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秦代是一个明显的分界。从战争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看法也完全成立。战争是政治机器的行为之一，没有历史能与战争分开。作为政治的权利秩序模式，在整个秦代以前，即使从血缘上来讲，贵族的传统也几乎没有断裂过。在尧舜禅让的历史美谈中，我们至少应该了解作为家族式政治的这样一个事实，尧把天下让给舜，但是舜是尧的族玄孙，舜把天下让给禹，而禹是尧的族弟，他们都是黄帝的后代，在禹之后，天下不再是禅让，而是争夺，殷的祖先是契，周的祖先是稷，他们都是尧的同父异母弟弟。春秋时代的贵族是封建而成的，除了个别封分诸侯之外，都是周的同族，列国的卿相都是贵族出身，这种情况在战国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到秦代，贵族政治就基本结束了。贵族文化随着数百年的列国混战而逐渐瓦解，根本上在于贵族在政治上的衰落，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心理对权力的重新认识。没有后来的任何一个朝代所诞生的新贵族能够拥有先秦贵族那样长的历史和文化体系，这种体系的坍塌必然造成文化上的暂时混乱和权力上的相对耗散和真空状态。
战国的出现至少说明贵族传统在中国历史上走到了尽头，无法再维持下去，从而失去了原有的相当成熟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甚至军事传统。秦朝的寿命如此短暂，在灭秦的革命斗争中，我们注意到新兴的政治武装力量社会成分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战国时代，没有完全发自民间的力量，但是秦朝的革命武装中，就出现了各种混杂的社会角色，前面已经提到，在此不再啰唆。旧传统一旦消失，民间自发爆发出来的力量同样是惊人的，而且更具有政治上的可塑性。在反抗秦政权的武装斗争中，固然陈胜吴广的队伍很快就因为缺乏训练和战斗力而失败了，但是刘邦的武装力量却不断地强大起来并且最终完全获得了历史主体性。推翻秦朝统治的主要力量是楚军，刘邦作为一支成长起来的民间力量最初也汇入了强大的楚车并接受统一指挥，各国旧部在此政治方问上也并没有分歧。应该说，刘邦的实力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推翻秦朝的战争，这时候，刘邦根本无法和项羽的楚军抗衡；但是楚汉战争五年，刘邦却完全掌握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权。
从文化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旧贵族和平民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漠正面的政冶上的较量，结果以旧贵族文化的失败而结束。战争如此残酷，在死亡的代价背后，在楚汉战争中，我们直接地看到本质的人类社会支配权力对人的诱惑和对人类欲望的策动。刘邦的成功至少证明在经过战国和秦朝统治之后，中国的社会文化法则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贵族文化的彻底失败表明了人在行动中已经完全接受功利性原则的支配，而此前的绝对原则已经完全让步以至于退出了人的精神支配领域。
历史表明，项羽是一个贵族人物，项羽祖上世代为楚将，其起兵时跟随项梁，并且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争活动，表现出传奇式的神勇，历史公正地记录了项羽在军事上的才能。我们不能认为项羽完全不懂得政治，项羽懂得的是贵族政治，而且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传统的贵族政治，而是经过战国洗礼的贵族政治，这种相对保守的政治认识使项羽某种意义上完全忽略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严重变化，当各种社会角色都可能并且实际上已经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的时候，项羽完全小看了他们，进而甚至忽视了他们的要求。贵族是自信而且高傲的，这一点在项羽身上表现非常突出。最初迫随项羽但是后来又转向追随刘邦的韩信在这一点上对项羽的认识非常深刻。据项羽在平时的生活里表现非常良好，对属非常有礼节，而且很关心人，表观出一种非常难得的贵族人道主义气质，但是他对自己的权力以及所获得的最大利益却非常珍惜，一旦需要将手中的权力分配出去一部分，他就表现得非常不痛快。由于过于自信，项羽将自己定位为战争超人而不是指挥家，这使他几乎完全失去了任用人才为自己效力的可能：同时也因为对自己的权力和最大利益的过分迷恋，项羽的良好表现在韩信看来，都不过是“妇人之仁”，这在已经完全发生变化的社会政治文化形态中是致命的。项羽相对持久的地位是靠他的军事实力来维持的。在灭秦之后，项羽开始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考虑到的几乎完全是近亲和旧贵族的个人欲望和利益，而完全不把其他力量的要求放在眼里，在这一点上，对三秦封地的处理完全彻底地表明了他对一般民众意愿的完全忽略，因此导致他成为新的斗争对象。项羽对自己的匹夫之勇非常得意，因此他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但是刘邦没有接受他这个建议。
在旧的权力机制完全瓦解之后，大的社会环境允许人们自由发挥个人才能而不受围绕旧政治传统建立起来的原则的牵制，在这个问题上，刘邦表现出了他的优势。在谈论刘邦之前，我要简单地论述一个词语：流氓。从本意上来讲，这个词毫无恶意，而是指特定的社会阶层群体。“氓”在周代很清楚地表明是揞社会底层的男性。这些男性生活在贵族社会之外，即所谓的“鄙人”世界里。在社会的变动中，这些低层的许多男性因为各种因素而逐渐脱离了农业劳动生活，而成为界于统治阶层和农业劳动阶层之间的群体，他们中有很多人通过各种其他的甚至非法手段获得生活资源，比如充当小吏、手工业者、小商人、屠夫等（合法的或者是盗匪（非法）、江湖术士（骗子）、市井闲人（帮闲）等等。这些人对中国的脱离官方的低层大社会有着全面深刻的了解。刘邦起事以前是沛县的某个亭长，基本上也是农民而已，正是这种基本上接近流氓无产者的身份使他行事毫无顾忌，能够很快行动起来；并且刘邦也不会认为自己非常有能力。根据低层生活的经验，刘邦非常容易重视和接受别人的帮助和建议，因此，刘邦作为一个政治势力的核心领导，基本上是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来从事历史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刘邦粗俗，没有文化教养，但是非常豁达，整个楚汉战争中，张良作为大战略的设计主体是非常突出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实际上是刘邦在贯彻执行张良的主张。刘邦完全把萧何和韩信应该有的权力下放给他们，让他们放手去做，这正是萧何和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成为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根本原因所在。刘邦非常懂得最广泛的大社会中的人情世故。进入关中之后，他首先意识到“天下苦秦久矣”，因此，他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解放者的角色。刘邦非常清楚这些跟随他的人之所以跟随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因此就能够听从张良的建议，很痛快地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他们应该获得的利益。
刘邦的整个行为的根本原则正是现实功利性原则，因为刘邦明白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几次被项羽击败之后，他都非常明智地逃走，然后继续积蓄力量，重整旗鼓，卷土重来。项羽即使在鸿门宴这样的大好机会中也没有下定决心杀掉刘邦，而刘帮在垓下也绝对没有放过项羽。
刘邦的政治和军事智慧是中下层社会集体的智慧，刘邦和中下层社会相互接纳和认同，而项羽的原则只是他个人的衰落贵族的鄙视民众的原则。整个楚汉战争，一旦项羽丧失了主动的机会之后，在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近似斗牛的表演，刘邦是一个挥着一块红布的斗牛士，而项羽则是一头力大无比的牛，事实上，再厉害的牛也不过是牛。
从文化角度来讲，项羽坚持保守的传统政治文化，而刘邦则将一种新的文化法则合理化，这种文化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就生长出来的，传统的贵族文化也已经因为完全被破坏而没有社会约束力，新的世俗功利性文化则因为刘邦的胜利而就此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扬光大，成为新的有效的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法则。因此，我们说，某种文化是战争武力打出来的，应该毫不为过，这种天下最大的利益获得方式和途径为此后提供了全新的成功法则。
§§§第七节 赤壁之战：三国神话
刘邦以低层平民的身份，终于获得天下，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开端：刘邦的统治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刘邦建立的汉政权同样是中央集权模式，不同于与秦朝的是，他部分地采取了周代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的采纳后来被证明是相对失败的。经历了战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混乱和对旧传统的彻底颠覆，新的历史主人的合法性得到不断的挑战，这种挑战根本上来自思想意识领域，秦始皇的做法是焚书坑儒，企图由此完全消除以往的旧传统对人的影响以及对自身合法性的质疑和冲击，所遗憾的是秦朝的统治竟然非常短暂，因此秦始皇的举措的有效性没有历史实践的验证。刘邦建汉之后，当然吸收了若干历史教训，但是现实的境遇尚不允许刘邦想得这么远，刘邦完全是从现实的经验判断层面来把握权力，他积极地吸引中国社会最有势力的阶层，因为长期战争破坏，民生的凋敝是可以想象的，对于农民阶层来说，尽快使他们安定下来，回到相对平静的耕作生活中，这就是最关键的，因此对武装活动的废禁是很迫切的：而作为社会主脑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也是急需招引和为我所用的，因此，尽快展开文治的局面是当务之急。
从春秋末期到汉的建立，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对中土社会资源的损耗可想而知，出身低层的刘邦必然十分了解社会底层的普遍民众对战争和武装活动的极大厌倦，这种来自统治阶层的对社会的认识导致了中国在兵制方面的重大变化，文武分家和贵族武士传统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这个认识是深刻的，除了上述对文人知识分子采取的妥当安置之外，汉代幵始了对“侠”的大规模禁止，并因此颁发了禁武的官方命令，由此来说，在民间，尚武是一种危险而非法的行为。刘邦当然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在民间不在少数，所以他对民间力量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既然在国内采取了这样的措施，那么武装力量或者说军队存在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戍边。汉代中央军事力量是比较薄弱的，这从诸侯造反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汉代的戍边形势非常严峻，匈奴是最为严重的外患，面对这种处境，应该是国内的普遍尚武而不是武力上的积弱，但是天下初定后的另一个难题显然在于经济恢复和安定民心的紧迫性，因此，汉代把军事武装和作战任务交给了另一些人，这些人中一部分是招募自“良民”的服役人员，数量较少，事实上汉代军队中大量的是对社会闲杂人员、流民、冈犯、市进恶少等等角色收编而成的，还有一些就是外国的雇佣兵。也就是说，在汉代逐渐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真正有效维护之后，国家内部就开始转向农业的、宁静的安分和顺从的社会形态，原则上良民是不当兵的，而是接受这些来自各路社会流氓和丧德之人的武力监护和挟持。流氓阶层因此通过官方或者诸多途径成为新的统治力量，以达到本是同等货色的兵与匪之间的相互克制。
在汉代，从汉武帝开始，思想文化逐渐在“罢黜百家”的基础上统一在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幌子的阴阳学说之下，这种学说为新的统治阶层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合法依据，既然刘邦明白自己作为全新的社会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他必然要为自己的诸多行为辩护，借助强大的政治权利，刘邦建立了支持自己行为合法性的一种价值和道德原则，并且使这种价值原则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汉代从公元前202年开始，经历了王莽的新朝以及刘秀建立的东汉，直到公元220年结束，其间农业的经济生活极为缓慢地发展着，间或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和动乱，而在统治阶级的上层，则政变叠起，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各个政治势力之间殊死搏斗，这种政权内部的内讧在王室的逐渐衰微中终于在东汉末年走到了极限。东汉后期出现军阀割据是有政治上的依据的，东汉光武帝曾废地方兵，但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将此组织武装的权利下放到地方官手中，各地州牧守可以招募军队，一旦天下饥荒大乱，流民四起，兵源十分充足，地方的武装力量就会急剧膨胀，形成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东汉末年三国前夕，正是这种情形。
东汉末年的中国态势
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80年，中国可以说是又一个全面战争的历史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的战争从各方面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当然，至公元229年历史进入三国时代之前，战争相对更为常态，而三国之后，则战事相对减少一些，但是本质上并未结束，社会的震荡远没有因此而稳定下来。
《三国演义》开篇讲“凡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考察过往历史，发现此言一点都不为过，根本的原因在于强势政治的惯性思维使然，在朝代更替之际，政权毫无例外都是通过强大的武力手段争夺而来，以此作为历史运作的惯性法则而不能改变，则必然不断地在恰当时候出现若干人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就毫不奇怪，可以说，作为一个人，或者种族的生存，一旦能够“取而代之”，获得窃取最大利益的“政权”，则一切好处都来了，并且因此而完全合法化：由此获得的是各方面的极大满足，因此，勇者为之铤而走险是毫不奇怪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武装夺取政权是一种根本的游戏规则，一旦天下崩溃，大家自然就会遵循强盗逻辑，谁的武装实力最大，再加上一些聪明的智慧，则天下可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