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既然是动物侵犯的一个重要条件，人类的侵犯是否也如此？勒浩森认为正是这样。他说，要想救治“叛乱”、“暴行”与“神经官能症”，别无其他办法，唯有“在社会中建立人数的平衡，立即找寻有效的办法，控制人口数量的适当水平”。
把“拥挤”跟人口密度混为一谈，是常有的现象，这在观念上造成了相当大的混淆。勒浩森的研究方法由于过分简化和保守，忽视了现代拥挤现象的一个特点：现代的拥挤现象有两个层面：一种是适合生活的社会结构遭受破坏；一种是人口量和经济与社会基础的不成比例，后者主要是非工业化地区的情况。
人需要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有他的地位，有他同别人的关系，这些都是相当稳定的，受到一般人所接受的观念与价值观所支持。现代工业社会里，传统，共同的价值观和人与人的真诚关系却大部分消失了。现代的群众里，人是孤独的，寂寞的，尽管他是群众的一分子，仍然无济于事。除了从大众传播系统里得的到一些口号与意识形态之外，他没有跟别人共享的信念。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子，把他和别人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只有共同的利益和现金交易关系。爱弥儿·杜尔坎把这种现象称做“社会紊乱”，认为随着工业成长而日趋严重的自杀现象，主要原因在此。“社会紊乱”一词，杜氏指的是一切传统的社会所遭受的破坏；这是因为“国家”过分发达，使一切真正的团体结构都变得次要了，而所有真诚的社会生活都已经遭到毁灭。他认为生活在现在的政治国家的人民，是“错乱的尘埃”。另一位社会学大师，冬尼斯对现代的社会做了类似的分析，他把传统的“社团”跟现代的社会加以分别，他认为在现代的社会中，所有真诚的社会关系已经都不见了。
许多例子都显示出来，人类的侵犯行为，它的原因并不是人口的密集，而是缺乏社会结构，缺乏真正的共同关系，缺乏生活兴趣。最引人注意的例子之一是以色列，那是非常拥挤的地方，个人的空间极小，很少有私人生活上的隐藏处，然而他们的分子之间却特别没有侵犯性。世界各处所有的“共意群体”都是如此。另外，像荷兰和比利时这样的国家，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可是那里的人民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侵犯性。世界上几乎难得找到像坞斯达或威特岛青年节期间那么拥挤的地方了，可是那里的人却最没有侵犯性。再举一个例子，30年前的曼哈顿岛是那时世界人口最密的地方之一，但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这样充满暴行。
现代的公寓大楼往往是数百家同住；凡是住过这种公寓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可以有私人生活，更没有邻居拜访。跟公寓相比，小乡村的住宅彼此间远得多，人口密度也小得多，可是人们的私人生活却没有隐密。村子里的人互相间比较认识，常会注意到别人的私人生活，也拿来做聊天的资料，彼此也常常会出现在对方的视域里；城市郊区的社会在程度上虽然不像乡村，但也与乡村有些相似。
这些例子显示，侵犯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拥挤，而必须要看拥挤发生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情况包括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很明显的，人口过剩会造成压迫感与侵犯；印度的大城市，美国城市里的贫民窟都是例子。如果缺乏适当的住宅，由于不断地受到别人的侵扰，则人口过剩和因此引起的人口密集便是恶性的。人口过剩的意思是说，一个社会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它的经济供应力，使它不能供应人们适当的食物、住宅与有意义的闲暇娱乐。人口过剩无疑会产生坏的后果，因此，把人口数量降低，使它符合经济基础，是必须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如果能够维持密集的人口，则密集并不会剥夺居民的私生活，也不致于使他的私人生活圈常常遭人闯入。
但是，适当的生活水准所考虑的却只是私人生活，它并没有解决“社会紊乱”的问题，真诚的社会关系仍旧缺乏。人需要他的社会具有人性的均衡，里面的每一个分子都互相把对方当做“人”来认识。要想把工业社会的紊乱消除，只有把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彻底改变；就是，每个人不但有适当的食物与住宅，而且社会的利益需与每个人的利益相符合；再者，社会生活的主旨与个人生活的主旨不再是消费跟同胞对立，而是跟同胞建立关系，并发挥自己的能力。在人口密度很高的情况下，这些仍旧都是能够做到的，但我们必须彻底重新考虑我们的一切前提，并做彻底的社会改变。
从这些分析来看，人类的拥挤与动物的拥挤虽然有类似的地方，却并不相同。对于空间的需求，与社会组织的需求，动物有本能的“知识”。当他的空间需要量和社会组织受到侵扰时，他会本能的用侵犯行为来寻求补救。在他这些方面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是他惟一的反应方式。但人却有许许多多方式。他可以改变社会结构，可以发展休戚相关的关系，与共有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本能反应以外的东西。对于拥挤问题，动物的解决法是生物本能的解决法；人的解决法则是社会的与政治的解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