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母亲此举我本来是坚决反对的。一则，我不忍她为人奴仆的那种屈辱的生活；二来，中学生的“自尊心”也不愿看到母亲寄人篱下，任人驱使。因此，我向母亲表示：情愿辍学回家，也不愿意看到她迈出这艰难的一步。母亲深切了解我的初衷，而对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她说：“给人家当佣人怕什么？这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如果不这样，你小小年纪便失学在家，将来还有什么前途？不把你培养成人，我愧对程氏祖先，愧对你父亲在天之灵，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母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话说！只能听从她的意愿。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此举是非常英明的行为，既解决了当前的燃眉之急，又缓冲了母子离别之苦。但是，每当我前去那位有钱人家看望我母亲的时候，看到她那种无尽无休的辛劳之状，我内心的痛楚，非寸管所能形容于万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么一天：朔风凛冽，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人们在室内围炉而坐尚且感到冷不可耐，可是，我的母亲当时却坐在室外一个水龙头流水变成的冰砣子前，为人家洗涮食用的器皿。她的双手冻得像紫茄子一样，有的地方裂开长长的口子。看到这个情况，我痛哭失声，抱着母亲的手臂央求道：“娘，你快点离开这里吧！我决不愿你为我受这样的罪了！”母亲听了我的话，用手默默地抚摩着我的头，半晌才说出话来：“傻孩子，别这么说！只要你能够继续上学，有个立身之本，娘受什么苦，遭多大的罪，都值得。”
这就是母亲的心啊！正如一首古老的歌谣所唱的那样：慈母的心如三春晖，只有温暖只有爱……
由于时局的骤变，雇主举家迁居江南，母亲的雇佣生涯没有持续多久便结束了。但是，在此后不久，母亲又为我经历了一次危险的遭遇。
时在1948年11月。当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淮海战役一触即发。我因故请假回家，在返校时，母亲照例送我去运河车站。我含着眼泪登上西去的火车。谁知列车刚刚开过赵墩车站，运河方向的枪炮声便剧烈地响起来了。人们惊呼：共军追过来了！我非常担心为我送行的母亲的安危，一路上忐忑不安。没曾想我在徐州车站下车时，却看见了母亲，她正在四处张望，当然是在寻找我的踪影。我赶紧跑了过去，叫了一声娘，并问：“你怎么也来了？”母亲说：“我看今天乘车的人太多，太乱，我不放心，就随后跟着上车了。”这又是为了我，我还能说什么？
当天晚上，母亲便把我直接送到学校。幸好当时由于时局紧张的关系，好多同学都随父母南迁了，宿舍空了许多。我便找了一间空房，让母亲住下，我也同时搬了过来，和母亲住在一起。
没曾想，母亲来了之后，便回不去了。因为淮海战役已全面爆发，东陇海铁路成为国共双方争斗的焦点。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国民党王牌军邱清泉部从徐州前去解围，被堵截得寸步难行。如此险恶的路程，我母亲如何越过。在无可奈何之下，母亲只好住在那间已经走空了的学生宿舍，由我在学生食堂多买一点食品充饥。那时的艰苦自不待言。这时，学校已经完全停棵，只有很少无法回家的学生留在学校。周围炮火连天，我们白天都不敢走出房门，害怕为流弹所伤；夜晚更加恐怖，因为双方的战斗都更加激烈了，就像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一样。这时，我又像孩童时代那样，伏在母亲的怀里；而母亲便用衣襟护着我的脑袋，轻声告诉我：“有娘和你在一起，别怕！”而听了母亲的话，我真的镇定了许多，感到安全很多。
在枪炮子弹的爆炸声中，我们母子胆战心惊地熬过了半个多月。黄伯韬兵团被歼灭之后，陇海铁路东段的战斗初步停息了。母亲决定从徐州回家。可是，这时铁路已经中断，步行近200华里的路程是很不安全的，我实在放心不下。但是，任我怎么劝留她也不听。母亲的理由是：家，总得有人守护。破家值万贯，今后还是我们栖息之地，不能撂下不管。母亲的理由也是充分的。我只好劝告母亲：路上要格外小心。
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胆识过人，敢说敢做。决定回家之后，便亲自到我们的班主任家，恳切地把我托付给班主任老师，请他对我多加照顾。次日一大早，便启程回家了。据后来母亲告诉我，由于脚小，步履维艰，她整整走了3天才回到家中。路上到处是弹坑车辙，随处可见肢体不全的军人的尸体，有时还有流弹飞过，一个人走起来实在是心惊胆战。但是，母亲凭着她的毅力和勇气，硬是挺了过来，安全地抵达我们那百年老屋。亲邻们闻之无不向她表示庆幸和钦佩。
我们母子苦难的岁月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也有了尽头。我们的家乡完全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生活改换了新的天地。随着学校的复课，我又随班上学了。由于家庭贫寒，我从初中三年级起，便享受了人民助学金，而且免收学杂费。母亲身上的重担，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建国之初，由于上下领导者头脑比较清醒，行事也较谦虚谨慎，又能体恤民情，因此，人民也比较能够安居乐业。那些大的政治运动，对我也没有多大影响。因此，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大学，我命运的航船，沿着一条比较平稳的航道在行驶着。母亲虽然仍然孤苦伶仃，但看到心爱的儿子学业有成不久将能够自立，也感到很是欣慰。特别是我考取了大学，成为我们程氏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更为她平添几分喜悦，感到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因而也冲淡了她内心的凄苦。那几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她耕耘着因我上学而变卖后剩余的几亩薄地，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静生活。每当我放假回家的时候，觉得岁月尽管在她的脸上刻下了许多皱纹，但从她的谈吐中，却似乎年轻了不少。她再也没有牵着我的手，拎着一筐冥钱、食盒到我父亲的墓前痛哭竟日，至多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对天祷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你要继续保佑他，早日成家立业，生活幸福，前程远大。
遗憾的是，父亲的在天之灵，并没有像母亲所祝祷的那样，处处保佑我平安、顺利。就在1957年夏天，那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坠入“阳谋”的劫难中，我未能遵照母亲从小就灌输给我的“勿强出头，少惹是非”的谆谆庭训，在“鸣放”中说了一点点不合时宜的真话，从而也难逃危运：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冷不防地当头挨了一闷棍—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随即被带有“发配”性地分配到远离家乡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的一个新建的工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意外的遭遇，自然也打断了长期盘踞在我心里的夙愿：一旦大学毕业，便把母亲接到身边，一则母子团聚，减少母亲的思念；二则让母亲不再忍受孤寂、辛劳之苦。可是，我们现在是七八个人共同居住在一个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的窝棚里，吃的是棒子面和高粱米，每隔三五天还得接受单位审干人员无尽无休的政治审查，交上一份对前一阶段“右派言行”的忏悔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起意、怎么有条件去接母亲来和我共同生活呢？我只能写信向依闾而望的母亲谎报我的“幸福生活境况”：我现在一切都好，吃得香，睡得甜，工作顺利，心情舒畅。就是工作太忙，一时还难以脱身回家接您来共同生活，请您耐心等待，母子幸福团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与此同时，我还将有限的工资，尽量节省使用，按月多寄点钱给母亲。我希望让她感受到：儿子大学毕业了，母亲可以不必餐风饮露、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劳度日了。
但这时的母亲，又遭到一个意外的打击。随着城市反右派运动的热烈进行，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弦都绷紧了，农村也在进行“土改补课”工作。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的家庭成分竟由中农“升级”为富农了。母亲一下子又变成“富农分子”，成了专政对象，备受种种歧视，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为此，我非常着急。但是，远在数千里之外，以我现有的身份，除了暗自慨叹命运多舛外，又能够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