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一生留下六百多篇散文和诗赋，这些作品是他思想和艺术的结晶，集中地表现他的进步理想、斗争意志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批判，也形象地显示了他的不幸遭遇和心理矛盾。上面已结合他生平论述了他的创作发展，这里再分体介绍他创作的成就。
说理文
柳宗元作品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说理文，其中包括哲学、政治专门论着以及带有论事说理性质的书信、序、赞、志等杂文。
他的说理文的特色之一是观点鲜明、论断明确，毫不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例如《贞符》，鲜明揭示“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封建论》始终强调“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时令论》率直指出“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断刑论》深刻揭露“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都是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而又深刻透辟地指出问题的实质，下字用语极为精确，真是句句结实，字字有力。
他的议论文大都具有雄辩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性，努力探讨和力图解决哲学上和社会上的重大问题。它们常常在系统地正面阐述自己论点的同时，逐层驳斥反面论点，并举出大量正面和反面的历史材料和事实来证明，有破有立，使论证建筑在结实的基础上。文章结构相当谨严，作到层次线索清楚，开头和结尾相互呼应。《贞符》、《封建论》、《时令论》、《刑断论》、《六逆论》、《驳复仇议》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我国古代先秦诸子和汉代的哲理论着及政论已开创了议论文良好的规模，而从组织结构的完整性和严密程度来看，柳宗元这些论文是有了新的进展的。
柳宗元的不少说理文具有相当高的文艺价值，在篇章结构、修辞用语方面的谨严、精炼、准确而又富有变化，具体反映了他自己所揭示的“奥”、“明”、“通”、“节”、“清”、“重”六项表现手法的辩证的结合。同时，它们在论证中也反映了丰富、生动的形象，在扞卫进步观点和批判陈腐观点时笔端饱含着严肃而又愤激的感情，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我们在读他的说理文时，好象亲切地看到作者“隽（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以及“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那种慷慨激昂，英气勃勃，为真理而冲锋陷阵，滔滔雄辩，所向无敌的雄姿。
传记
在传记文方面，柳宗元也有突出的成就。他所写传记的主人公不少是社会上地位不高或被压迫的人物，这些题材是作者在社会生活体验中、在和人民群众的接触中得来的，他或者以昂扬的笔调歌颂他们反抗强暴的斗争和高尚风格，或以沉重的心情描绘他们不幸的遭遇；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的描写，揭露当时社会矛盾，鞭挞丑恶事物，伸张正义，表达自己政治、生活理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这些作品是《史记》、《汉书》等历史传记的发展，也明显地受到唐代新兴的传奇小说的影响，当然，它们也对传奇小说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柳宗元写的传记，虽大都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有些作品，也带有若干虚构、寓言的成分，或作了一定的夸张。着名的《捕蛇者说》，是一篇介于传记、杂文、寓言之间的文章，前面已作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传》就完全是寓言了。
清代桐城派文人对柳宗元的传记文学颇有微词。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说：“柳文如《宋清传》、《传》等篇，未免小说气，故姚惜抱于诸传中只选《郭橐驼》一篇也。所谓小说气，不专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纤太刻，则亦近小说。”这种出于封建正统观念的批评，恰恰反映了柳宗元传记文的价值。
寓言
寓言是柳宗元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寓言文学新的发展阶段。寓言是一种特殊的叙事和抒情的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用一个简短的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故事的角色不仅是人，也有是鸟兽、树木、花草、物件等。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在发挥政见，讲学说道，展开论辩的时候，常常运用寓言来增强内容的说服力和语言的生动性。因此古代诸子和历史散文中都保留了大量的优秀的寓言，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战国策》中的《狐假虎威》等都是。柳宗元贬官永州后，借鉴和吸收了古代作品及民间寓言中的故事，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写出了不少寓言作品，辛辣地讽刺了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向统治剥削阶级中种种丑恶典型投出了锋利的匕首。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较多地把寓言正式写成独立的文学作品的作家。
《三戒》是由三篇着名寓言所组成，题名的意思是三件应该警戒的事情。第一篇《临江之麋》描写一只惯受主人宠爱庇护的小鹿，一出家门，立刻被外面的狗吃掉。第二篇《黔之驴》描写一只外强中干的驴子，终于被老虎识破吃掉。第三篇《永某氏之鼠》描写在旧房主纵容下横行无忌、干尽坏事的老鼠，遭到被新房主彻底消灭的命运。《三戒》前面有一段小序道：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序言说明了作文的意图：作者自称一贯厌恶社会上有些人，不懂得推究自己的本质，没有自知之明，忘乎所以，凭借某个形势来逞凶霸道，依仗势力来触犯和他不是一类的，使出自己蹩脚伎俩去触怒强者，只要有机可乘就恣行暴虐，而最后都遭到灾祸。有客人来谈到麋鹿、驴子、老鼠三样动物的事情，和上述的情况很相类似，所以写了《三戒》。
此外，如《罴说》中描写一个能用竹管吹出各种野兽叫声而没有真实本领的猎人。他依靠吹出老虎的叫声来吓退，再吹出罴的叫声来吓退老虎。后来，最凶猛的罴来了，他吹不出其他野兽叫声来，只好被罴吃掉。“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有力地嘲讽了那些靠“吹”来欺世惑众的人的可悲下场。《传》描写一只善于用背来装东西又欢喜向高处爬行的小虫，结果掉在地上被压死。
文中以生动的形象，辛辣的笔触，刻划了某些所谓“大人物”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态：“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这些都是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的。
柳宗元通过小鹿、驴子、老鼠、猎人、的生活悲剧，对当时社会上那些仗势欺人、恃宠而骄、得意忘形、外强中干、虚张声势、凶残暴虐、追求名利地位、贪得无厌的人物加以猛烈的鞭挞，并表示了对他们的蔑视、鄙视和憎恨，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这些寓言结构短小精悍而含意深广，语言精炼而细节刻划非常生动，运用了渲染夸张手法而不违背生活真实，风格幽默诙谐而批判锋利，在一些动物故事中，更能巧妙确切地根据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心理和动作特点，赋予人的性格，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游记
柳宗元的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柳宗元以前描写自然风景的散文首推郦道元（公元？-527年）的《水经注》，其中不少记述河流山脉的片断，都富有形象性而引人入胜。柳宗元在被贬到西南后，面对那里奇丽的山水，结合自己生活体验，吸收了前人写作经验，写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游记，正式奠定游记文学的基础，并为它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的游记主要表现有下列特色：
首先，它不是客观地刻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深厚的思想感情，有着强烈的倾向性。作者在对于幽奇美秀的山光水色的描绘中，或隐或现地折射出本人的影子。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此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被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这里作者的思想感情、生活遭遇和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密切地交融在一起，表现了作者对这压抑人才的不合理社会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