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博古中央的总后台王明却无动于衷。王明认为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与他无关，至于毛泽东屡次提到的抗战初期的右倾，他也认为那仅仅是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他承认错误，岂不等于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
王明深知毛泽东对他在博古中央时期和抗战初期的表现不满，所以一直小心翼翼，甚至在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等人还没有意识到应该突出宣传毛泽东的情况下，他就在1940年5月4日破天荒地公开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演讲，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唯一正确政治方针”，号召全党要“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事业而奋斗”。王明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缓和同毛泽东的关系。但是，对于自己的错误，王明始终认为只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有共产国际在那里顶着，用不着自己检讨自己。
因此，在博古、张闻天、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只作了一个自我表白式的发言。发言中，王明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早，参加实际工作时间比他们都长，工作作风已有些转变，并且较早地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只是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以后又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弄得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好在1939年后开始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最近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应当能够学习实际工作，纠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
王明拒绝检讨也还罢了，但他忽然转而揭发批判他李维汉、博古、张闻天等人。他先是批评李维汉自我批评的态度不诚恳，想马虎过关，然后批评博古、张闻天等人到中央苏区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转而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还说自己早在莫斯科时就对这件事深感不满了。更令人惊讶的是，王明突然表示要揭穿一个“秘密”，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他们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这个“秘密”当然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
王明如此攻击博古、张闻天、李维汉等人，博古、张闻天等非常被动，只好重新检讨，除检讨路线错误外，着重检讨自己的“篡位”错误。但王明此举显然引起了“留苏派”的众怒。
博古、张闻天、李维汉原本自己检讨自己的，王明愿意怎么承担责任由他自己去。但王明死活不肯承认“总后台”这个角色，不肯分担责任，他们就只好边检讨边揭发了。
博古明确讲：自己所犯的错误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但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
张闻天也承认：当时的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些事情上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
邓发表示：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 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
和王明一起驻共产国际的康生起而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应该承认的。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称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却非住武汉不可，王明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实事求是讲，博古、张闻天、邓发、康生等人对王明的揭发和批评，是符合实际的，并无夸大和虚妄之处。如此一来，王明成为众矢之的，不承认错误显然是不行的。在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都承认错误，做了检讨，取得了大家的理解后，王明虽然处境极为窘迫，但仍然不肯承认错误。
1941年9月中旬和10月上旬，毛泽东两次找王明谈话，一是了解王明所述博古、张闻天篡位问题，二是指出王明的错误，尤其是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所指王明武汉时期所犯错误共有四点：一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态度问题，二是拒绝发表毛泽东《论持久战》问题，三是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形势估计问题，四是领导长江局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四个方面问题，实际上给王明提出了承认错误和检讨错误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令王明十分紧张，他深信这回毛泽东要和他算总账了。
但是，恰在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于10月初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而发的。质询电一连提了15个问题，要求中共，实际上是要求毛泽东回答：如果中共因为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了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还能与哪些人继续合作抗日？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如此等等。
以往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做法，都是先来指责性电文或文件，然后进行组织清理。深知共产国际运作思路的王明，得知这封电报之后，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王明估计：继如此强烈的质询电之后，接下来共产国际就会进行组织处理了，毛泽东很快就会被共产国际拉下马了。
因此，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找到任弼时、王稼祥、王明等几个与共产国际较熟的领导人商量回电办法时，王明竟借着共产国际批评中共中央的机会，对毛泽东发起了反击。他说他早就与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的看法，即中共中央目前的政策太左，是自我孤立。在第二天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不仅再次批评毛泽东的政策太左了，而且批评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来，指责《新民主主义论》同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代表着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是一种两面作战路线，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政策。对于毛泽东批评他在武汉时期的四大错误，王明坚持认为：这里的许多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他只是转达而已，而且他的做法和路线都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缺点错误罢了。
王明的上述表现说明：一、王明仍然认为自己的右倾教条主义是对的；二、他仍然把共产国际当靠山，依然对莫斯科唯命是从；三、王明仍然认为共产国际是最信任他的，或许季米特洛夫会像米夫那样扶他上台。王明悄悄地对博古说：“‘那边’（指共产国际）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
但是，王明对毛泽东估计错了。已经确立起全党全军绝对权威和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对于远在天边的那个共产国际，是绝对不会惧怕并唯命是从的。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不允许共产国际迫害自己的领袖的。所以，王明此刻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是必然的。
王明的讲话刚一结束，凯丰、陈云等人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实际上王明是各种错误的根源。
王稼祥和任弼时则指出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有许多是不准确的，有些关键部分没有谈到。如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搞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并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搞好关系；季米特洛夫还指出不论谁推举，王明也不要当总书记。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因为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王稼祥和任弼时的上述发言，对王明来说，是重重的一击。
毛泽东表现得很冷静。他平静地说：王明在武汉时期虽然还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但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许多原则性错误。我们等了他许久，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的让步太多，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毛泽东提出：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请王明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供政治局会议检查讨论。
10月8日的会议，对王明的打击太大了，以致王明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原定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被迫延期。
王明住院后，毛泽东先后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和任弼时去医院探望。王明承认武汉时期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13日下午，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听取任弼时汇报王明生病情况。会上，毛泽东说明，王明错误问题暂以10月8日书记处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即肯定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是个别的，工作路线是对的。至于苏维埃后期博古中央的错误，则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至于其他领导人这一时期的错误，则属于不自觉的。这个结论，对王明来说，是很宽大的。
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要从这次检查过去的讨论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要治病救人，使犯错误的人能客观地看问题，逐渐纠正过去的错误。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清算过去的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牵头，成员为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另一个是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审查委员会，由陈云牵头，成员为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