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记答应了父亲的请求，很快就寄来一幅中堂。父亲将其与先前的条幅一并表好后，置于正厅，一则警示父亲，二则让更多人能目睹老书记的亲笔。后来，父亲把条幅寄于《甘肃教育报》发表。见报后，父亲又写信给老书记，一并将10元稿费及报纸寄于老书记。
为表谢意，父亲决定去兰州与见老书记一面。1999年暑假，父亲和母亲带了一些家乡特产，前往兰州亲自拜望老书记。父母亲到兰州时，已是当天下午两点多钟。尽管父亲是第二次到兰州，但对兰州人生地不熟，父母亲便住到了小西湖附近旅社。第二天早上七点，父亲又照着信封上的地址，去找张书记。他们一边步行，一边询问。最后多亏一位好心的邮递员把父母引到老书记所住小区门口。搞清楚父母的身份和来历后，门卫给老书记拨打了电话。接到电话后，老书记亲自到门口迎接父母亲。父母到老书记家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钟。老书记及家人热情招待了父母亲。
老书记问及陇西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他时常牵挂的双泉、碧岩等地方，向父母问这问那。父亲都一一答复。
父亲也向老书记谈了自己的情况。父亲说自己是陇西县双泉乡汪家庄村人。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上了民办教师。1976年，去西坪社办学。没有教室，父亲就借村里的一问看场房；没有桌凳，就拿来自家的炕桌……让八九个“泥娃子”围在看场房的热炕上，认真学习，总算让世代没有学堂的西坪社从此有了读书声。1978年，父亲又服从组织的安排，来到了大梅湾村学，这里有一问不小的教室，但就是没有一张桌凳。他便提上篮子，像一个收破烂的老人一样，逐家挨户收集废纸，然后泡成纸浆，自己动手做了10套纸浆桌凳，再自己掏钱买来几斤油漆，把桌凳刷得锃亮锃亮。汪家庄村学是父亲人生的第四个驿站，也是父亲心中的一片热土。虽说是学校，可一没教室，二没校门，三没厕所、围墙。1982年，刚调到汪家庄村学的父亲开始着手改善教学条件，凭着山里人那股“犟劲”，坚定地走艰苦创业、勤俭建校的路子。修建起一问教室，修了校门、厕所、围墙。
有人做过估算，父亲为改善汪家庄村学的办学条件，先后投工投料投资达5836多元，相当于他近十年的工资收入！
父亲对老书记介绍了他去北京参加国家庆贺教师节的大会情况后说，自己没有给党和人民做多少事情，但是党和政府给予他许多荣誉。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1998年12月3日，获得了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第四届“孺子牛全球奖”，《甘肃教育报》、《甘肃日报》、《甘肃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甘肃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对他勤俭建校、矢志育人的感人事迹作了报道。
父亲他像一颗启明星，照亮了山里山外，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陇原大地上筑起了一座爱的丰碑。他的事迹在《中国教育报》、《甘肃日报》等许多媒体上得到报道。
老书记肯定了父亲所取得的成就，为父亲所取得的各种荣誉感到欣慰，并高度赞扬了父亲及与父亲一样的人。父亲聆听了老书记之教诲，非常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为乡村教育做更多的实事。饭毕，父母亲走时，老书记又亲自送父母亲于门口，并再次勉励父亲要坚定信念，与时俱进，再创佳绩。
父亲回到陇西后，铭记老书记的谆谆教诲，以热情饱满的态度，坚定的信念，投入到新的工作征程之中。
“改善办学条件仅仅是前提目标，而大面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一流的质量赢得家长和社会的信任，才是我的根本目标。”这是父亲从教几十年时刻奉行的信条。汪家庄村学只有他一个教师，却有30个学生，分学前班、一年级、二年级3个教学班。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他不仅要给大孩子解难释疑，给一年级小朋友讲故事，还要教学前班的幼儿们系鞋带。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没有驾驭教学的技巧，常会“导”得精疲力竭，学生乱成一窝蜂。而这位集三个年级班主任和三个年级任课教师于一身的父亲自有他的妙法。他细致地研究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自然地调节好“动”与“静”、讲授与复习、互相帮教等矛盾，师生默契地配合使这所“小不丁点儿”的学校有条不紊地运转着。近代教育家蔡元培说：“若无德，虽则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父亲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并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身体力行。阳春三月，他领学生娃到田间地头，看农民辛勤劳作的身影，教育孩子热爱家乡，珍惜粮食；课余，他手把手地教娃娃们在学农基地里种植地膜玉米，套种大小豌豆、甜菜；入秋，他又带着学生帮乡邻拣麦穗、拾洋芋，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技能，用沉甸甸的收获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他还通过每周的升国旗仪式，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情感；通过“我是小雷锋”、“看看谁的红花多”等系列活动，教育学生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集体主义思想。父亲深钻细研新教法，努力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并创造性地运用到自己的复式教学中，以“愉快教学法”和“情境教学法”为贯穿课堂的主线，创造了复式班“引导教学法”，对不同年级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相互衔接、互为补充。他撰写的《低年级识字应注意的四个问题》、《复式班教学如何“减负”》两篇论文，先后在《甘肃教育》上发表。
父亲的成绩进一步得到社会的认可，更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2000年9月，获得第四届“全国十杰中小学青年教师”奖，并于9月8日在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亲自给父亲颁发了奖品。9月9日的《中国教育报》报道了父亲等第四届“全国十杰中小学青年教师”表彰大会召开情况。
父亲的事迹比较典型，2000年8月9日的《中国教育报》、9月15日的《甘肃教育报》、10月8日的《光明日报》、12月11日的《甘肃日报》等报纸先后在做了报道和宣传。
其中，2000年10月8日《光明日报》记者马振华做了题目是《山沟里的红蜡烛——记乡村教师史振荣》的报道，文章内容如下：
山里人说，史振荣是一支点亮山里娃未来的红蜡烛。
史振荣是甘肃陇西北部山区的一位普通村学教师。20多年来，他进了三所村学，修了三所村学。他用自己的无私、挚爱和温暖把山里孩子的心照得亮堂堂。
山北的汪家庄，原来的教室只有20多平方米，破烂不堪，黑暗漏风，冬天窗户上还得糊上塑料纸。学生坐在里面上课，手冻得不能写字，浑身哆嗦。调来的老师来一个走一个，山里娃高兴一次又失望一次。看到汪家庄村上的情况，他十分着急。又一次提出申请，到了汪家庄。
学校的破落，令人吃惊。史振荣踏破了村民门槛，跑遍了乡政府办公室，苦口婆心，争取了2000元集资和3000元拨款。他带领学生，半年时间扛椽抬檩，搬砖运土，终于使一座30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校舍露出地面。但校门、院墙、厕所又使他发起愁来。无奈之中，他说服家里人，拿出全家人积攒多年准备盖房的2000元血汗钱。为补缺口，他只得自己动手，拉沙子、搬石头、打土坯，还不能耽误娃娃们上课。每天天蒙蒙亮，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他赶着牛吃力地行走。有天早晨，天还没亮，他急着叫起妻子和孩子去拉石头，在经过一处100米长的陡坡时，睡意未消的小儿子拉着牛险些掉下崖去。由于土太干，打不成土坯，他只好早晨担水渗土，中午和傍晚抽空再打。手上的血泡一个破了又生一个，土坯一排满了又打一排。本来又黑又瘦的他，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银白色的校门配着水磨石的门柱，新漆刷过的校墙托着鲜红的大字，村学成了山沟里最惹眼的建筑！村民们笑了，孩子们拍着小手欢呼。可谁能想到，史老师全家已花去3400多元，这还不算投工投料。有人做过估算，史老师建村学所花的钱相当于他十年的工资收入。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全家人实在顾不过来，便叫来亲戚朋友帮忙，管吃管喝管住。最后不得不从岳父家借来200斤小麦、40斤白面。
村民说，看到史老师的家让人心酸。他至今连一台小小的收音机都没有。为修村学，还身负1800元的债务。到了十月，他脚上还穿着麻鞋。他深爱自己的父亲，可老父去世时他因无钱而草草埋葬，愧疚的泪水在心里流淌。
1997年，史老师获得“曾宪梓基金会”民办教师二等奖。他马上拿出一万元扩建校舍。为省钱，他既当监工，又当小工，日夜操劳在工地，连技工都深受感动。
周家窑村两名儿童失去父亲，面临辍学。史老师拿出2500元，作为他们读完小学的费用。胡家门村的史国柱儿子考上大学，全家苦于无钱送孩子上学，史老师将就600元钱亲自送到他的手中。他还给去年考上沈阳工业学院的柴虹雨赞助1000元。
西坪村有个四肢严重残缺的孩子叫喜喜，1976年史老师在这儿任教时，就经常抱他去听课。有了奖金，他马上拿出200元给喜喜，鼓励他坚强的生活下去。史老师有个心愿：为没有双腿的杨三娃买一辆手播轮椅，当他领到奖金时，毅然拿出700元，买好轮椅给三娃送去。
孩子们点滴的生活都装在史老师的心里。孩子头发长了，他就及时给理一下，十几年从不间断。看到孩子们变得整洁了，他觉得自己也舒服了。
山里人说，史老师心中有孩子，就是没自己。1991年4月的一天下午，学生刚放学，狂风卷着铺天盖地的冰雹倾泻而来。刚到家的史老师见此情景，披上一条麻袋冲出了门。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把五个学生从悬崖底下救到安全地方，瀑布般的洪水就把悬崖冲垮了。雨停了，自己的儿子才被别人送回家。
史老师把教好书育好苗当成人生的信条。汪家庄村学就他一名教师，三个年级有学生30人。他集三级班主任、三级任课老师于一身，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从未因为忙，有半点懈怠。他三年制作了好多教具，有17件在全学区推广，他还为孩子们开了音乐课。他所教的学生在历年统考中名列前茅，村里的入学率一直在100％。
“教师心中有学生，也就有了寄托。老师贫穷，但也有富有，生活就是奉献。”这是一个在上海浦东开发区工作的学生给他的来信。这个学生叫史俊贤，患过小儿麻痹症，上小学时家庭十分困难，他经常逃学。史老师给他开起了“小灶”：一次次地补课，一次次地谈心，一次次生活上的帮助，终于温暖了这颗幼稚的心灵。从此他勤奋学习，终于考入上海财经大学。
史老师爱孩子，孩子也深深爱戴这位老师。一次上课，操劳过度的史老师突然晕倒。孩子们扑上去把他扶起，一声声地呼唤着。他苏醒过来，看到这情景，竟也像孩子一样哭了。
可以说，张自强爷爷的一封信、中堂条子，以及与父亲的一次面对面交谈，……给予父亲再创新业绩的动力，给予父亲不断献身乡村中小学教育事业的无穷鼓舞。
听到市委研究室张全有同志编著一本与张自强爷爷有关的书，我特此与他联系，写了如上的回忆，算是帮助父亲记录与老书记的一段交往，一份情缘，也算是对张书记爷爷关心父亲的一个交代。
最后，特别祝愿张自强爷爷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欢乐！
2009年8月于陇西
（作者系陇西县团结九年制学校教师）
研究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一事让我有缘与沈宝祥教授交往
张全有
大约是2009年2月中旬，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蔺京林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单位《调查与研究》编辑部的一位同志说：“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一个什么刊物想转发《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一文，他们无法联系你，通过《调查与研究》编辑部问你是否同意，我代表你表示同意。我也将情况告诉了张自强老书记，他感到很高兴。”我说：“你说得好，我们一万个同意。这不但是对陇西实行包产到户的宣传，也是对陇西、对定西、对甘肃新时期新发展的宣传。”我问：“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不过，《调查与研究》编辑部的郑钰处长说，她把《调查与研究》经常寄给中央党校的一位叫沈宝祥的老教授。你想办法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文章的。”听到这一消息后，我非常激动，一边想能是什么刊物，一边与张自强交谈外界对陇西包产到户的反响。他说：“这还是咱们没有想到的情况。看来在人们的吃饭问题解决后，不但中央再三讲要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理论界也大有人惦记着包产到户。”
我曾经订过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我就千方百计打听《学习时报》编辑部的联系电话。经打听，确实是《学习时报》要刊发。先是《学习时报》十二版的一位女编辑对我说：“你那稿子很好，我们将于2月23日用一个版面转发。稿子是我们总编一个字一个字盯着我们审定的。我们总编还要我们好好学习这篇文章的文风。”我问她们是怎么知道这稿子的，她说具体情况她说不上，可以问一个叫云帆的同志，并主动向我提供了云帆的电话。开始两次，我没有打通云帆的电话，直到第三次才通。云帆说：“是我们《学习时报》的高级顾问沈宝祥教授先发现并推荐的，我们很重视这篇文章，计划用一个整版刊发你的文章。估计一周左右，你们就能见到报纸。可以先从《学习时报》电子版看到。”此后，我一边睁大眼睛从网上了解沈教授，又使劲从别的地方打问沈教授的联系方式。同时，我和张自强老书记、蔺京林等同志都期待着看到刊发文章的报纸。很快，2月23日就到了。这天一大早，我就打开电脑找《学习时报》电子版。我对电脑不是很精通，直到24日才找到。可是，心里还不踏实，总想看到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