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东征没有能够一举拿下高句丽，但李世民早已将高句丽列入了必须除去的黑名单中，不除不快。哼，以我大唐的雄厚国力，拖也要把你小样拖死！
就算朕有生之年灭不了你，朕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你高句丽就那么巴掌大个地方，终有一天那个半岛上的人们要成为我大唐的子民！
只是，发狠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李世民长期在外辛苦作战，回来之后身上便长了个疮。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所致，但是古人长疮后，不久便一命呜呼的大有人在。西楚霸王项羽的智囊范增便是如此。
长疮后，李世民一度病情严重，卧床不起。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他的这场病，居然直接导致了一位宰相级官员的死亡。
其实，事情过程很简单，简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是正因为如此简单就断送了一位高级官员的性命，才显得有些不可思议，或者说是耐人寻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太宗出征之前，派侍中刘洎辅佐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现在李世民回来了，长了毒疮，病体沉重，高级官员们自然是要轮流入宫问安的。
刘洎也不例外。他和中书令马周一起进宫给病重的李世民请安，哭着表完忠心后便离开了。
出得宫来的刘洎满脸悲伤，逢人就叹道：皇上病势沉重，怎能不令人担心啊！
然而，就在他说出这话之后没几天，刘洎就被送进了大牢。
原来，李世民得到了报告是这样的：刘洎探望皇上出来后，逢人便称国家大事不必忧虑，胡说什么只要辅佐幼主，效法伊尹、霍光的榜样就可以了。哪个官员胆敢三心二意，就把他杀了，局势自然稳定。
就因为这样一句诬告，刘洎下了大狱。
在现在看来，这诬告的水平着实有限，而且一无录音二无旁证，怎么就能顺顺当当地把一位宰相给拉下马来了呢？
据《太宗实录》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一致记载，诬告者是褚遂良。
这还不算，据上面三本书记载，刘洎被抓之后一直喊冤，而且声称马周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褚遂良一口咬定确有其事，被叫来作证的马周更是被吓得不敢吭声。于是李世民便认为情况属实，皇恩浩荡”留刘洎全尸，赐他自行了断，家属不再追究连带责任。
对此，司马光的观点稍有不同。他在《资治通鉴》里也提到了刘洎之死，但只说是“或谮（有人诬陷）于上”但并没有具体指出诬告之人。
想那褚遂良也是一代名臣，书法造诣甚高，家世也很显赫（父亲是隋朝高官，与李渊一家都有深厚交情）刘洎当时除了官职以外无一比得上他，褚遂良为何一定要置刘洎于死地呢？
一般来说，一个男人想害死另外一个男人，无非以下几种原因：
A.两人有仇，一方曾经得罪过另一方，因仇而杀。
可是翻遍史籍，不曾发现刘洎和褚遂良之间有何大的仇隙。仅有的一点便是当年皇子争夺太子之位时，刘洎和岑文本提名李泰，褚遂良则坚定和长孙无忌站在同一阵线支持李治。
但是当李治被确立为太子之后，刘洎很快便上疏皇上，提出要对太子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塑造出一个优秀的接班人，而且从此老老实实，再未说过李治一句坏话。就算曾经政见不一，现在也无需害命啊！
B.双方是情敌，为了争夺同一个（也可能是同几个）女人吃醋，心生恶意。
这个说法太无稽了，不做讨论。
C.褚遂良觉得刘洎挡住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要把他做掉。
刘洎当时官衔比褚遂良高是事实，但刘洎一开始就站错了队，后来即使改正也只是保住了位子，换来个平安无事，其他基本不要指望了。而褚遂良当时的地位压根也不低——不仅是谏议大夫，还是太子宾客，又是长孙无忌的亲密战友。身为高官、铁杆太子党、第一重臣眼中的红人，褚遂良想不升官都难，干嘛还要凭空去诬陷一个并无冤仇之人，况且其谎言和手段还都很低劣。
所以说，褚遂良因此原因陷害刘洎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D.刘洎欠褚遂良不少钱，而且一直耍无赖不肯还。
可能性极小。
此外还有一些更加离奇的猜想，不着边际，这里就不讨论了。
总之这事儿，成了个谜。只有司马光认为不是褚遂良所为，他一口咬定刘洎有不良居心，马周不敢作证之类的事都是捏造，不可靠。所以《资治通鉴》里只说李世民相信了诬告，随后赐死了刘洎。
看来指望有现成的观点是不大可能了，那么只能我们自己来分析了。
当时李世民病重，随时可能挂掉，而且皇帝和太子都在行宫，不在长安。一旦出现意外，重演秦朝的沙丘之谋（秦始皇死后，赵高和李斯秘不发丧，将太子扶苏和蒙恬赐死，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不是不可能。当然，如果一切正常，即使太宗死在外地，继位者也是李治，因此有心作乱者，必是打算另立皇帝之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就危险了！
相信这是李治的支持者们的想法。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当然是先下手为强，把可能的“赵高”和“李斯”们找出来干掉！
相信这还是李治支持者们的想法。
想法有了，那目标呢？
原来有其他想法的高官呗！
于是，矛头指向了曾经支持过李泰的中书令岑文本和侍郎刘洎。这两位可都是宰相级的高官，能耐很大！威胁更大！
可是，岑文本已经在东征的途中病死了，不在关注之列。剩下的只需要对付刘洎就行。而在这之前，刘洎的一番话，更是大大断送了别人放自己一马的可能，而是赔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李世民出发之前，把身兼太子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主管吏部、礼部和民部业务的侍中刘洎留在定州辅佐太子李治。一般来说，君王离开政府中枢，都会再三关照留守官员要保持局面稳定。李世民也不例外。他对刘洎委以重任，要求他时刻关注国家的安危。
领导委以重任本是件好事，可是事情就坏在了刘洎的反应上。作为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高级官员，只要不是窝囊废，都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对于君王，只要一脸忠心再流几行难舍难分的眼泪便足够了。可是这刘洎兴许是太激动了，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极其重大，便脱口而出：陛下尽可安心。如果有官员违法乱纪，我将立即诛杀之。
得，这话听得老大李世民可不爽了。有心作乱者自然该杀，但是我把后方委托给你，不是让你来做有实无名的皇帝。我自己都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杀人，怎么你竟然把杀人当成保持稳定的法宝了？更何况施加的压力过大反而容易酿成不必要的动荡，反倒适得其反。
于是在临行前，他丢给刘洎几句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你性情粗疏而又为人刚强，恐怕以后会因此带来灾祸。对此一定要好好地引以为戒啊！
果然一语成谶。
刘洎上述这番话没多久就经由非正式渠道传到了许多人的耳朵里。不少人，特别是那些平时和刘洎不对付的高官们顿时火冒三丈：你刘洎是个什么东西？做了几天侍中就当天下皇上老大，你老二了？皇上不过是命你留守，你小子居然就敢口出狂言，扬言要杀有过之人？我呸！就凭你，也配？
可是骂归骂，刘洎可是整天跟在那个一向以忠厚老实出名的太子身边的，万一哪天忽悠太子几句，真的“便宜行事”铲除了自己，那后果可真的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这人实在是可恶之极……
于是，刘洎渐渐成了高官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忌恨他的人越来越多。更可悲的是，刘洎同志自己却还浑浑然不知觉。
那么为何一向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在这件事情中却表现得颇似个昏君，居然没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呢？
很简单，他有他的致命弱点。那便是玄武门之变的阴影。
自己是靠宫廷政变登上皇位的，李世民一直担心哪天自己也被“玄武门”了。于是，刘洎的敌人们便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极力宣扬刘洎有作乱夺权的狼子野心，打算在李世民“崩”了之后通过流血政变来独揽大权，进而登上皇位的宝座。
在李世民看来，敢于学他样的人都必须死。而现在，指控刘洎说过那些带有明显造反意图言论的人越来越多，而为刘洎辩护的除了他自己再无别人。再回想起出征之前那句让李世民很不爽的话。嗯，刘洎就算未必真有造反之举，也恐怕早有了造反之意。
为了自己能正常地告别这个世界，为了子子孙孙永保大唐基业，刘洎，既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你的清白，那么你便是有罪的。
直到下了死牢，即将被赐死的时候，刘洎还想留下遗书，用身家性命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可是他终于发现，自己早已被反对者的阴影完全笼罩住——他希望司法部门能够给他纸和笔，可是得到的唯有冷冷的嘲笑和谩骂。
在绝望中，刘洎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千多年以后的我们，已经很难再还原当时的所有事件，挖出事件的真相。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在盛世还是在末世，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们总是处于一种拉帮结派的状态中，每一派的信条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原因无他，没有他人的支持和帮助，再强大的人也是独木难支。刘洎之死，部分是死在自己的性格和为人上，部分是死在政治对手处心积虑的谋划中，还有部分死在皇帝——这个最有权力又最担心朝不保夕之人的致命弱点上。
至于陷害他、要他命的到底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或是别的人，已经不再重要。相信即使没有他们，依然还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些事儿。
官场，不好混啊！
回到长安的李世民，依然为此次出征未果而烦恼。苦闷之下，他想到了赋闲已久的李靖，于是便宣他觐见，向他请教不胜的缘由。
李靖到底是久经官场考验，一脸谦虚地表示自己一直赋闲家中养花种草，早已不问江湖世事。
李世民却是求知心切，继续不依不饶，居然把出征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其实哪用李世民说，李靖这老江湖早就对战事过程了如指掌，个中缘由早已是心中有数。只是因为其中牵涉到某位重要人物，他不便明说。
终于，在皇帝的再三追问之下，李靖慢吞吞地吐出了一句话，把自个儿撇了个一干二净：李道宗知道。
得，反正李道宗就在跟前，干脆直接问他好了。
李道宗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关系，只是他一来征战有功，不必担心惹恼皇帝，二来自己为这事也着实憋着一口气，不吐不快。于是他便把当时自己主动请缨，突击平壤而未被批准的事又说了一遍，只是在关键事件上绕过了具体责任人的名字。
李世民可不是傻子，他听出了两人的弦外之音——往明了说，是长孙无忌不懂兵法坏了事儿；往暗了说，自己也要负决策错误的领导责任。这两个家伙，毕恭毕敬地在往朕和无忌脸上吐唾沫呢。算了，既然话没挑明，大家都难得糊涂吧。
于是唐太宗一脸迷惘地看着李道宗，拍了拍脑袋，懊悔道：唉呀呀，当时战事紧张，朕只是一心牵挂着前方，现在想来居然怎么都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了。唉！看来日夜打仗，脑子都有点糊涂了。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吧！
那两位趁势跪下：皇上一路劳顿，当善保龙体，早日歇息啊。臣等先行告退了！
“嗯，卿等也要多多休息，好继续为国出力啊！
李靖和李道宗退出后，李世民陷入了长久的怅然若失中。或许自己真的老了，再加上之前长的疮一直没有痊愈，他打算静养一段时间，把军国大事交由太子李治来处理。
不过，当了皇帝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闲得下来的。很快，又有人给他添麻烦了。
这回添麻烦的人正是东征高句丽时的海军统帅——刑部尚书张亮。
张亮仁兄之所以得到重用，基本靠的是对李世民的忠心。当年他还只是秦王府的一名普通官员，奉李世民之命去洛阳一带招徕豪杰之士。结果被李世民的对头，齐王李元吉告了一状，下了大牢。当时，不管对方怎么拷问，张亮就是咬紧牙关拒不承认李世民与此事有关。
如此忠心的小弟自然是要好好对待的。这不，李世民登基后，张亮便开始一路飞黄腾达，曾历任多个要职，爵封郧国公。后来侯君集谋反，张亮便是第一批报告之人，并因此被晋封为刑部尚书。
应该说，张亮在任上能够积极体察民情，抑强扶弱，算是个合格的地方官员。只是，他并非将帅之才。
东征途中，一次张亮所部大营遭到高句丽军的突然袭击，军营乱成一片。可是，当将士们急忙来找张长官报告时，却发现张亮同志泰然自若地坐在凳子上，目光平静。大家伙顿时安下心来：长官既能如此淡定、从容，我们自然就没什么要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堰，大伙儿整好队把那帮家伙赶跑就是了。于是唐军士气大振，一个反击过去，发动偷袭的高句丽军反胜为败，仓惶逃了回去。
只是少有人知的是，张亮并非千军万马之中巍然不动之人。他之所以表现的淡定完全是因为被吓傻了，以至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两眼发直——但就直观表现而言，和淡定自如似乎差别不大。
被敌人吓住了的主帅居然以自己的行动（且不论主观思想如何）带动军队击败了强大的敌人，这也是了不起的壮举啊！
事实上，张亮要是就这样碰运气混日子也可以过得不错，只可惜他还有一个爱好——喜欢旁门左道之术，尤其是信任一位叫程公颖的术士。
当年魏王李泰被封为相州都督却未真正上任，张亮以长史的职务代理都督处理日常事务。一日，他暗中把程公颖召来，神秘兮兮地问道：相州的地理情况相当不同（也不知道到底不同在哪）有人说几年之内将会有帝王在此地兴起。你是专业人士，不知对此有所看法？
说实话，当时程公颖是着实吓了一大跳，因为张亮这话明显透着造反的意思，居然还问我如何。你张亮怎么看也没有称孤道寡的命，可是如果直说难保不被他灭口，还得另想办法。
到底是跑江湖的，脑子转的就是快。你不是有“异志”么，我就顺着你的意，拍几句马屁，哄你开心好了。于是张亮很高兴地听到了专家的科学结论：您老人家躺下睡觉时的样子活像一条龙，定然是富贵与天齐啊！
后来又有一个叫公孙常的家伙出现了，他自称能炼金炼银，颇受张亮的信任。张亮同样向他咨询过类似问题，得到的同样是张氏兴起早已注定之类的回答。
听到这两个答案，张亮的反应都是“大悦”
但是世事难料，贞观二十年，一个叫常德玄的家伙指控张亮图谋造反，并把他和程、公孙二人的对话报告给了朝廷，还举证说张亮养了五百个干儿子。
这些话，要说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常德玄一个外人怎么会知道，而且居然还写得这么清楚？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一是张亮、程公颖和公孙常三个人中，有人一时管不住嘴巴，把这事讲了出去，结果流传到了常德玄的耳朵里；
二是这些都是瞎编的。因为张亮受他老婆影响，喜欢旁门左道，和程公颖、公孙常来往密切，这一点早已是众人皆知。正好可以以此栽赃，除掉张亮。
这一下李世民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又被触动了。他立刻下令彻查此事。
和刘洎一样，面对指控，张亮提不出多少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他能做的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的清白，那些话都是程公颖等人因为怕死而栽赃编造出来的。同时他还反复提及自己当年对皇帝有功，请求宽大处理。
可问题是，对于李世民而言，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胆敢觊觎他李家的江山，他肯定会六亲不认。
于是，在听了审讯报告后，李世民当着诸大臣们的面儿，直截了当地提出：张亮有五百个干儿子！没事他养这么多畜生干什么？摆明就是想造反！
接着是群臣讨论和发言时间。
经过刘洎事件，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也知道当领导已经表明态度的情况下，自己该如何选择。于是，他们争先恐后地附和：张亮谋反，该死！
可怜，此时只有一位官居将作少匠（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副部长）的李道裕据理力争。他提出：张亮谋反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能就此定罪。
然而，无论从独裁还是民主的角度来说，李道裕的反对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接着，张亮被斩于菜市口，并处抄家。
和刘洎一样，张亮死的太快，在情况并没有完全明朗化之前，就已经先行丢了脑袋。只是，和刘洎不一样的是，张亮还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排名与先前已经死去的侯君集相比，还要再靠前一些。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美名流传至今，人人都在传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的事迹，却甚少有人提到张亮和侯君集。呜呼，即使你在凌烟阁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也并不能说明你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真有这么高，尤其是在一位通过政变上台的皇帝心中。
刘洎和张亮的死，还告诉我们：贞观初年那种君贤臣正、畅所欲言，共谋国事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君臣都已逐渐淡忘了原本是刻骨铭心的隋朝末年大动荡，取而代之的是，皇帝越来越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大臣们也纷纷开始明哲保身，极少有人再敢公开反对皇帝的想法。而对于那些可能是被冤屈的人们来说，指望死里逃生几乎成了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只是，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它的惯性依然存在。整个国家还是在一条相对正确的道路上一路前进着。
在唐军的马蹄下，又一个草原帝国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