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淑芳
我是个陇西人，22岁的时候，到生活生产十分困难的水泉公社（就是现在的渭阳乡——编著者注）工作。在那里，我工作了两年，大体是1972年12月到1974年12月。在这整整两年时间里，我耳闻目睹了农民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家乡的贫困情景，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经常出现在梦中，让我感到痛心，难受得哭泣。多少年来，对于家乡父老的辛酸生活，我感到不堪回首，把它严严实实地封存在心底，很少对人提起过。
去年，大概是12月15日下午临下班时，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张全有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原陇西县委书记张自强同志来定西，请我陪老书记一起吃顿便饭。我问是怎么一回事情，他说今年全国上下都在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活动，他采访了张自强同志，写了一篇有关陇西实行包产到户的文章，过两天要发表，请张自强来定西，就有些情况做进一步核实。由于我以前和张自强的妻子杨秀花共过事，与张自强书记互相也认识，就请我去陪一陪，叙一叙。
听后，我感到很高兴，一来张自强夫妇是以前的老熟人，已经近三十年没见过面，真是很想见，二来全有同志我也比较熟悉，还曾一同到省委党校学习过，也想一起坐坐。就立即赶到市委宾馆，直奔餐厅。饭菜很简单，但气氛很融洽。尤其是电视台的朱常青同志将胡锦涛同志2006年腊月30日去大坪村与村民一道剪下的剪纸“回娘家”送给张书记时，张书记高兴地不断欣赏，并说：“这真是真实地再现了陇中妇女回娘家的情景。”饭桌上，年近八十高龄的张书记，看上去精神十分很好，思维很是敏捷。我与他说了三言两语的客套话后，就不经意地回忆往事，把话题说到当年陇西群众生活困难上头来。在坐的市委副秘书长金钟同志、朱常青同志和全有同志，大概听到我俩扯出往年群众生活困难的沉重话题，只是听，很少插话，似乎生怕打扰我们的回忆。由于公务在身，第二天，我去漳县下乡，没有能陪成张书记去陇西，甚为遗憾。但前一晚的谈话，打开了对往事的封存，在下乡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在水泉公社工作时所见的一幕幕群众生活困难的前景。
第三天，也就是17日，《定西日报》刊发了由张自强口述、张全有整理的《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前前后后》一文。文章所反映的内容十分真实，让人倍感亲切，我索性多读了两遍。尤其是文章中提到70年代末期水泉公社群众生活的情况，写到一户独庄户，由于生产队难以统一管理，就将一些土地和牲口承包给他种养。他操的心多，种的庄稼长得好，养的牲口也长得好，生活还能过得去。张自强书记受此启发，在一些生产队搞了集体牲口分户喂养的探索。在读的过程中，以下五件事情总是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
一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衫褴褛。我在水泉公社当副主任，专抓国家刚刚实行的计划生育工作。记得在那两年时间，我就跑遍了全公社63个生产队中的62个，对那里的多数群众都认识。在深入农户动员群众搞计划生育中，经常看见人们不但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吃着能够看见人影的清汤饭，还经常碰上衣衫褴褛乃至衣不遮体的人，好些农村妇女穿着破烂成一绺一绺的裤子。她们出门时，不是面朝墙，就是面朝地埂。我问她们为什么要这样走路，她们难为情地说：“衣裳破烂，肉露在外边，生怕外乡人或别家的男人看见，不敢正面走。”有一次，我去下队，在路上看见迎面走来一个衣着破烂的大姑娘，约摸十七八岁。当她从我身旁走过时，我吃惊地发现她的一块屁股裸露着，与烂裤子形成鲜明的对比。至今，我记得她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似乎她知道我看见她的破烂衣服，很是害羞，不好意思回看我。当时，我暗自一边感叹这般困难何时是个尽头，一边目送她远去，一直到看不见为止。
二是七十老妇爬崖铲草。一次，在我要过一条足有50米深的大沟，走另外一个生产队去时，在沟这面看见沟那面的悬崖上爬着一个人。我想问一声她在干什么，可害怕惊吓，把她从崖上掉下来，就没敢吭声。见了另一个生产队的队长，我就问那个妇人在干什么。队长说：那妇人年过七十了，可家里生活困难，连一点点烧炕的燃料都没有，她在铲烧炕的草根子。由于家家户户都在铲草、挖根，平地和坡陡地上的草根早已经铲完了，她们就冒险爬崖铲。铲一根总比没有好，总能多少驱一下子炕的寒气。唉，那真是用一条命换一根草。
三是给做酸菜的妇女请假。1974年下半年，好像是农历十月份，全公社正学习定西县“家家门上有把锁，人人手里有盏灯”做法，不分白天黑夜地大搞水平梯田建设。一天大清早，我所住的生产大队的一位中年妇女来请假，说是要窝酸菜（方言，指做酸菜）。在我的概念中，窝酸菜不就是烧两锅开水、拣点菜的事情，有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好，没有必要请一天的假。搞水平梯田劳动强度大，太辛苦，大家都不愿意做，给她请了假，别人有意见，也要模仿，这样，以大队为单位进行的梯田建设就没有人参加了。但看到她穿着单薄、破烂，在寒冷之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我为难得犹豫了。没有办法，我就把大队书记叫来，问窝酸菜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吗。大队书记说：“冬天窝酸菜，是要把夏秋拾下来的干菜经过反复挑选、淘洗几遍才做的，而且要到十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挑水，特别花费时间。窝好一大缸，四五口之家能吃好几个月。现在，吃饭严重不足，酸菜是家家户户的基本食物，一顿都不可缺。她家不窝一缸酸菜，吃粮可能就要断顿。”听他这么一说，我无言以对，只好同意给她请假一天。在我的记忆中，在我工作的岁月中，我给许多人请过很多的假，但这一次是最令我终生难忘的。
四是妈妈给三川大队妇女主任做了一顿很“咸”的饭。有一天，水泉公社三川大队的妇女主任到县城去办事，由于她很少去过县城，而且在城里没有亲戚，无依无靠，我就让她到县城我的家里喝口水，吃点东西，休息一下，顺便替我看看我妈妈。她回来后说：“婶婶做了一顿饭，很咸，把我给渴死了。”我说：“我妈平时做的饭好像不怎么咸，她今天可能是失手，把盐放多了。”她说：“不是的。我以前很少吃过没有酸菜的饭，也很少往饭里撒过盐。说真的，由于家里很少有钱，很难腾出钱卖盐，家里也很少有盐。自然家里很少有机会吃盐，要吃也就是掌柜的（指丈夫）和婆婆偶尔吃点。今天，在你家吃了甜饭（即没有酸菜、放了盐的饭——编著者注），又在火红的太阳底下走了几十里路，就感到很渴。其实不是饭咸，而是我很少有机会吃过盐。饭里稍微有点盐，我就感到咸。”一听她的话，我便恍然大悟，但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看到她光着脚，我便对她说：“要是你不计较，就把我穿过的旧鞋、旧袜子、旧衣服拿去用。”她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接着就说：“不计较，用你用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用新东西。”当天，我就把我的许多旧衣物送她带走。此后，我经常把我用过的东西送她，让她挑着用。我感到这是我对她唯一能够做到的帮助。
五是在公社食堂吃旱虫裹严的菜所腌制的咸菜。水泉公社十分干旱，连人们吃饭的水也很奇缺。为什么把这里叫水泉？我没有做过调查和考证，但我想是长期以来人们期盼这里能有一眼乃至无数眼香甜的泉水，供人畜饮用，望梅止渴地称此地为水泉吧！由于干旱，许多植物经常在夏季生旱虫，旱虫吃得植物不生长，叶子也长不大。我们公社的院子较大，开辟了一块菜园子，种着红萝卜、绿萝卜、包白菜等一些家常菜。记得1974年夏的一天，我看见食堂门口散放着不多的一些裹满旱虫的红萝卜叶子，过了两天，那些菜叶子又不见了。我想，总算把那烂菜给处理了。无意中，我随便问大师傅：“婶婶，那些烂菜哩？”她说：“腌制上咸菜了。”我说：“那怎么能吃？”她说：“我把旱虫往下来扫了一下，又洗了洗，才腌上的。将就着吃吧，要不然，饭里干脆没东西放。”说是说，在当年，就这咸菜，我们还吃了个美。记得也就是这一年，国家已经知道陇西很困难，既大量给救济粮，又给救济衣裳和布匹、棉花等，还发放像丸药一样的药丸子，医治饥饿带来的浮肿病。
1974年年底，我调到定西地委组织部工作，接触的人也多了，也才慢慢知道，群众生活困难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水泉公社、陇西全县存在，在全定西地区、全甘肃和全国也很普遍。但谁也没有办法。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政策开始务实了，开始关注生产，关注群众的生活了。好像是1979年，我隐隐约约听到个别人议论陇西搞单干，但不具体，也不敢打问。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包产到户的提法。在到陇西回娘家的时候，我还专门私下问有没有搞单干的事。家乡的人说有的队确实搞单干，效果也好，人们挨的饿少了。
看了《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前前后后》一文后，我才知道三十年前的议论，事出有因，原来陇西县碧岩的红崖湾是在1978年秋收之际就搞包产到户，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它较早探索解决群众吃饭穿衣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确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值得大书特书，认真总结借鉴。
不过，我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直到今天，对这一历史事件，全有同志能够敏锐而坚定地进行研究？
2009年6月17日于定西
（作者系定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