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团体自恋，情况便不相同。团体里的分子会十足的察觉到这种自恋，而且会不加限制的表现出来。“我们的国家（或宗教）是最伟大的，最有文化的，最有力量的，最爱好和平的”等等话，自己听了一定也不会觉得是疯话，反而像是爱国心、信仰与忠诚的表现。而且这些话也很像是实话，是合理的价值判断，因为同一个团体里许多人都抱着相同的看法。这种众人与共的看法，是把妄想伪造为事实，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事实并不是由事实构成的，而是由众人的意见构成的，而这个意见又不是以理性与批评性的考察为基础。
团体自恋有很重要的作用。第一，它可以促进团体的团结。由于自恋性的偏见，使团体容易受操纵。第二，它能够使团体里的分子感到满足；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特别需要从这方面取得满足。一个人，即使在团体里最可怜，最不受尊敬，都会因为这种团体自恋而获得补偿。他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团体里的一分子。我在事实上虽不过是个虫子，却由于我属于这个团体而变成了巨人。”结果，在生活中越是不满足的人，团体自恋就越深。生活上比较享受的社会阶级，比较不会狂热，在物质与文明上贫困，而生活长期厌倦的人则易于狂热。
同时，培养团体自恋从预算表上看来，又是极为经济的办法；跟改善社会生活水准相较，几乎可说分文不需。为了培养团体自恋，社会只需给意识形态学家一些钱就好了，让他们去制造一些口号，促进社会自恋；事实上，社会上的官吏，学校的老师，新闻业者，传教士和大学教授，往往参加这种运动而不必额外加薪。他们会因为参加了这伟大的行列而自觉骄傲——再者他们也借此获得了声望与升迁。
团体自恋的人像个体自恋的人一样敏感，凡是伤害到他的团体形像的事物就会引起他的愤怒。他甚至比个人自恋者还要强烈，也更有意识。一个个人，如果不是在心智上有严重的疾病，对自己的自恋图像总会有点不大确信。可是团体自恋者却没有这种疑虑，因为团体里的大多数都跟他一样。如果团体与团体冲突，产生了对团体自恋挑战的事；就会引起强烈的敌意。自己团体的自恋图像这时会升至顶点，而对方则被自己这一方贬得不能再低。自己的团体变成了保卫人性尊严、道德与正义的一方，对方则万恶汇聚，它是残忍的、奸诈的、没有人性的。团体的自恋的象征——旗帜，国王，总统或大使——如果受到侮辱，团体分子就会用强烈的愤怒与侵犯来反应，甚至愿意支持他们的领袖发动战争。
团体自恋是人类侵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它仍旧是防卫侵犯，是当生存利益受到攻击时所产生的一种反应。它与别的防卫侵犯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半病态现象，因为强烈的自恋实是一种半病态。印度分裂时，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之间的大屠杀，以及孟加拉回教徒与统治他们的巴基斯坦人之间的大屠杀，团体自恋一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现象并不出乎意料，因我们将陆续讨论。
人有许多抑制的欲求与妄想，如果有人想叫他察觉这些抑制的东西，他会反抗，因而产生防卫性的侵犯；这是防卫侵犯重要的来源之一。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抗阻作用”之一，而心理分析学对这个现象做过系统的探讨。弗洛伊德发现，如果分析者触到患者所抑制的东西，患者就会“抗阻”分析者的治疗。这并不是他有意识的不愿意、或不诚意、或保守秘密；他是不知不觉的在防范分析者揭发他潜意识中的东西，他并不知道他抑制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抗阻。一个人往往会终生抑制某些欲求，这有许多原因。他可能怕受惩罚，怕不被爱，怕别人知道了之后，会看不起他。
心理分析治疗发现，抗阻作用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反应形态。碰到敏感的话题他可能顾左右而言他；他可能觉得困了，疲倦了；他可能找出理由不来面谈——或者他会勃然大怒，找出理由来中止分析治疗。举一个简短的例子：有一个作家接受分析治疗，他因为自己不肯投机而觉得自傲，他说：在一次会议期间他改变了他的原稿，因为他觉得这样更能表达他的作家使命。他觉得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可是却发现不久以后心情沮丧，害了头疼症，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这是因为，他改变原稿的真正动机可能是为了更受人欢迎，能得到更大的名声和更多的钱；再者，他沮丧和头疼，可能于他出卖自己有关系。他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确定我的解释的正确了。把他潜意识的动机提出来，对他的自我形象和他的认同感是一种威胁。他用强烈的侵犯性来反抗这种威胁，就好像这是威胁到他的身体或财产一样。在这个例子中，他的侵犯有一个目标：毁灭那握有证据的见证人。
在心理分析治疗中，我们发现，这种抗阻作用是一个常见现象，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心理分析时才会碰到这种情形。日常生活中例子随处都是。有些母亲要她的孩子跟她保持亲密的关系，如果有人告诉她，这是因为她想控制他们、占有他们，而不是因为爱他们——这时她岂不会勃然大怒？有些父亲十分关心女儿的贞洁，如果有人告诉他，这是因为他对女儿有性方面的兴趣——他岂不会勃然大怒？如果有人提醒某位爱国分子，说他在政治信念的背后有钓名取利的企图——此时他岂不会勃然大怒？如果有人对某个革命分子说，他的意识形态背后存在破坏冲动——他岂不会勃然大怒？这类的事情谁没有看到过呢？事实上，询问别人的动机是礼貌上最大的一个禁忌——而且是十分必须的禁忌，因为礼貌可以减少侵犯事件。
历史上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揭发某个王朝真相的人，常常被掌权的人放逐、下狱或屠杀。表面的原因是说，这些人对当前的建制有危险性，为了保护建制必须把他们处死。这确实是不错的，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揭发真相的人即使没有真正威胁到当前的建制，掌权者仍旧深深恨恶他。我相信，揭发真相使那抑制真相的人产生了抗阻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掌权的人不但觉得真相的揭发威胁到他的权力，而且感到在摧撼他整个的有意识的取向系统，让他的种种借口无地自容，甚至会逼得他采取不同的行为与行动。有些人的某些重要的冲动原先是被抑制的，后来他却察觉到它们；只有经历过这种历程的人，才知道这件事会叫人产生何等的震撼、困惑与天动地变。
服从者的侵犯行为不仅因为他受破坏欲的驱使，而且因为他认为服从命令是他的义务。在所有的阶级社会里，最牢固的特点可能就是服从。这种社会让人以为服从就等于美德，不服从就等于罪恶；不服从是万恶之首，其他一切罪恶都随之而来。安提冈被克里昂所杀，因为她没有遵从国家的法律。军人都接受特别的服从教育，因为军人的本质就是反射式的接受命令，而不问任何缘由。杀人伤人的士兵，顷刻间杀害千万人的轰炸机飞行员，并不必然是被破坏或残忍冲动所驱使，而是由无条件的服从原则所策动。
服从侵犯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侵犯，需要我们好好注意。从太保以至军队里的士兵，为了不致显得“没种”，为了服从命令，多少破坏的行为都做了出来。这种侵犯行为，动机并不是人的破坏性，可是人们却常常认为这是人类天生具有破坏冲动的证据。服从侵犯本可以列为半侵犯的一种，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服从，许多这种侵犯冲动都可以不致发生的。再者，人也有不服从命令、不投合建制的冲动，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冲动对自身却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自加防范，不受这种冲动的左右，因而他们就去做那些人家要求他去做的侵犯行为。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另一种生存适应性的侵犯是手段性的侵犯，它的目的是得到必须的或可欲的东西。这种侵犯不是只为了破坏而侵犯；如果它也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那只是因为要达到真正的目的。从这一点来看，它与防卫侵犯相似，但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它不像防卫侵犯一样具有种族演化而成的神经基础；哺乳动物里只有捕食动物具有天生的神经配备，为了获得食物而采取手段侵犯。人科动物与人类的打猎行为却是以学习及经验为基础，似乎没有种族演化而来的神经配备。
手段侵犯在概念上的问题在于“必须的”与“可欲的”两个词意义不能够很确定。
如果“必须的”是指生理上不可缺少的需要，在定义上就不会有困难；比如说，所有的动物都要避免饥饿。如果一个人自己或家人连最少量的食物都没有，他去偷东西，这种侵犯显然是由于生理的必须。如果一个原始部落濒临绝食的边缘，因此向一个比较富裕的邻近部落发动攻击，这也是生存所必须。不过这种界线分明的例子现在已不多见，常见的都是比较复杂的例子。比如说，一国的领袖发现，为了取得原料，必须征服别国的土地，或打败一个竞争国家，否则本国的经济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遭遇危机。当然，这往往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障眼法，领袖们真正的动机是扩张权力，满足个人的野心，但我们也不能说基于国家的需要而发动的战争是历史上没有的，至少，就广义的、相对的意义上来说是有的。
但“可欲的”又是什么？狭义的说，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可欲的就是必须的。这是从客观处境上来讲的。可是，我们平常却认为可欲的就是所欲望的。如果采用这个意义，则手段侵犯就成了最重要的侵犯之一。人不只渴望他赖以为生的必须品，不只渴望可以让他生活得好的物质条件；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大部分人是贪求的：贪求更多的食物、饮料、性、所有物、权力和名誉；人与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因此永远不会满足。贪婪是人类最强的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不是本能性的；它显然是精神状况不良的现象，表现出内在的空虚与缺乏中心。它是一种病理现象，表现出人格的发展没有守成，同时，它也是佛教、犹太教与基督教和伦理观点中基本的罪恶。
贪婪的病理特性可以由几个日常的例子看出来。大家都知道，过食是贪婪的一种，常常是由沮丧所引起；强迫性的购买也是逃避沮丧的一种方式。吃和购买是象征行动，所需填充的却是内在的空虚，这些可以暂时消除沮丧感。贪婪是一种热情[激情]——就是说，它充荷着力量，无情的驱人去达到他的目标。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种种办法都在鼓励众人去变成消费者，可是这样便间接增强众人的贪婪。当然，贪婪的人如果有足够的金钱可用，他也不一定会变成侵犯者，可是如果他没有足够的钱用，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他必然会攻击他人。最极端的例子是用药成瘾的人。许多没钱买药的人，就抢劫甚至杀人以得到买药的钱。他们的行为虽然是破坏性的，但他们的侵犯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历史上来讲，贪婪是侵犯行为最常见的动机之一，这个动机的强烈程度，恐怕和求取生存必须物品的动机差不多。
人们常把贪婪和自利[自己的生活利益]看做同一回事，这实是观念上的一种混淆。自利的来源是生物生而具有的一种驱使力，目的是为求自我的生存，去获得生存的必须物，或去达到习俗上、传统上的生活水准。如马克思·魏伯、陶尼、房。布伦塔诺、松巴特等人所说，中世纪的人，不论是农夫也好，工匠也好，动机是想保持传统的生活水准。16世纪进行革命的农夫，并不想要求取得城市里工匠的生活水准，而工匠也不想求取封建地主或富裕商人的生活水准。即使到了18世纪，法律仍旧禁止商人任意装璜店铺或做不利于其他同业商人的广告，以免把顾客抢走。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完全发达起来，贪婪才变成了市民的主要动机，而这样的市民数量越来越多。然而，或许是由于奄奄一息的宗教传统仍旧存在，大家都不敢坦白承认自己贪婪。结果是大家自诩贪婪乃是自利。这个逻辑是这样的：自利是人性里本有的欲求；自利等于贪婪；因此：贪婪的根源是人性——它不是一种受性格左右的人性热情。
手段侵犯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战争。流行的看法总认为战争是由人类的破坏本能所引起，本能主义者同心理分析学家也往往这样解释战争，比如说，传统心理分析学派重要的代表之一，格劳弗就辩称“战争的迹底……深藏在潜意识”。他把战争比作“本能的生存适应上，一种失策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