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洛克菲勒家族：一个美国王朝》（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一书出版了，并且很快就成为一部畅销书。
该书的作者是彼得·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两人从前是极端主义杂志《堡垒》（Ramparts）的编辑。这本书从左派理论和反正统文化的角度诋毁了我的家族。（当代政治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是：科利尔和霍罗威茨作为左派作家，通过撰写有关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和福特家族的着述来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并因此赚取了个人名声和大笔钱财。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党内右派的“宠儿”。霍罗威茨是洛杉矶流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该机构的大量资金来自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和其他保守派活动家。）
该书在进行了漫不经心的调查之后，根据令人怀疑的信息来源，将事实和杜撰（后者居多）糅合在一起，将我们描绘成资本主义贪婪成性的化身、当代美国和全球社会弊端的根源。虽然该书几乎完全没有触及连早期左派或右派记者们也不曾攻击过的我们家族的前三代人，但是，书中关于“我们的子女们”—我的孩子们、侄女和侄子等—的章节相当煽情，这让我很是头疼。
两个作者以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面目出现，与我的几个“侄子侄女们”会面。他们鼓励孩子们自由地诉说他们不再迷恋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各个机构、疏远自己的父母的想法，有时还答应为他们保密。他们的采访构成了该书的核心，集中描述我们家族里年青一代人的个人生活和斗争，包括我自己的6个孩子。科利尔和霍罗威茨描绘的画面表现的是一群郁郁寡欢、矛盾重重的人，其中有许多还为极端主义社会事业和思潮所吸引，急于摆脱冷酷无情的“反革命”家长。该书出版以后，我的孩子们告诉我和佩吉，两个作者误导了他们，声称他们在撰写一部有关慈善事业的书，且未得到他们的许可，他们所说的话就不会写入书中。他们说，他们说的话被故意篡改，以便符合作者们自己的思维框架，而不是他们自己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尽管如此，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并非全是谎言，这使得我和佩吉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异常痛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书在1976年问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已经从大学毕业，而那些在学生期间曾经积极参与极端主义政治活动的人，也都早已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尽管与越南战争和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再那么迫在眉睫，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以及我和佩吉—都不得不面对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根本分歧和严重的紧张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我们开始比较平静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尽管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分歧，但我们至少还抱有一些共同的愿望：创建一个没有种族仇恨和偏见的更加公平的世界，消除贫困，改善教育，研究出人类不通过毁坏环境而得以生存的方法。
这种认识花了很长时间才被理解，可是，一旦达成了这种理解，我们所有人之间产生一种不同的、相互更加尊重的关系的可能性就加强了。然而，在那之前，我们这两代人的关系经历了10年的对抗，而不是礼让。
为人父母的艰难
我和佩吉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们的两个孩子—阿比和佩吉—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思潮和事业所深深吸引，而另外4个孩子对那些年风云多变的政治却很少参与。我们是根据同样的道德准则抚养所有孩子的，依据的主要是我和佩吉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所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信条。我一直感到十分诧异，每个孩子对家庭教育、对20世纪60年代的事件竟然作出了如此不同的反应。
我毫不怀疑，在他们早年性格成型的那些年里，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这一点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关键性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服兵役之前或期间出生的戴夫、阿比和内瓦，在他们来到世上头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在他们身边。佩吉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尽她的能力给予他们爱和指导，而他们也继承了她对大自然和音乐的热情，以及她拥抱大千世界的激情。佩吉、理查德和艾琳都是在战争之后出生的，但即便在我还是大通的一名初级官员的时候，出差也是家常便饭。因此，对于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还是无法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注。
佩吉觉得为人母亲的负担实在难以承受。虽然她是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大多数时候具有与孩子们沟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20年里，她还是阶段性地感到极度抑郁。当她处于这种恶劣心情的时候，孩子们学会了要躲她远一些。虽然佩吉坚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的工作，并最终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大部分问题，但她的抑郁—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频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们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我和佩吉一心要成为负责任的父母，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在纽约市有名的日校读书—女孩们去蔡平和布里尔利，男孩们去巴克利，他们从中获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尽管他们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熏陶。
我们的大多数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孙松屋度过的。孩子们在那里骑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天冷的时候可以在“娱乐房”里游乐，而且常常邀请他们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我们还带他们周游美国各地，并带他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对待我那样。我们的家里总是满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这样孩子们很小就开始接触到各种类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萨尔斯、秘鲁总理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哈佛校长内森·普西，以及乔治·马歇尔将军。孩子们对客人的来访越来越适应，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富有教育意义、充满乐趣的经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许多关系培养了他们在语言、艺术、自然界等方面的诸多兴趣，并引导他们满腔热情地去追求。
1952年，父亲设立了一系列不可撤销的信托基金，为我的孩子们提供了未来经济保障。在设立这种基金的时候，父亲遵循的是他在1934年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设立信托基金的模式—该基金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收入来源。在设立1952年信托基金之前，父亲问过我希望如何安排基金的结构。
我和佩吉决定，我们的每个孩子应当获取一般性年度收入—从21岁开始5 000美元—然后逐年增加，直至他们30岁。到那个时候，他们每人应当获取自己的信托基金所赚取的所有收益。我们还规定，在得到受托人同意的基础上，到了21岁以后，每人都可以提取高达50%的信托本金。我们感觉，这些收入和父亲的慷慨将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过上独立的成人生活，并保证他们自己分配他们的资源。
紧张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孩子们开始离开家前往寄宿学校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结果，一种可以理解的自己作出决定、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树立他们自己形象的欲望。但是，其中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洛克菲勒这个名字及其传统、关联性和责任—这些似乎都是他们作为家族的一员所代表的东西—感到不安。我们的两个女儿选用了佩吉娘家的一些姓氏。然而，她们如今已经认同自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部分，甚至认识到这个名字还有一些优势！
小戴维
我们最大的孩子戴维第一个离开家，准备在新罕布什尔的菲利普艾斯特学院上大学。戴夫（戴维的昵称）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也从来没有跟我们特别亲近或开诚布公过。他在艾斯特和哈佛的学习经历似乎加深了我们之间这种沟通隔阂。他的反叛形式是一种游离漂浮，而不是直接对抗。
我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根本没有多少为人父的才能，因为我想跟我的孩子们建立联系的努力总以失败告终。比如，1965年，我把自己在儿童广场—华盛顿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股票给了戴夫。该股票似乎很可能在大楼完工、债务还清之后大幅度升值。我觉得这个礼物是将一大笔财务资源传给我长子的一个好办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该项目本身的细节会让他感兴趣，并成为能够将我们两人自然地拉到一起的途径。虽然我的礼物在经济上让戴夫受益不少，但他对这个项目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甚至没有兴趣与我进行讨论。当我提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不相信将我们两人拉到一起竟然是这个礼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如今意识到，鉴于戴夫当时对我的态度，我的想法或多或少是不现实的，但我的意愿却是真诚的、充满希望的。
1965年，戴夫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然后才回到美国，并于1968年结婚。他决定留在波士顿地区，追寻自己对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回纽约从事商务或法律事业。他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工作了几年，在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公共电台的董事会中分别任职，并主持了一个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部分资助的重要艺术教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