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由于存在价值（或超越性需要，或存在的事实）的丧失而引起的“病态”还是一个新问题，尚未被诸如病理学这一类的学科描述过，而只是被含糊地提到过，比如弗兰克尔在1966年曾通俗地概括地描述过，没有以研究的形式去处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由宗教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们把它们作为精神上的或宗教上的缺陷来探讨的，而不是由生理学家、科学家或心理学家作为精神病上的、心理上的或生理上的“病态”或发育不全或萎缩来研究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些东西也与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混乱纠缠在一起，诸如“社会病理学”之类。
我将把这些“病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性的萎缩）称之为“超越性病理现象”，把它们确定为存在价值（不是一般的存在价值就是个体特殊的存在价值）丧失的结果。
生活富裕而又放荡不羁的青年人的超越性病理现象部分地由于内在价值的丧失，由于“理想主义”受挫，部分地由于对社会失去了希望，他错误地以为这个社会仅仅是由低级、动物的或物质的需要所驱动的。
我的看法是，这种行为很可能是长期追寻某种可信仰的东西与失望的懊恼的混合物（我曾见过一位青年对存在价值的存在本身感到巨大的失望。）。
当然，这种受挫的理想主义和不时产生的失望感也部分地受到那种种遍及全球的狭隘昏聩的动机理论的影响。且不谈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理论（它简直算不上理论）如何简单粗暴地拒绝研究这一问题，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也否认这一问题。这些理想主义的青年男女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仅整个19世纪的官方科学和正统的经院心理学没有给青年人提供任何东西，就是大多数动机理论也没有给青年人提供任何东西。靠这些动机论生活，大多数人都会被引向抑郁症或犬儒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者也不过是关于人的高级价值的还原论者，起码在他们的正式著作中（而不是在那些有益的治疗实践中）是如此。他们认为最深层最真实的动机是危险的、龌龊的，而人的最高价值和美德则完全被当作欺骗，当作“深层、黑暗、污浊”的东西的伪装教条。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们在主要问题上恰恰是令人失望的。极端的文化决定论至今仍是许多或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公开的、正统的信条。这一信条不仅否定人的内在的高级动机，有时还明显接近于“否定”人的本性自身。经济学家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些实利主义者，不仅西方的经济学家如此，东方的经济学家也如此。我们不得不这样苛刻地来评说经济“科学”：它不过是人的需要、价值的完全错误的理论的一种精巧高妙的技术上的运用罢了，它着眼只是低级的需要或物质的需要。
这怎么能叫青年们不失望，不颓丧呢？青年们不仅被理论家们而且被父母和教师们的传统思想以及广告商们那些显然乌七八糟的谎言牵着鼻子走，到头来获得了一切物质上的和动物般的满足后，仍然得不到幸福。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那么，“永恒的真理”又如何呢？终极真理又如何呢？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赞成把它们转手移交给教堂，交给教条化、制度化、习俗化了的宗教组织。这岂不就是对人的最高本性的否定吗！据说青年的一代在寻求真理时，肯定在人的本性中什么也找不到。他不得不到非人的非本性的地方去寻求终极真理。当今聪明的、有头脑的青年人当然会怀疑或拒绝这一非人本性的探求方向。
这种价值匮乏和价值饥荒既由于外在的价值丧失造成的，也是由于我们内心的矛盾心绪和反向价值造成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仅被迫丧失了价值而成为病理反常的人，我们还对内在于我们的和外在于我们的最高价值感到惧怕。我们既受到吸引，也感到畏惧、吃惊、颤栗、胆寒。这就是说，我们逐渐陷入内心矛盾和冲突之中。我们甚至抵制存在价值。压抑、否弃、反抗结构——也许弗洛伊德主义的一切防卫机制都可用来抵御我们心中的最高价值，一如它们被建立起来抵御我们心中最低级的冲动一样。谦卑和无价值感会使人逃避最高价值。怕被无数淹没价值的恐惧感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我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里称这种恐惧感为约拿综合症，并作过更详尽的描述）。
基本需要的系统比超越性需要力量强些。
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是在同一个整合的系列之中，也就是在同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属于同一探讨的范围。它们都有“被需要”（即对人来说是必须、有益的）的共同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丧失才产生“病态”和萎缩，它们的吸收才有助于培养完满的人性，获得更大的幸福和快乐，达到心理上的“成功”，促发更多的高峰体验，并且一般地说常在存在的水准上促进生活。这就是说，它们都是生物性的欲求，都能促进生物性的成长。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整个基本需要系列比超越性需要力量强些，或者换句话说，超越性需要比基本需要后生效，不如基本需要那么急切，要求要弱一些，这一点很明显。我这里说的是就一般的统计意义而言，实际上，我发现有些个别特殊的人有一种独特的天赋。对真、善、美有独特的敏感。在这些人身上，超越性动机显然更重要、更迫切。
再者，基本需要可称为匮乏性需要，这些需要的种种特征早已描述过了。而超越性需要似乎还有更特殊的特征。它们可称之为“生长性动机”。
从平均值上来看，各种超越性需要都是同等强度，那就是说，我无法考察其优势上的一般等级。但在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身上，超越性经常是根据其特质的天赋和体质上的差异排列成层级的。
我所能够举出的超越性需要（或说存在价值、存在事实）并不是依优势层级排列，一般看来，它们都是同样的强烈。关于这一问题的另一说法是，每一个体依其自己的天赋、气质、技能、才能等有他自己的超越性需要的重点、层级或优势，这种说法就另一方面的目的看是有益的。对某人来说，美比真更重要，但对他来说，这可能是同等统计性的倒过来的比较。
这样看来，任何内在价值或存在价值都可以用大多数或一切其他存在价值来完满地说明。它们可能形成某种统一体，其中每一特定的存在价值从另一角度来看简直也就是整体。
也就是说，要给真下一个充分的完全的定义，就得这样说：真是美、善、完美、公正、单纯、有序、合法、生动、易解、一致、超越分歧、松弛、愉悦（“真、完整的真、纯真”这一公式是不适当的）。美的完满定义是：真、善、完美、生动、单纯等。
价值生命（精神的、宗教的、哲学的、价值论的等等）是人的生物学的一个方面，它与“低级”的动物生命是处在同一个连续统一体上。两者并不是分立的、矛盾的或互相排斥的。从而，它可能是遍及全人种的，超文化的，尽管它必须通过文化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
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从而，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人本身的一部分，人的族性的一部分，完满的人性的一部分。一个人的自我或纯粹的自发性所纯粹表现的程度，也就是超越性需要的表现程度。“消除抑制的”疗法、存在疗法、言语疗法或“本体论的”疗法都将揭示并增强超越性需要和基本需要。
深层诊断和各种治疗术最终将揭示这些超越性动机，因为我们的“最高本性”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最深层的本性”。价值生命与动物生命并不是两个互不搭界的领域，这在大多数的宗教和哲学那里才是如此，在古典的，非人化的科学那里也是如此。精神生命（沉思的、“宗教的”、哲学的或价值生命）是在人的思维的权限之内，原则上说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的。尽管它们被传统的、非价值的、模仿物理学的科学逐出了现实的领域，我们仍可断言，精神生命是人道主义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对象。
让我更详尽地发挥一下：超越性动机是遍及全人种的，从而是超文化的、人人共同的，并不是文化随意创造的。由于这一点要引起误解，让我这样来说吧：超越性需要在我看来是类似本能的，也就是说，它有明显的遗传上的遍及全人种的定性。但它们是潜在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要实现这些潜在的精神生命，文化是绝对不可少的。可是，文化并没有促进它们的实现，的确，这恰恰是有史以来大多数已知的文化的实际所作为。因而，这里所指的超文化因素是能从外部来评判任何文化的，也就是说，根据文化促发或压制自我实现、完满人性和超越性动机的程度来进行这种评判。
所谓有精神的（或超越性、价值论的）生命明显地根植于人种的生物本性中。这种“高级”动物性是以健康的“低级”的动物性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整合的（而非互相排斥的）系列。但是，这种高级、精神的“动物性”过于怯弱和柔嫩，很容易丧失，很容易为强大的文化势力剥夺，因而只有在一个促进人的本性文化中，它才能广泛地实现，从而得到最充分的发育。
愉悦和满足可以由低级到高级排列为一个等级。所以，快感论也可以看作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层级，这就是说，有超越性欢乐。
存在价值，亦即超越性需要的满足是最高的愉悦或我们所知道的最大幸福。
我以前曾在另一处地方提到过，需要意识到有一个愉悦的等级，从痛感的消除，热水浴后的惬意，与挚友相处的庆幸，到欣赏经典性音乐作品的喜悦，有了孩子的欢欣，最高爱的体验的狂喜，直到与存在价值的溶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