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我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
九月初的一个阴暗的黄昏，我背着在反右派运动中犯错误受处分的沉重的政治包袱，怀着满腹抑郁的心情，来到了遥远的北大荒一座正在建设的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始走向生活。
当年的富拉尔基可不是现在这样的举世闻名的工业重镇。它原来是一个达斡尔族聚居的小渔村，蛰居于北满草原上嫩江拐弯的岸边，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千百年来，这里野草漫漫、荆棘丛生，豺狼与狍子为伍，刁狐与狡兔做伴，荒野里听不见人间的笑语，江岸上闻不到欢乐的歌声，夜晚只能看到点点磷火，那是无数流放者的骨骸放出来的冤屈的光。但是，只有达斡尔的乡亲，懂得它未来的价值，他们称富拉尔基为“红色之岸”，表示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是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唤醒了这块沉睡的土地，勘探队员的红旗，为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科学家把勘测的数据报到了北京的中南海：这“红色之岸”不仅可以从嫩江的激流里捕捉到鱼中的珍品—鳌花，种植丰硕的大豆高粱，而且能够承载万钧机器的压力。于是，从怀仁堂发出了命令：在富拉尔基建设一座世界级的重型机器厂，为国家生产必需的重型机器产品。
但是，这个新工厂是平地起家，因为这里一无所有。不过，由于它是重点建设单位，得到了全国的支援。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聚集了数万名职工，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仅仅1957年秋，一次便分配来200余名大学毕业生，我便是其中之一。
小小的渔村一下子如何能承担如此重负？因此，先期前来的职工，没有正式的宿舍，都住在极为简易的“干打垒”里，我们来厂报到后，连“干打垒”都没有了，只好临时住在离工厂很远的一个马架子搭成的窝棚里。就这样不足6平方米的窝棚，居然分配我们5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居住。我拿着人事处给我的报到证，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最后还是询问一位达斡尔老乡，才把我领到目的地。
说起这个窝棚也真够寒酸的。它的墙壁全部是由不规则的土坯堆砌起来的，周围连个窗户都没有，房顶是一层高粱秸，上面敷以厚薄不匀的稻草，房梁是用几根九曲十八弯的柳木廪条交错搭就，地面上如丘陵般起伏，坑坑洼洼的，室内没有床铺，仅有一方占据室内面积三分之二的大土炕。炕上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用手轻轻一抚，满把污黑。苍蝇是房内的活跃分子，成群结队地在那里“轻歌曼舞”，悬在窝棚上空那只不足20瓦的电灯泡上，被苍蝇的排泄物涂得满满的，拉开电灯开关，几乎看不到它的光亮。窝棚有一扇狭窄的小门，是用板坯拼成而以铁钉固定的，铁钉尖尖的一端穿过薄薄的板坯，示威地伸了出来。我这一米八四的大个子，必须哈着腰方可出入。由于对其缺乏必要的警惕，一次不小心，大学毕业新做的制服，竟被铁钉刮了个三角口子，让我懊恼很久。
居住条件如此，饮食水平更令人不敢恭维。每天吃的是苞米面窝窝头，喝的是大馇子粥，顿顿是白菜炒土豆，一根肉丝儿都很少见到。你想去打个牙祭，这里连个像样的饭馆都找不到。油水不足，使大家一个个都像馋猫似的。
这里没有一条成形的街道，只有横七竖八被车辆和行人踩压得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面充斥着牛粪、马尿和深深的车辙；至于公共交通，则是一无所有，到多远的地方都得用双脚丈量，幸运的话，偶尔碰到过路的牛车可以捎脚。
上述种种情况，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现代化大城市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确实是难以忍受的，怨懑之声，不绝于耳。因此，没过一个星期，我的一位和我一同分配来的同班同学，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卷起行李偷偷地溜了，和我们连一个招呼都没打。他祖居天津，家境富裕，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饮饫厌肥的生活，现在，他怎么能过得惯这样艰苦的生活？拼着连户口和“饭碗”都不要了，一走了之。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学不了他，只能也必须在这里“安居乐业”。
我却很快地适应了富拉尔基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的建设场面太壮丽了。数百台打桩机的吼声，划破了北大荒千年的沉寂，它们举起了万钧“巨拳”，将无数钢桩楔入地心深处，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钢梁铁架，竖在地面上，有如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那样密密丛丛；一座座红色厂房在江岸边拔地而起，如海洋般波浪起伏，钢花怒放，铁水奔流，耀眼的焊花，映红了草原上空的天宇。不久，宿舍楼盖起来了，马路修起来了，夜以继日，灯火通明，车轮滚滚，人流如潮……如此波澜壮阔的建设图景，不正是我一直所向往、所憧憬的生活吗？能够在这样的地方用自己的所知所学报效祖国，岂不是我多年来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因此，什么艰难困苦，什么政治包袱，此时都不放在我的心上了。我和众多的同事一道，用我们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攀登着一座座高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在这片巨幅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宏伟壮阔的火热生活，又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点燃了我的青春火焰，触动了我的艺术灵感，如泉的文思，涌上我的心头。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又拿起了青春的笔，描绘荒原日新月异的巨变，歌颂建设者坚苦卓绝的奉献精神和改天换地的英雄风貌。在当地和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不断地见到我的作品。由于生活的丰富多彩，各种艺术形式，我都进行了尝试。不仅写诗歌、散文，而且写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我在工厂厂报上发表的一篇散文《幸福颂》，竟然被天津的《新港》杂志选载，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到处传阅，在广播站早晨的广播中向全校师生播送。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我还编写了一部四幕六场大型话剧，被工厂的文工团搬上舞台，从国庆演到春节，演出了数十场，经久不衰，受到职工们的热烈欢迎。因此，比起大学时代，我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黑龙江已经小有名气了。
上个世纪60年代的第一春，我的创作来一个小小的“喷发”。就在这一年1月号，上海的《萌芽》、辽宁的《文艺红旗》（《鸭绿江》前身）、黑龙江的《北方文学》和广东的《羊城晚报》，分别发表了我的散文、小说和诗歌。特别是《萌芽》杂志，那是全国青年作者心目中的王牌刊物，居然在当期的重要位置刊登了我的散文《红色之岸》，同时在编者的话中郑重向读者推荐，说：“……（本文）充满了社会主义激情……报道了钢铁新城富拉尔基以惊人的建设速度在北大荒的旷野里成长起来，令人振奋不已。”《萌芽》编辑部还寄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我表示祝贺和鼓励。在富拉尔基，这篇作品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职工们奔走相告，争先传阅，均以先睹为快。在共青团的集会上，青年们自发地进行朗诵，表达他们作为边疆建设者自豪的感情。周围的朋友们也都为我这个小小的丰收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欣羡。成功的喜悦，也给我带来小小的满足，鼓舞着我奋力向前，攀登新的高峰。与此同时，厂长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因看到了我最近创作的成绩，特别是在《萌芽》发表的那篇作品，已经将会员申请表寄到我们工厂的党委宣传部，征求党委意见，意图发展我为省作协会员。对于我，这也是值得高兴的消息。那时候，作者把参加作家协会的事看得很重。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篇作品竟在我们的工厂—重型机器厂，引起轩然大波。我丰收的喜悦，竟变成痛苦的灾难。
就在文章发表不久后的一天，我工作的具体单位—产品设计处的人事干事突然告诉我说：“工厂保卫处找你谈话。”我有点奇怪地问他：“保卫处找我干吗？”但他讳莫如深，不肯说明，只是说：“你去那里之后，自然就知道了。”
在那个年月，工厂的保卫处是直接抓阶级斗争的地方，人人都望而生畏，何况我还是个有反右“前科”的人，对去那样的地方自然更是忐忑不安了。
但不去是绝对不成的。在去保卫处的路上，我的心像怀揣15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命运的小船又要遭受何等颠簸。
保卫处一位姓安的科长接待了我。此人虽曾谋面，但并不熟悉。只见他的脸上充满着阶级斗争的严肃，在他面前的写字台上，放着一本崭新的1960年第一期《萌芽》杂志，从那半掩的书页上，我看到了我的那篇文章。安科长劈头一句话便严肃地问我：“你给《萌芽》杂志投稿了吗？”
我说：“投了。”
“是这一篇吗？”他用手指着那篇《红色之岸》。
“是的。”我点点头。
“是谁指使你写这篇文章的？”他的脸更加严肃了。
我一听，这话味道不正啊！也便严肃地回答：“是我自己写的稿，不用别人指使。”
“你倒很坦率，”他冷笑一声，“你知道你这篇文章的错误吗？”
我心里一愣：这篇文章有错误？奇怪！因而坦然答道：“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