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是宁夏北部的一座名山和周边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圣山，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南北走向山脉。它绵亘于宁夏的西北部，宛若一座偃月形的巨大天然屏障，阻挡着来自蒙古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风沙和西伯利亚冷空气的侵袭，并将东南沿海季风所带来的大量水汽阻留在山前的宁夏平原地区，再加上黄河的水利，从而造就了“塞上江南”的鱼米之乡。正因为贺兰山古往今来，是我国季风气候与非季风气候的分界线，所以也成为北方温带荒漠草原与荒漠及内外流域的分界线，历史上也是西北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碰撞与交融的地区。
战国时代，大约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国灭义渠诸戎国，在原戎地设立北地、陇西、上郡，并筑长城“拒胡”之前，今宁夏境内从南到北，基本上为游牧民族居牧的范围。中原农耕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他们有不同的称呼，一般统称为羌戎、西戎或胡等。时活动于贺兰山东麓、黄河两岸的游牧民族称为“朐衍戎”。秦朝以后，在贺兰山一带住牧过的游牧部落有匈奴、鲜卑（吐谷浑）、突厥、回鹘、吐蕃、党项和蒙古等少数民族。依据“族以地（河、山）名”或“地以族名”的习惯，贺兰山一带既然长期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家园，或是胡汉民族的界山，那么该山名的形成，就一定有着民族的背景、烙印和内涵。也就是说，探索贺兰山的名源，离不开“民族”这把钥匙。
关于贺兰山得名的研究，古今学人已有大量成果存世，本文也想从民族的角度提出一些拙见，参与讨论，求教方家。
一、贺兰山岩画中的民族信息
宁夏贺兰山遗存的大量岩画，是凿刻于山崖之上的一部“石头史书”，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传神，时空广远，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甚至是远古时期贺兰山地区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虽然还不易断定岩画形成的具体时期与民族类别，但是从存在于岩画中的主题内容——太阳神崇拜（人首像）突出和牛、马、羊、狗、鹿、狼、虎、豹等图形众多以及放牧、骑射、狩猎等生产活动作品较普遍来分析，岩画主要应是出自于游牧民族之手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岩画在贺兰山的各道山谷和沟口以及河东与卫宁北山的黄河两岸广大地区均有分布，这就反映出宁夏地区在秦汉以前，基本上是北方许多游牧氏族、部落劳动、生息、繁衍和活动的大舞台。他们对于祖国宁夏这片热土的开发创立了首功。他们是与中原农业民族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少数民族兄弟，这是凿刻在贺兰山体巨石上的“天书”告诉后人的。内地农耕民族和中原王朝对此并无异意，汉文史书中有着充分的记录。例如《史记·五帝本纪》载，早在尧舜时期，就曾“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所以《后汉书·西羌传》得出的结论为，“西羌之本，出自三苗”。三危的地名（或山名），学界一般认为地在西北地区。到夏朝，史书就屡屡出现“畎夷”的名称。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夏朝后期，夏帝无道，“事淫乱”，“德衰，诸侯叛之”，所以周人的先祖、任夏朝农官的后稷死后，其子不窋便率族众“奔戎狄之间”。考之唐人所撰《括地志》中记载：“不窋故城在庆州安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唐安化县在今宁夏南部毗邻的庆阳市境内，说明夏代，宁夏全境和甘肃东部地区就是“戎狄之间”——游牧民族的地界。《后汉书·西羌传》载，商代，商王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又载，武乙时，“犬戎寇边”。另据《史记·匈奴传》所记，周代商以后，曾有“放逐戎夷泾、洛之北”和“迁戎于太原”的记录。所谓泾河、洛水和太原，其地望应该包括今宁夏南部与甘肃东部的广大地区。而“之北”，则应包括宁夏全境，甚至整个河套地区。再后来，秦国在西部掘起，与此同时，游牧部落的势力也日益强大起来，一度他们曾联合起来攻入周都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杀了周幽王，逼迫周平王不得不迁都洛阳，一时戎人势力几乎统治着西北广大地区。史称东周和春秋战国时代。期间秦与戎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史，战争连年不断，大约在秦惠文王执政间，今宁夏南部的乌氏戎和北部的朐衍戎等邦国才先后臣服于秦国。一直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国终于最后灭了今陕甘宁交界地区最大的戎族邦国义渠，并在旧戎地设立郡县，进行统一管理。秦国渐渐征服了散居于西北各地的游牧部落，称霸西土，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二、秦汉前对胡境山名的误识
今宁夏全境在秦汉以前，是北方游牧民族各部的活动范围，中原人对其境内的山川和气候情况缺乏了解。从地理方面看，今甘肃省之东北与今宁夏连为一片，大部分地方是蒙古高原和腾格里沙漠区域，从河西走廊至宁夏河套，较大的山脉不多。按照古人的地理概念，误认为昆仑山是万山之根，向东延伸派生出祁连山、合黎山和贺兰山、阴山等支脉。故往往就将甘肃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河谷地带同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黄灌区，甚至将整个河套都相混而称之为“河西”。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曾派三路大军攻打匈奴，其中东路由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从朔方出发；西路由重合侯莽通率领，从酒泉出发；中路由御史大夫商丘成率领，从河西出发，可见居朔方与酒泉之间的“河西”，显然指今宁夏。有前之误，也就派生出将合黎山与贺兰山混淆泛呼的后误。而合黎山早有其名，《史记·夏本纪》中有载：“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索引》《水经》云‘合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括地志》又云：‘兰山门，一名合黎。’”但贺兰山在汉军占领之前，尚无统一的名称，故有可能误认为贺兰山与合黎山是同一条山脉，便笼而统之呼合黎山（兰门山），后又转化为贺兰山。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推测。
三、秦汉间的贺兰山
秦汉间，北方游牧民族日益强大，在头曼、冒顿父子两代大单于的努力下，统一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起一个草原大帝国——匈奴，并不断南下侵扰，对中原秦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一）秦代匈奴呼衍氏、兰氏与贺兰山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政变上台，内外交困，自顾不暇，匈奴冒顿弑父头曼自立，他野心勃勃，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并乘中原多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成为中原王朝北方的强敌。匈奴的政权虽然掌握在奴隶主集团的手中，但仍以挛鞮氏（亦作虚连题氏）为王姓，由其家族世袭大单于位。除王姓外，还有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丘林氏等四大异姓贵族，分别世袭各部落领导权。匈奴国内划分为三大部，东部由左贤王（太子兼）管领，疆界与上谷（今河北怀来境）、秽貉（古游牧族名，分布北方和东北地区）、朝鲜（今朝鲜国）接壤；西部由右贤王管领。疆界从上郡（今陕北）及其以西的今宁夏、甘肃大部，直至青海和新疆东部毗邻；中部为中枢，置单于庭和龙城，由大单于直辖，疆界与代（今山西北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交界。各部内部，在王位之下又有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高级头人，“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包括今宁夏在内的西北地区各边郡，主要与右贤王领地为邻。匈奴王姓系统各部落当然居于核心，而异姓各部落居外围，所以呼衍、兰氏二异姓部落也必然只能活动在接近中原的非核心地区，他们之中当有一些分支曾住牧于贺兰山一带，时间久了，就因“地以族名”而习以“呼衍”、“兰氏”称山名，后又简化合称为“呼兰”山，并渐而转音为贺兰山。不过匈奴人没有文字和史书，而秦王朝当时也仅仅“因河为塞”，尚未越过黄河实际控制贺兰山一带，所以汉文史书也因“化外”，荒远莫辨而缺载，今天我们只能靠分析了。
（二）汉代卑移山与贺兰山
中原刘汉王朝建立以后，汉初国弱，一边与匈奴“和亲”，一边移民开边。汉武帝即位后，始发动对匈奴战争，重新夺取“河南地”，筑朔方（今宁夏、内蒙古河套地区）城，设朔方、五原郡，大规模徙民屯戍，迫使匈奴右部浑邪王降汉。汉廷在河西走廊先后设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在北地郡北部今宁夏境内贺兰山下、黄河两岸，除秦富平、朐衍二县之外，又增设灵武、灵州、廉县三县，说明贺兰山内外均在汉廷的疆域之内，中原人开始初识贺兰山。《汉书·地理志》在介绍廉县时提到：“廉（县）。卑移山在西北。莽曰西河亭。”这是中央政权正史首次有关于贺兰山的文字记载。北魏《水经注》也载：“河水又东北径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已知，廉县为宁夏汉置古县，治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遗址尚存，西靠贺兰山。该县辖境相当于今银川市贺兰县和石嘴山市平罗县与大武口、惠农二区范围，则汉志卑移山是谓贺兰山北段，并非贺兰山的全名。据力识先生考证，卑移山名的含义也源于游牧民族。他认为“‘卑移’即‘白人’之异言”，“北方之匈奴、鲜卑等民族亦用黑白之号以别族类，‘卑移’虽为异言，实乃‘白人’异音之对音。古代谓人与民互通，‘白人’亦可呼作‘白民’，‘卑移山’亦可呼作‘白民山’，此当因以白部族居地而得名。”按我的理解，“卑”与“伯”通，“卑移”乃指“伯夷”。伯夷是居牧于陇山地区一支古老的部族，也就是“四岳”（亦作西岳、太岳、泰岳）的父亲。据《山海经·海内经》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郭璜解：“伯夷父……今氐羌苗裔也。”伯夷父亦作伯夷，是氐羌之祖，乃游牧民族。当时在今宁夏南部六盘山和北部贺兰山均有分布。所谓“卑移”之“移”字或是“秽”的讹字，“卑秽”二字合，表示下贱、污秽、丑恶之极，用以对游牧民族的丑化。所以卑移山，即因“伯夷”游牧部落住牧此山而转音得名。
四、唐代贺兰山名诞生
隋唐间，中原王朝统一全国，国力强盛，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推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北边各游牧部落纷纷内附，唐政权管理的疆域远及漠北、西域。当时全国最大的军镇朔方节度使驻灵州（今宁夏吴忠境内），今宁夏地方亦属关内道管辖，位居京畿地带，境内的贺兰山也不再是所谓华夷的界山和“化外”之地。因此国家官方史志对其记述，已不再是张冠李戴或含糊其辞了。贺兰山之名，最先出现在《隋书·赵仲卿传》中，传曰：“开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弘出贺兰山。仲卿别道俱进，无虏而还。复镇平凉”。另外，《隋书·地理志》也载：“弘静，开皇十一年置。有贺兰山。”第三次出现贺兰山名是在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所著《通典》中。记曰：“（灵州）安静，旧曰弘静，开皇十一年置，有贺兰山、楼树山、空青山。”《隋书》是唐大臣魏徵等撰，其《纪传》成于贞观十年（636年）。《十志》成于显庆元年（656年），唐人提到贺兰山名当在636～801年，此前隋代有无贺兰山名，尚无证明。查隋之弘静县，北魏为弘静镇。唐先后改名安静县、保静县，治今宁夏永宁县望洪乡境内，西距贺兰山仅数十里。
贺兰山名义何谓？唐朝大臣李吉甫于元和八年（813年）写成大型地理总志一书，名为《元和郡县图志》，书中作出这样的解释：“关内道……灵州……保静县……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故名）。”按此解，因山上多树木，而树木呈青白色，远望犹如青白色的駮马，北人语駮马为“贺兰”，显见贺兰山得名于駮马。“駮马说”出现后，历代史志确信不疑，成为千百年来的标准答案。宋朝乐史于太平兴国（977～984）间纂成权威性全国地理总志巨著《太平寰宇记》200卷，书中有“灵州……废弘静县……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远望青白如駮马，北人呼駮马为贺兰。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今贺兰姓者皆以此山名。”乐史仍持“駮马说”，只不过将“山有树木青白”改为“山上多有白草”。据牛达生、许成二位先生研究认为，（宋）《寰宇记》、（元）袁桷《清容居士集·贺兰堂记》、（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民国）《朔方道志》等，均“无有新论”，仍持“駮马说”，其中小有出入只是把“駮马”改为“骏马”，或将“北人语”改为“土音”、“蒙古语”罢了。“迄今一千多年，人们仍以駮马，解释贺兰山名称的由来和汉意。”
（一）辨“駮马”
“駮马说”的寓意是什么？其实所谓马、駮马（驳马）、骏马，三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体均马。所不同的是：从毛色上分，黑白相间为駮马，駮转驳，亦可称驳马；从体形、神态上分，矫健者为骏马。同理，“山有树木青白”与“山上多有白草”，彼此也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不过是以树色或草色斑驳多彩，来形容远望山体的多重色彩而已。概括起来分析，无非是比喻贺兰山犹如一匹毛色黑白相间的骏马仰首伫立于塞上黄河之滨罢了。
释“駮马”者，其一，按汉语语汇理解，駮通驳。许慎《说文》曰：“駮，马色不纯。”即斑驳也，杂色或黑白间色也；又古文字之駮，也可通白，如斯则可谓白马或全身白色仅首尾黑色也。但都是马无疑。其二，查《山海经·西山经》得知，駮是一种猛兽，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御兵。”郭璞注云：“在义渠境内有一种猛兽叫兹白，若白马，锯牙，食虎豹。”再查《山海经·海外北经》又载：“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有兽焉，其名曰駮，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郭璞注云：“《尔雅》注引此经騊駼下有‘色青’二字。”《史记·匈奴列传》徐广注亦云：“似马而青。”《珂案》认为“騊駼者，野马之属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记曰“楚王乃驾驯駮之驷”，说明楚王的坐骑就是这种经过驯服的“駮”。张揖注道：“駮如马，一角锯牙，食虎豹，扰而驾之，以当驷马也。”另据《管子·小问篇》记，齐国王桓公的“乘马，虎望见而伏”。王问管仲此马为什么这等威风？管子解释说：“君乘骏马……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看来所谓“駮”，并不是什么神兽、怪物，而就是一种未经调训的良马罢了。史志之书至此已将青、白两种颜色的马都交代清楚了，即在“北海”有两种凶如猛兽，可食虎豹的“野马”（烈性良马），一名騊駼者，“青色”（黑色），另一名駮或兹白者，“状如白马”、“白身黑尾”。这里的“北海”也可以认为是“旱海”，即贺兰山以北的大漠地区。了解这些内容之后，就可以把贺兰山理解为是一匹骏马、烈马，将它比喻为騊駼（黑马）和駮、兹白（白马）一样凶猛的神马。此二马一青一白，或通体白身而首尾黑，故史学家们又采用文学的笔法，附会出树色、草色“青白”之喻，旨在说明贺兰山地区形胜之扼要和表现山势之险峻，并引申出住地土著人之英勇强悍罢了。文中已交代，这种“野马”产在“义渠”和“北海”，当然地属游牧部落界内，山名成因仍离不开民族的色彩。如果定要对“山有树木青白”和“山上多有白草”作出呼应，我看“树”与“草”的所谓“青白”都与贺兰山的实际景观并不符合，倒不如以《宁夏八景》之一“贺兰晴雪”之白雪与青山来喻“青白”更为真实与贴切。正如于右任《出宁夏望贺兰山积雪》诗写道：“贺兰山下作中秋，山上雪飞已白头……。”贺兰山之白雪青山景色不是跃然而出吗？
（二）辨“贺兰”
古人将贺兰山比喻为駮马，駮马又是如何演变为“贺兰山”之名呢？首先，贺兰山于汉魏时期，虽有卑移山之名，但“卑移”与“贺兰”是两个音值完全不同的词汇，不可能有传音的关系。其次，《元和志》称“北人呼駮为贺兰故名”，《寰宇记》也因袭《元和志》说法，“北人呼駮马为贺兰”，都只是结论而缺少根据，使人不解“駮马”究竟是如何转变为“贺兰”的。据牛达生、许成考证指出，唐人杜佑的《通典》一书中记曰：“駮马国……马色并駮，故以为名。”其注文称：“突厥谓駮马为曷剌，亦名曷剌国。”同书《突厥传》又有“谓马为贺兰”之说。《新唐书·回鹘下》也记载，唐时北有駮马种姓之国，“‘駮马者’，或曰弊剌，曰遏罗支……以马耕田，马色皆駮，因以名国云”。对于这些资料，是否可以这样解述：北方有駮马国，本民族称“駮马”为“曷剌”、“遏罗支”，所以“駮马国”也呼“曷剌国”和“遏罗支国”。“曷剌”和“遏罗支”皆系民族语音，汉译音即“贺兰”。“曷剌”、“遏罗支”本专指“駮马”（白身、黑首尾马），转音“贺兰”后，后人亦往往以駮马泛指一般的马，当然也包括“骏马”，駮马的本意以及与马或骏马的区别模糊了。因为在人们看来，駮马也好，骏马也罢，不都是马吗？这大概就是《元和志》所谓“北人呼駮为贺兰（故名）”的由来。至于“駮”是不是马？我看没有争论的必要，古史把北方的良马（烈马、野马）神秘化，说它形体怪异，性凶食虎，或呼“兹白”、“騊駼”，但说来说去还是齐王、楚王的坐骑“驷马”——通身白色，首尾黑色，矫健凶猛，不畏虎豹的好马。再次，“贺兰”一词见诸于史籍，在魏晋间，初谓部落、种姓。《晋书·四夷·北狄》载：“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魏）武帝践祚后……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其入居塞者有……黑狼种……贺赖种。”他们分属匈奴呼延氏、兰氏、卜氏、乔氏四大姓，“而以呼延氏最贵”。显见，贺兰，也就是黑难、黑狼、贺赖的转音。证之《魏书·太祖纪》，北魏拓跋珪创业间，在阴山一带已有强大的贺兰部，还有名将贺驎、贺讷、贺庐，而且魏主皇太后也姓“贺氏”，说明贺姓（贺兰姓）已是北魏境内一支大姓、显族。据《魏书·官氏志》记“贺赖氏，后改为贺姓”，时间为北魏追谥始祖“神元皇帝时”，即魏晋之交的晋武帝间（281～290年）。时今宁夏北部的贺兰山东西麓，当为这些匈奴部落住牧过的地方。山以部落得名，而转音为贺兰山。西晋末年，贺兰部转徙到今内蒙古阴山地区，渐渐与鲜卑族同化，后复姓贺兰改为单姓贺。这里还要指出，按前文，贺兰是由駮马转民族语曷剌、遏罗，再转化为汉语的贺兰，而“駮”通“驳”，是指黑白相间的马；但是駮也通白，指白马。可是如果“贺兰”若系由“黑狼”、“黑难”、“贺赖”转音，岂不应该指黑色之马吗？其实，“駮”本身就已包括黑与白两种颜色，只是黑白二色熟多、熟少的区别而已。
（三）辨“乞伏”
《元和郡县图志》记道：“贺兰山……又北径定远城西，又东北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在黄河西……。”显然，乞伏山是贺兰山脉北部临河末段的局部名称，大约相当于今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境内的山体。这一名称的形成，也与民族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据《魏书·鲜卑乞伏国仁》和《晋书·乞伏国仁》记载，乞伏部原先居牧“漠北”，后“南出大阴山”，经贺兰山至六盘山，割据于陇西，建立过西秦地方割据政权。乞伏山是鲜卑族乞伏部，由漠北迁阴山，又由阴山迁六盘山和陇西时期的一个落脚点，故留有乞伏山之名。《魏书·外戚·贺讷传》载，魏太祖拓跋珪之舅名贺讷，是贺兰部的首领。“祖纥（乞）”，即乞伏部族人。另外，《周书·贺兰祥传》记：“（北周开国大将）贺兰祥……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乞）者，为贺兰莫何弗，因此为氏。”据《隋书·北狄·室韦传》载，东胡北部有北室韦，居于吐纥（乞）山一带，其首领称乞引莫贺咄。这进一步证明“乞伏”与“贺兰”之间也存在互代的关系。
通观之，贺兰山得名于唐朝，而沿袭至今。名由以山形似马和山体“白雪青山”的景观，遂用“駮马”比喻之。駮马是传说中一种毛色为黑白相间的烈马，故古人曾以树色、草色“青白”来形容该山。又因北方众多游牧民族先后驻牧于前山、后山一带，他们或自称曷剌、遏罗、黑难、黑狼、贺赖等，便地以族名，渐而转音为贺兰、贺兰山。至于卑移山、乞伏山，只是贺兰山于不同时期的局部名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