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敦煌县农牧科派他去安西与敦煌两县交界处调查调解草场纠纷。在去安西的路上，他看到逃离敦煌的河南移民们络绎不绝地走向安西、玉门。这些移民有的拖儿带女慢慢前行，有的倒在路旁……在1954年春，国家为三门峡水库上马，将位于库区的河南灵宝、陕县的农民迁移到甘肃敦煌农村安置。其时，敦煌农业条件较好，旱涝保收。无奈移民们思乡心切，加之有的地方对移民生活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致使移民们从1957年春开始出现向老家逃亡的事。敦煌县人民委员会为了阻止河南移民逃亡，一方面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各乡劝说，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下令汽车站不卖给移民车票。故移民只得向刚通火车的玉门镇步行而去。敦煌至玉门镇相距280公里，其间除安西绿洲稍有人烟外，其余都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河南移民要拖儿带女穿过茫茫戈壁，其艰难困苦之状可以想像。王秦鲁当时想，如果我们把移民安置工作做得细一点，好一点，就不会出现眼前这一幕悲惨的情景了。即使是河南移民要返回故乡，也应该让他们乘车离开敦煌。
1957年8月，敦煌全县各系统各单位开始整风运动。在农口系统的第一次鸣放会上，王秦鲁年初在敦煌安西道上对艰难逃亡的河南移民的那份怜悯之心萌动，贴出了一张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大字报。此刻，他心潮澎湃，正气凛然，为河南移民伸张正义，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他在大字报上说：“我们与河南移民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我们克服困难，解决他们的生产问题和生活问题，他们就能安居乐业。与其让他们逃亡，忍饥挨饿，倒在路旁，给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造成不好的影响，还不如在敦煌东北两面打一道长城，把河南移民圈住算了。”从此开始，他成了农口系统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一些人指控他的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移民政策的铁证”。此刻，王秦鲁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想：“我是共产党解放的，在共产党的学校里学的是建设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本事，我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1958年春节过后，王秦鲁与敦煌县四十多名被揪出批斗的有所谓“右派言论”和历史问题的干部、教员到黄墩农场接受监督劳动。同年5月，中共敦煌县委上报张掖地委批准，定他为右派分子，给了他一张二指宽的通知纸条。此时，黄墩农场每月发给他21元生活费。1960年冬，敦煌全县饥馑。年底，在黄墩农场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因饥饿和重体力劳动的摧残，出现大量死亡。王秦鲁此时极度虚弱，走不动路。他在敦煌县医院治疗后，被安置到敦煌县畜牧兽医站工作，每月发给他43元工资。
1979年秋，中共敦煌县委对王秦鲁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
1990年，王秦鲁在敦煌畜牧兽医中心退休。
在那个年代，同情蜕变成了冷漠，纯真蜕变成了邪恶，批评蜕变成了攻击。只有那些在人民痛苦面前漠然视之，甚至落井下石、把自己的同志推入万丈深渊的人才是“正人君子”！
我们经历了那个年代……
郭寄萍
郭寄萍，山东青岛人。他14岁流落新疆。1950年春，他来到敦煌，与友人、敦煌籍的第一位汽车司机金生瑞共同捣鼓一辆苏联产的旧“羊毛车”。后来，金生瑞去敦煌县人民委员会当汽车司机，郭寄萍即被敦煌县城关镇三街人民政府聘请担任扫盲班和成人夜校教员，办黑板报，搞宣传工作。1952年秋，他应聘到南街小学任教员。1953年春，又被调到建新小学任教员。
1957年7月放暑假后，中共敦煌县委集中全县小学教师于东街小学进行“整风反右学习”，揭出所谓“以李森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揪出东街小学校长谌国祥、建新小学校长张友仁等，说他们是该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这次“整风学习”结束回校后，新上任的校长要深挖细找张友仁的“走卒”，即把纪生武、郭寄萍揪出来批判斗争，并指控他是国民党“特务”，要他俩交代与张友仁的反革命活动。全学区教师每两周集中学习一次，其主要内容就是对他俩进行揭发、批判、斗争。1958年初，寒假开始后，敦煌县委又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于敦煌中学进行所谓的“反右运动”。郭寄萍、纪生武被分在一个组。当时，被揪出来的老师集中住宿，出入有人看管，不让参加会议，交代问题后即集中劳动，拆文昌宫、魁星楼。据1979年3月29日发出的中共敦煌县委关于改正右派分子的文件称，郭寄萍在1957年鸣放时曾说：“学校里有宗派，是党团员造成的。”
1958年3月3日，中共敦煌县委宣传部、敦煌县人委教育局领导宣布给郭寄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此后，他到铁业社打铁，修理、制造锄头、铲子等小农具。他早年磨炼下的那点手艺成了他和全家糊口的手段。1968年初，他又被当成牛鬼蛇神、残渣余孽赶到五墩村监督劳动。
1979年9月，中共敦煌县委对郭寄萍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并安置他到敦煌汽修厂工作。2001年4月，郭寄萍病逝。
于兴文
于兴文，1922年11月出生，山东临沂于家庄人，农民家庭出身。他7岁时入于家庄小学上学，13岁从该校毕业后考入汤头镇中学。初中毕业后又考入该校高中部。一年后，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日寇紧逼，平津危急，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日寇如入无人之境。华北之大，已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此时，他只得中断学业，投奔在蚌埠一家医院当护士的姐姐。战火纷飞，学业中断，报国无门，他苦闷极了。适逢此时安徽省医学专科学校招生，他即考入该校医疗系。入校不久，他怀着热血青年当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愿望加入了国民党。在该校攻读3年即将毕业时，前方战事吃紧，急需医护人员，他即被分配到149后方医院当医生。后又辗转陕西眉县30陆军医院、陇县骑兵第3军军医处任上尉军医。骑兵第3军改编后，他又被调往91军191师军医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此后，于兴文随骑兵团进驻敦煌。抗战八年，千里辗转，他看见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尔虞我诈；看见了太多的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在敦煌，市面萧条，物价飞涨，处处死气沉沉，一副破败景象。早晨发的军饷还能买一个月的口粮，到了下午就只能买半个月的口粮了。他失望透了，遂向团政治处提出退出国民党。团政治处李主任质问他：“你为什么要退党？”他搪塞说：“我对党派政治不感兴趣。”因为退党问题，于兴文被送往玉门镇师部军法处。军法处决定将他开除军籍留用。但骑兵团团长曲绎兴保他回敦煌骑兵团，军衔降为中尉。
1949年秋，驻敦煌的骑兵团东调参加兰州战役。当时，于兴文患病，不能随军开拔。曲团长说：“你有病就不随队去兰州了。”后来，该骑兵团在永登松山起义。部队走后，他生活无着，只好重操旧业，在敦煌城内开起“普济诊所”。那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普遍应用的抗菌素——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才传到敦煌。此药虽为特效消炎药，但价格昂贵，一般人不敢问津。5万单位一针的青霉素要付一石小麦。当时成人一针3万单位，小孩1针1万单位。那年秋天，敦煌流行儿童白喉传染病，很多小孩因缺医少药都死了。于兴文此时的普济诊所终因势单力薄，面对瘟疫而不能扭转局势，只能管管个别老百姓的小病小伤而已。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
1950年秋，酒泉行政公署赵科长来敦煌找于兴文谈话，要求他参加县卫生院工作。当时，李瑶圃任敦煌县人民政府卫生科科长兼县卫生院院长。于兴文一吐自抗战以来人民饱受艰难困苦、缺医少药之块垒，欣然表示愿意投入革命阵营，为人民服务。他随即把诊所的药品器械交给县卫生院。李瑶圃原说交给县卫生院的药品器械要付钱的，但时间一长，他对于这件事就不说话了。
于兴文医术高明，在多年行医中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河乡一家农户出现了马炭疽，病马死后掩埋。有一家弟兄二人，晚上合伙偷偷挖出死马，吃了马肉。兄来医院，治疗不及而死。过了几天，弟来医院求医，于兴文心中有数，即打开腹腔，切去小肠一段，使弟得以存活。兰州医学院赴敦煌医疗小组诊断一病人为阑尾炎，于兴文诊断为肠扭转。后打开腹，病人确系患肠扭转。大泉村一妇女患卵巢囊肿，于兴文用针管抽掉腹水，刀口很小，很快使病人康复。
1955年，于兴文为主治医师，担任敦煌县卫生院住院部主任。这一年“审干”开始。有一天，敦煌县委书记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找他谈话，动员他揭发卫生院副院长何问樵的问题并许愿让他当副院长。于兴文耿直，见不得这种卑鄙龌龊的交易，说：“我不能无中生有，靠坑害别人去换个官当！”他即当着来人的面，把发给他的揭发表撕了个粉碎。
于兴文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在敦煌县卫生院的医生中，也常以科班出身自居。他平时注重医术的精益求精，认为当医生就得靠医术吃饭。当时，敦煌县卫生院有几个年轻大夫不学无术，但都在各部门当头头。于兴文对此情况看在眼里，怨在心里，多有微辞：“如果让我评，他们根本不够当医生的资格，充其量只能当个助理医生。”“众怒难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些民间格言都是先人对耿直之士的警告。然而，一旦种子播进土里，它不发芽只是在等待适宜的气候。
1957年春天，敦煌县委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于兴文对县卫生院工作中的缺点和不正常现象的意见，蓄之甚久，发之甚快。大鸣大放开始不久，他就写出一张小字报：“不管是有能无能，只要是党员就行。”小字报批评了县卫生院领导对非党医生不信任的缺点。此后，于兴文又写出一张题为“近视眼”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县卫生院副院长何问樵。
从此，于兴文就陷入无休止的被批判被斗争之中。有人分析说，他给副院长何文樵写的那张题为“近视眼”的大字报是指桑骂槐，实际上是在骂党。1957年冬天，敦煌县公安局抄了于兴文的家。抄家时，从一本旧书中翻出了一张于兴文在骑兵团任少校军医时着军装的照片，就指控这是他盼望蒋介石回来的铁证。此时，敦煌县委在全院职工大会上宣布于兴文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敦煌县公安局随即将他逮捕入狱。可能后来敦煌县委觉得将于兴文投入大狱这件事有些荒唐，便将已坐了1年零1个月班房的于兴文释放出狱。于兴文出狱后，县委又在全院职工大会上宣布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责令他去县良种场筹建卫生所。卫生所仅两人，于任医生，另一人任司药。在良种场卫生所几年里，于兴文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负责认真。他觉得忠于职守，给人看病施药，解除病人的疼痛是自己永远的职责。1964年，敦煌县委摘去于兴文的右派分子“帽子”，让他回县卫生院工作。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到，在那个时代，每当一次政治运动风暴施虐以后出现的短暂的平静中，实际已孕育着又一场暴风雨。1966年春，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四清”运动在敦煌城乡全面展开。那是一个一切都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没有阶级敌人就要深挖细找出阶级敌人的时代。“四清”工作组进驻敦煌县卫生院不久，便不让于兴文在门诊部给病人看病，取消了他工作的权利。工作组提出，对于兴文要老账新账一齐算。从此，挨批判斗争成了于兴文的家常便饭。工作组和县卫生院的一些人把于兴文过去做过的手术翻出来大做文章，罗列罪名。1966年，于兴文为一青年妇女做了骨癌截肢手术。手术做完后，有上级检查人员说：“这是破坏性手术。”听到此话后，于兴文即把截下的腿架在树杈上，立此存照。到“四清”运动时，于兴文给骨癌患者做截肢手术就成了“残害贫下中农”的罪恶，他把截下的腿骨架到树杈上表明心迹的举动是“向党示威”。
1966年底，敦煌县“四清”运动后期，“四清”工作团又给于兴文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声言1964年县委给于兴文摘“帽子”摘错了。此后，即遣送于兴文到郭家堡公社大泉村当农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改造。尽管于兴文在敦煌二十多年的行医中坎坎坷坷，但他对病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却得到老百姓的称赞，他的医术颇有名气。鉴于此，当时任郭家堡公社党委书记的张志强认为让于兴文所学非所用太可惜了。他冒着政治风险，悄悄指示大泉村党支部书记，让于兴文半天劳动半天到村卫生所给农民看病。
敦煌，这块孤悬于戈壁荒漠中的绿洲，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长期被极左思潮缠身。上面放个屁，敦煌能唱一台戏。上面咳一声嗽，敦煌就要患重感冒。作为公社党委书记的张志强，却不顾自己进退，让于兴文这个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阶级敌人”半天劳动半天在村卫生所给农民看病的举动，起码可以说是对当时敦煌农民缺医少药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历史证明，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我们一旦不考虑自己的进退，对上面的极左政策稍加推诿，就能救老百姓出水火，保下他们的性命。如果张志强给大泉村党支部书记下的命令不是让于兴文半天劳动半天到村卫生所看病，而是“于兴文是阶级敌人，要狠狠地整”，那不过几年，于兴文可能就已骨露沙砾了。1972年，郭家堡公社党委在全乡群众大会上宣布摘去于兴文的右派分子“帽子”。此后，敦煌县委要于兴文回县卫生院工作，于兴文断然拒绝。他是怕睹景生情。当他想到在县卫生院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每逢整人的政治运动来临，有些人便上蹿下跳、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丑行时，就觉得寒心。于是，他坚决要求在公社卫生院给群众看病。此后，于兴文到杨家桥卫生院任院长。
1979年3月31日，中共敦煌县委对于兴文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恢复原工资级别，工龄连续计算。
1972年于兴文任杨家桥卫生院院长时，杨家桥乡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卫生会议上荣获“全国计划免疫先进单位”称号。
1982年4月，于兴文在甘肃省卫生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荣获甘肃省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8年5月，于兴文在敦煌县医院退休。此时，他已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