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学校不是那种典型的富家子女上学的私人学校，不像男孩上的勃朗宁或圣伯纳德，也不像女孩上的蔡平或布里尔利。那里的学费相当低，具有竞争性，来自任何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可以上。林肯学校对男女生都开放，其生源构成在市里很有代表性。在我的班里，只有几个孩子来自富裕商人或银行家的家庭，大多数同学来自中产阶级的学术界和艺术界家庭。其中之一是特西姆·佐拉奇，是着名雕塑家威廉·佐拉奇（William Zorach）的儿子。有几个孩子来自新近移民到美国的家庭，有一个还是白俄罗斯移民。我的同学都很聪明，而且—跟我一样—对活动的兴趣大于对体育的兴趣。
当时，林肯学校与纽约所有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其实验教材和教学方法。父亲热烈支持约翰·杜威的教育方法和学校改革，并给予了慷慨的支持。父亲和林肯学校的其他创始人们相信，现代学校必须不仅仅是灌输公式数据和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场所；学校必须成为学生学习如何自己动脑筋解决问题的地方。经营林肯学校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早年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支持来自大众教育委员会，是实践杜威教育思想的实验学校。
林肯学校强调孩子们有学习和在自己的教育方面扮演积极角色的自由。在大多数课程中，我们没有教科书上具体的阅读作业，而是被要求去图书馆搜寻资料。从根本上说，老师教我们的是如何学习，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灌输给我们的知识。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拿我来说，我在阅读和拼写方面很弱，而我的老师们根据“进步型”教育理论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认为我只是读得比较慢，会自己成长起来的。结果，我的阅读能力以及我的拼写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只是略有提高。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巴布斯和约翰—在朗读方面都多少有些困难。
在另一方面，我在林肯学校遇到了几个非常好的老师。我终身对历史的兴趣要归功于我的六年级老师埃尔米纳·勒克—是他把过去描绘得栩栩如生。虽然在某些方面，林肯学校造成了我后来的措手不及，我还是在17岁那年进入了哈佛大学，并在那里以良好的成绩完成了学校课程。
波坎蒂克
冬天的时候，全家到威斯特彻斯特县波坎蒂克山上的宅子里过周末，就在如今横跨哈得孙河的塔潘齐桥的北面。我们开着一辆新普利斯车上的山。车顶很高，一个中等身高的人完全可以站在车里。车上有折叠侧座，连司机在内，可以非常轻松地容纳7个人。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条路似乎永远走不完—当时没有现代公路，从曼哈顿出发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座位上的长毛绒味道总是让我感到有点晕车。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祖父就在其兄弟威廉在哈得孙河边地产附近的波坎蒂克购买房地产。威斯特彻斯特县的西南部地区当时还是荒郊野外，有大片大片的树林、湖泊、田野和小溪—到处都是野生动植物。最后，我们家买下了波坎蒂克山四周以及波坎蒂克山小村庄大部分地块，共计约
3 400英亩的土地。那里的大部分村民都为我们家族工作，住在祖父所有的房屋里。
我的祖父母住的木屋在1901年被大火烧毁。他们没有就地重建，而是搬进了山下的一些小房子里—名叫“肯特屋”（Kent House），他们在里面感觉心满意足。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他们最后在山顶原来木屋的旁边建起了一栋更大、更结实的房子。祖父从1912年起住进了“基魁特”，直到他于1937年去世。在这之后，母亲和父亲搬了进去。
我父母在“公园”里的第一个家—“阿比顿山庄”—是“基魁特”往山下走的一个木结构房屋，很大、很凌乱。“阿比顿山庄”的内部装修格调欢快，到处都是橡木面板和地面，给人以温暖、舒适的感觉。宽宽的金色橡木楼梯从门厅引向二楼，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子几乎占据了整个前厅。我记得自己正是在那张桌子上，在1929年股市崩溃的那天看到了《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Tribune）的头版。很多房屋里都有壁炉，包括几间卧室。客厅的壁炉在天气寒冷时总是烧着，为客厅营造了一种温暖的氛围。带有玻璃门的书架占了整整一面墙，存放着着名作家的成套图书—包括狄更斯和斯蒂文森—以及纪念维多利亚时期美国的《乡村生活》（Country Life）和《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杂志的合订本。房子里唯一突出的绘画是乔治·英尼斯的一幅大型风景画。
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的墙上挂满了大型动物的头颅。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父亲当然从来没有参加过非洲的徒步旅游。罗斯福时代过去后没多久，动物镶嵌画等纪念品就成了时尚。还有一个填充式大企鹅站在前廊，那是伯德少将送给父亲的，感谢父亲为他的极地探险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在那些日子里，伯德少将经常来我们家。他第一次去南极考察的时候，从小亚美利加给我发了一份电报，说他用我的名字给一个中转营地命了名。这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事。伯德在罗斯海附近发现了山脉，并将其中之一命名为洛克菲勒山脉—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另一位着名的客人是查尔斯·林德伯格—1927年，他在独自一人飞越大西洋后不久，就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
纽约中央铁路的一条支线—帕特南支线—正好穿过祖父拥有的一块地，就在大门的外面有一个小车站。我记得夜里躺在床上就能听到蒸汽火车的鸣笛和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在我卧室窗户的外面有一棵大枫树，秋天的时候一片艳红。树叶飘落的时候，我能看到斜坡的草坪上，一群羊在高尔夫球场旁吃草—有个苏格兰牧羊人正在附近放牧，不让草长得太高—抬头眺望，是山上的“基魁特”。
我迷上了研究自然，尤其是收集甲虫，那是有一年夏天我和小亨利·福特在缅因州上了一堂自然历史课的结果。在暖融融的春夜，我常常在卧室外门廊的灰泥墙上挂起一张床单，并在前面放一盏灯。甲虫以及其他昆虫就会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用不了多久，床单上就会爬满昆虫。我可以在一个晚上就轻而易举地收集到30多种甲虫。令人悲哀的是，如今已经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辉煌战果了，显然是由于人们过多地应用了杀虫剂。作为一个孩子，美洲大螽斯、知了和其他昆虫的大合唱常常令我夜不成眠。如今，在夏末季节，我们有时还能听到一些大螽斯的鸣叫声，但是非常少见。令人悲伤的是，雷切尔·卡森在其《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中准确地描述了杀虫剂会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
有两个电工住在山庄里，名字起得非常贴切—贝尔先生和巴茨维尔先生（两人的英文名字原意分别是“铃”和“铃声”）。巴茨维尔先生的女儿路易丝与我同岁，而这一点在我5岁的时候曾经让我确信，我们两人命中注定会结婚。下雪的天气里，“基魁特”四周无边无际的斜坡草地最适合滑雪橇，我和路易丝经常一起冲下山坡。除了路易丝和庄园雇工的其他几个孩子以外，我没有多少伙伴。有时，我会带朋友们出去度周末，但更多的时候，我是独自一人。
但是，山庄是孩子的天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在“阿比顿山庄”的山坡上面建造了一个大型“娱乐房”，里面有体操房、室内泳池、保龄球道、壁球馆，以及我为祖父准备鸡宴的厨房。10年以后，父亲又添加了一个室内网球场，上面是巨大的玻璃穹顶，有一个为看球的人准备的休息场所，还有一些冬天保温的壁炉。好玩的地方数不胜数，但是，我记得自己通常不得不独自玩耍，或者跟周末时过来的家庭老师一起玩。
锡尔港的夏天
夏天，我们总是去缅因州芒特迪瑟特岛东南海滩锡尔港的艾里，离巴港不远。我们常常在波坎蒂克庆祝祖父7月8日的生日，然后于第二天北上。举家迁移是一项复杂的后勤工作，要求准备好几个星期。大小箱子都要从储藏室里拖出来，装上我们可能会在将近3个月的避暑期间需要的所有物品。在我们出发的那天，工人们把箱子装上卡车，同时搬上冰箱，里面是消过毒的牛奶，以便孩子们在火车上喝。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宾夕法尼亚车站，然后装上火车。“阿比顿山庄”到处都是喜人的繁忙景象和让人迫不及待的感觉，而我们则匆忙地收拾着我们不得不带上的所有东西：书、游戏和健身器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