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或“精神分析”这门学问是弗洛伊德创造出来的；既然是他的创造品，便深深的烙着他的人格标记，因此，这一门学问的伟大成就和它的缺点，都必须在弗洛伊德的人格里去追本溯源。
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不是像他的敌人所说的，是一个腐败的维也纳人，连根烂在维也纳当时肉欲而散漫的环境里；或者，他是不是像他的崇拜者所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大师，人格上毫无缺点，为了追求真理而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不妥协的态度，对家人慈爱，对学生宽厚，对敌人公正没有虚荣心，没有自私心？显然，要想了解他人格的复杂以及他的人格对心理分析学的影响，妄加褒贬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弗洛伊德曾经说，要分析患者，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分析者必须客观。要想了解弗洛伊德，也必须有这么一种客观态度。
弗洛伊德最显著、最强烈的一种情感力量是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他对理性的顽强信心；人类的生存处境毫不容情的向人类提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弗洛伊德认为只有诉诸理性；理性即使不能解决，也可以减轻人生的痛苦。
因此，弗洛伊德觉得，要想使生活有意义，要想扫除幻像，要想挣脱权威的桎梏，要想创自己的权威，惟一的工具，惟一的武器，就是理性。弗洛伊德不屈不挠的追求真理，就是以这种对理性的信心为基础。最后他在纷纭复杂的心理现象中窥见了真理，并契而不舍地一直探究下去。从学识的观点看来，他挖掘出来的东西很荒唐，但弗洛伊德不因此气馁；他反而觉得那些咧着嘴笑的乌合之众正好肯定了真理与意见之分，理性与常识之别，实情与借口之辨。乌合之众，他们所求的只是方便，只是要人家不打扰他们的瞌睡。
从弗洛伊德对理性的信念来看，可说他是启蒙时代的产儿。启蒙时代的箴言是勇于认知；这个箴言的精神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和作品中到处存在。对理性的信念最早起源于西方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要挣脱封建社会的束缚与迷信。斯宾诺莎、康德、卢梭与伏尔泰，他们的哲学尽管各自不同，对理性却都具有热烈的信念；他们都觉得必须战斗，要打出一条新的路来，他们要一个新的、真正启蒙过的、自由与人道的世界。这个精神在中欧与西欧的中产阶级中，到了十九世纪，仍旧在发生作用，而致力于自然科学的学者更是如此。弗洛伊德的犹太民族背景也发生了正面作用，更促使他去为这种精神献身。犹太传统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传统，是一种讲求智虑的传统；除了这个特性以外，由于犹太人是受人歧视的少数民族，因此总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要打败那黑暗的、不合理的、迷信的力量，冲开那通往解放与进步之路。
除了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知识分子这种普遍的趋向外，弗洛伊德还有他特别的处境，加强了他对理性的依赖，也减低了他对公共意见的信任。
在弗洛伊德时代，奥匈帝国是一个腐败的政权，这一点和当时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颇不相同。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她的各个少数民族强烈地要求独立，而把这个国家东摇西散的各部分维持在一起的，主要是惰性。这种腐败与逐渐瓦解的政治情势，在一一个聪明的儿童心中，很容易唤起他的猜疑与不信，很容易使他产生许多疑问。官方的口号与政治的事实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谁也不相信那些口号、标语、官方言论，而慢慢培养出来一种批评的眼光。除此以外，弗洛伊德家庭的遭遇也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使他对当前的环境更不信任。这件事就是他父亲的破产。他父亲原来是弗莱堡的一个小制造商，生意不错，但由于奥国经济整个变坏，他便跟着夸台。弗洛伊德幼年遭受这个剧变，使他深深恐惧，他觉得社会也像政治一样不可靠；任何传统，任何习见习闻的组织都不可靠，都不值得信赖。在这样一个天资异常的孩子来说，不信赖自己，不信赖理性，又能信赖什么？毕竟自己和理性还是他的惟一敢依靠的武器。
然而，遭遇到同样环境的孩子很多，并没有个个都成弗洛伊德，也没有个个都像弗洛伊德那样产生追求真理的强烈热情，为什么独有他与众不同呢？他的人格中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成分，使他特别仰赖理性。
那成分是什么？
无疑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天赋的聪明和生命力，这方面他远远超过一般人这种不寻常的智力，再加上启蒙哲学的风气，以及对当时政治、社会的不信赖，就足以解释弗洛伊德为什么依靠理性了。但事实上原因当不止此。他还有一些纯粹个人的因素。第一，弗洛伊德渴望出人头地，而他要想出人头地，惟一可以让他依靠的便是理性，因为他没有别的力量可资运用；他既无钱，又无势，又没有出众的体能。第二，如果对弗洛伊德的人格再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他对理性的信赖跟他的无情有关。弗洛伊德在情感上缺少关切、爱和温暖，更糟的是他没有享受到生命的美好。这种话初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弗洛伊德不是快乐原则的发现者吗？人家不是把他认做性快乐学说的首脑吗？然而，事实比什么都明白，他就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这一点我以后再提示证据，现在先把它当作已经证实的部分。如此，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以他的天赋，以他接触的文化风气，以他所接触的欧洲、奥国与犹太环境，再加上他对名望的渴求，他生活中又缺少欢乐，如果他想满足他的愿望，便只有追求知识。除了前面这些因素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促成了他向知识方面的发展，这就是不安全感。他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很容易感觉到威胁，感觉到受迫害，被出卖，因此，他极为渴望安全，这原是人之常情。从他整个人格看来，我们知道，他觉得爱之中没有安全感；惟一有安全感的地方是知识，知识谁也夺不去。如果他想消除疑虑，想消除失败感，惟一的办法就是在知识界求得胜利。
钟士认为弗洛伊德追求真理的热情是“他天性中最深刻最强烈的动力，这个力量促使他完成了开拓者的事业”，这当然是对的，但接下来他却想用正统心理分析派的观点来解释这个动力。他说，“儿童期对生命原始事实的好奇心”推动了弗洛伊德对知识的渴望。所谓“生命的原始事实”，指的是“生产”的意义，以及婴儿是怎么来的。我认为钟士的这种解释不正确，因为他把好奇心与对理性的信心混为一谈。好奇心很强的人，早年固然可能对性方面有强烈的兴趣，但这种好奇心与强烈的求知欲之间似乎没有多少关连。钟士另外还提出一个因素，但也不能让人信服。他说，弗洛伊德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菲力普，他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弗洛伊德以为他是他母亲的配偶，哭着恳求他不要让他母亲再怀孕。菲力普显然晓得这一切的秘密，但你能相信他会讲真话吗？这个没什么的小人物竟激起了弗洛伊德下决心，从此以后只信赖自己，不信赖别人，因而使弗洛伊德之名千古不朽，这倒真是一件怪事。”真的，如果钟士讲的话是对的，那才真是“一件怪事”。但是我们能相信钟士的解释吗？弗洛伊德的决心岂只是这个同父异母兄的不可信赖就足以激起的？岂是他开开性的玩笑就足以激起的？
谈到弗洛伊德追求真理和讲求理性的热情，有一句话必须先在这里注明一下，就是他认为只有思想才跟理性有关。因此，情感与情绪就是非理性的，因此也就不如思想。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大部分都有这么一种偏见。他们认为只有思想才会让人进步，只有思想之中才有理性可言。他们没有像斯宾诺莎那样看出来，情感也像思想一样，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人的心灵要想获得充分发展，必需思想与情感两方面都得到合理的进化。他们也没有看出来，如果思想同情感分裂，则不但情感会受到扭曲，思想也会受到扭曲，而人的整个画面也都会受到扭曲。
这些理性主义的思想家认为人如果在理智上了解不幸的原因，这种理性的知识就会赋予他力量，来改变使他痛苦的环境。弗洛伊德很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只要理智上认识到神经性的症候的原因，就足以把这种症候消除；很多年以后他才慢慢发觉事情和他所料的并不一样。
关于弗洛伊德追求真理的热情，还必须提到他的勇气。他的勇气是他最特异的禀赋之一。许多人都有追求真理与讲求理性的潜在热情，但要把潜在的热情实现却有极大的困难，因为那需要勇气，这种勇气只有极少数人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是一种特殊的勇气，这跟牺牲生命，牺牲自由或财产的勇气不同。要追求真理，讲求真理，就要冒着孤立与寂寞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在大多数人看来比死还可怕。然而追求真理的人却必然会遭遇到这种危险。真理与理性是跟常识与公共意见相背的。大部分人都仅仅抓住一些方便的借口过日子，从表面看事物。理性却会把表面穿透，到达隐藏在下面的本质；理性会让人摆脱自己的愿望与恐惧，用客观的态度去看事物，让人看到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人与物。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面对孤立处境，因为大部分人都逃避真理，他们厌恨真理的追寻者让他们不得安宁，他们讥讽他，嘲弄他，至少也会把他孤立起来。弗洛伊德面对这种逆境的勇气是一般人比不上的。他愤慨于他的孤立，他痛苦于这种孤立，然而，他绝不肯有一点点妥协。对这种勇气他极为自负；他并不以为自己是个天才，但他认为自己的这种勇气是他人格中最杰出的一部分。这种自负，有时甚至变成了他的绊脚石，使他在学理上顽固的坚持己见。他的学说凡是与人有相合的地方，他都会产生怀疑的态度；他像马克思一样，非要说一些“气得资产阶级跺脚”的话才尽意。他这种勇气从何而来？有多少成分是来自天生？有多少成分是来自历史的使命感？有多少成分是来自他母亲对他的重视？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弗洛伊德的勇气跟这三方面确实都有关系；不过要对他的这些方面有适当的认识，还须对他的人格有更深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