，渐至冲突，终致分裂。这一过程，夹杂着所谓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不尊重，出现毛泽东拿着宪法和党章开会的事情，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刘少奇接受朱德、贺龙等人关于“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的规劝，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主动在家里开党内民主生活会，并在政治局开会时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问题又回到路线问题上来了。但这次不同的是，路线分歧和个人恩怨纠结在一起了。
苏联赫鲁晓夫“变修”，对毛泽东触动很大，尤其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水晶棺材从列宁墓中迁出，在毛泽东看来那和“焚骨扬灰”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不允许中国走“回头路”，不允许中国人民再受“二茬罪”，不允许中国人民再受“二遍苦”，不允许中国像苏联那样变修。所以，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选择关键看他是不是赫鲁晓夫。
因此之故，1965年1月《二十三条》通过后，毛泽东对具体怎样推进“四清”运动谈得很少，他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国会不会“变修”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会不会变修，和苏联一样，关键在上层，尤其是在中央。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要大得多，快得多。有一次他对身边的护士讲：“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同年8月11日，毛泽东又对前来汇报工作的罗瑞卿讲：“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10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
毛泽东总是谈变修，总是谈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里，谁会是修正主义者？“要一革就完的”，到底是谁？除了毛泽东自己，恐怕谁也想不到是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夜，在工作组问题上，在1966年8月4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泽东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刘少奇害怕群众。刘少奇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又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刘少奇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刘少奇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
吵架吵到这个程度，两个人民主革命时期的亲密战友情分还会有多少呢？第二天，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
以后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被残害致死了。
八、“相逢一笑”，拂去历史尘埃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采访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及其子女诸人。每当谈到孩子们东躲西藏，“卖血为生”，谈到孩子们寻找爸爸妈妈的艰辛，谈到自己狱中的悲戚生活，谈到刘少奇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刘少奇两只胳膊和腿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谈到刘少奇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被攥成“葫芦”，谈到刘少奇含冤惨死时白发一尺多长，运往火葬场时双脚还在吉普车外面拖着时，60多岁的王光美都不禁扭头哽咽，或暂时回到内房抽泣，待心情平静后再谈。
但是，当问及“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时，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王光美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初并不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而是要把“四清”运动推动下去。刘少奇之所以被打倒，一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一伙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孤立毛主席，左右毛主席，将极左推向极端，迫使毛主席违心地同意他们的恶行，残害刘少奇；二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局势失控了，毛主席也没有办法了，也保不了刘少奇了。或许，在那个“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王光美只能这样讲。但是，不管是在那个“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还是在许多真相已经大白的今天，王光美的上述回答，都是令人唏嘘和感动的。
王光美是在1978年12月22日获释出狱的。自从毛泽东仙逝之后，毛泽东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很快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1984年，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夫妇帮助下，李讷再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刘少奇的警卫员。李讷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也是刘少奇之子刘源做的媒。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刘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刘源在河南任职时，不论是当副乡长，还是当副省长，都曾多次看望李讷，为她带去当地土特产和工艺品。李讷则将毛泽东送给自己的一件精美的玉莲蓬回赠。
2004年夏，王光美亲自召集，刘源亲自联络，毛泽东和刘少奇两家后人在北京京都信苑大厦相聚一堂。83岁高龄的王光美老人，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李敏女儿孔东梅，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及夫婿王景清，李讷之子王效芝，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子女刘源、刘亭等人，参加了聚会。大风大浪已经过后，人生百味涌上心头。众人相见，一起问候王光美老人，然后彼此问身体，嘘冷问暖，其情亦重，其意深长。
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可谓感天动地。
刘源曾经讲道：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和谐，才有幸福美满，才能繁荣富强。如果分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难重重，悲剧无穷。
2006年10月13日，85岁的王光美老人仙逝。有人写诗赞道：
把所有的爱装进你心里，在你的胸前写下，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问，你是这样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问，真情有多重，爱有多深。
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你身上，用你的微笑回答，你是这样的人。
2010年4月1日，毛泽东嫡孙毛新宇携妻子儿女在湖南湘潭韶山冲祭奠完爷爷毛泽东之后，到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向刘少奇铜像敬献了花篮，表达了对刘少奇的怀念之情。
在王光美的倡导和带领下，两位伟人的后代拂去历史的尘埃，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
21世纪的阳光，是灿烂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