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钱万万相通
很多人都知道，宋朝经济极其发达，曾经有这样一组数据，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来看，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并且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北宋税峰值达到16亿贯，现在约值152亿美元。当时的税率约为1/15，且农民没有户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进城。商业尤为发达，司马光曾说：“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能够在外族虎视眈眈的局面中建立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宋朝的经济制度尤为重要。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按道理来说，军人出身的他应该更懂得如何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宋朝也会和唐朝、明朝一样，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但是赵匡胤并没有这样做，或许是他经历过诸侯割据时期的混乱，明白动荡的环境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所以他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大力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并不是空喊两句口号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大量的政策才能够扶持。和历朝历代相比，宋朝在经济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农业、商业，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在农业方面，宋朝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免去农民的苛捐杂税，注重农业科技的改革和创新，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促进农业的发展。
在商业方面，宋朝和其他朝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都非常低，被很多人踩在脚下，长时期对商业的抑制导致很多人都不愿意经商，而宋朝不仅解放了这种封建思想，还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庙堂，这对商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鼓励。除此之外，宋朝还在商人们经商的时候给予了很多的优惠。就是这样的优惠政策，让宋朝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个国家除了自己的农业和商业之外，如果能够再拥有海上贸易，你说说看，它能不强大吗？宋朝就是如此，朝廷不仅让商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商业贸易，还积极地为商人们寻找商机，和其他国家联络，开展贸易。这样一来，商人们挣钱了，国家自然也就挣钱了。
可以说，宋朝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做足了功课，也为商人、农民打开了致富之路，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那是万万不能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宋朝所经历的300多年的时间之内，没有太多的农民起义，也没有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这样平稳的外在环境，也是百姓们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个国家，如果有了强大的经济作为支柱，那么它在和外国打交道的时候，自然会强势些，但是宋朝却是个例外。可以说，强大的经济的确给宋朝带来了许多好处，这不仅仅体现在百姓们安居乐业这个方面，还有在对外上的一种优势。
我们都知道，宋朝一直处于被外族虎视眈眈的危险环境之中，如何才能从这种局面解脱出来呢？方法有二：一个是跟他们打，谁的拳头硬，谁占上风；第二个就是和谈，用其他有诱惑力的东西稳住局势。宋朝嘛，打架，它不行，但是钱，它有，大大的有。所以说，强大的经济后盾给宋朝带来的好处，最显著的就是在外交之上。
重农不抑商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不管是隋唐还是明清，商人的地位甚至连普通的百姓都不如。但凡是个封建社会，大都是“重农轻商”，要不然怎么会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呢？商人地位低下，这也是有原因的。在古代，农业主要还是依靠手工播种，自然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农民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无可厚非。对待农民，封建王朝大都是通过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从中获得大量且稳定的收入，作为国家资产。可是对于商贩来说，国家并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收税标准和方式，毕竟商贩的流动性非常大，所以各个王朝“重农轻商”就变得非常普遍了。
但是，宋朝却是个例外。我们都知道，宋朝的经济非常发达，每年都要给辽国，后来的金国、蒙古岁币，也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动辄就是几十万、几百万，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唐朝和清朝。唐朝末年，同样要给回纥数十万的岁币，双方也开展了所谓的“贸易”，可是这个贸易实际上就是变相勒索。根据史料记载，回纥和唐朝的交易按照一匹劣等马换50匹绢，这中间足足有50倍的差价。为了不再让回纥来犯，唐朝只好被迫高价买下这些没用的劣等马，结果唐朝搬空了府库。清朝末年更为夸张，直接是给外国几十亿白银、割地赔款，直接将大清王朝拖垮。
反观宋朝，经过长达百年给外族岁币，宋朝却没有因此而耗尽国库，这让我们不得不说到宋朝的经济制度问题。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重农不抑商”的朝代，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多元发展，钱就跟长了翅膀一样，纷纷飞进宋朝的口袋之中。其实宋朝的版图很小，南宋更小，可是却牢牢占据了江南水乡，而被掠夺走的土地都是在北方。南方气候宜人，更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也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由于耕地数量有限，就必须做到寸土寸金，把每一块土地都合理利用，这才是上上之选，所以很多新形式的农田就应运而生。
比如梯田。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说：“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南方有很多山区，这些山区原本都不适合作为耕地，但是经过梯田改造，这里变成了水稻的成长地。
比如淤田。这种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形式的田地由来已久，据《史记》中记载：“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同样记载了这种田地，并且记载了在熙宁变法（即王安石变法）中推行淤田法的概况。
比如架田。在沼泽中用木桩作架，挑选菰根等水草与泥土掺和，摊铺在架上，种植稻谷，叫架田，亦称葑田。这样种植的作物漂浮在水面，随水高下，不致淹没。宋朝时，江南、淮东和两广就有这种架田。《中国通史》中记载：
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从土中冲出，浮于水面，厚数尺，可延长几十丈，在上面施种，即可生长，称为“葑田”。后来，农民进一步作木排，在上面铺泥，种植庄稼，称为“架田”。
通过这些对耕地的改造，宋朝的耕地面积急剧增加，在公元996年丈量土地的时候，宋朝的耕地面积为31252万余顷，在20多年之后，耕地面积翻了一倍。最简单的道理，耕地面积一多，收成就多，钱就越多。要说人的能耐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宋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除了在耕地面积上宋朝人绞尽脑汁之外，农业技术也跟着大幅度的提高，比如合理利用肥料。宋朝的陈旉在自己的著作《农书》中记载了各种各样的肥料制作方法，据统计，宋朝的肥料就已经出现了人粪尿、畜禽粪、饼肥、火粪、焦土肥、混肥、沤肥、石灰等近十种。
他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任何种类的土壤都可改良，而且各有其适当的方法，只要措施正确都能成功；对待不同性质的土壤要施适合它的肥料并加以观察，就像治病一样，对症下药。只要采取施肥等措施，就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常新。经过肥料的配合，宋朝时期不仅农业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就连土地也变得肥沃起来。
除了重视农业，宋朝还非常重视农作物。宋朝的版图比较小，广大的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发展农业，于是就有了农作物的出现。
最普遍的农作物当属养蚕。养蚕的历史非常悠久，夏代以前中国就出现了养蚕业，宋朝则是将养蚕这项技术更加完善。在宋朝还有一项不能不提的手工业，它和养蚕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纺织业。
中国古代王朝中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并不奇怪，因为每一代统治者都这样做，但是重视商业的发展，这只能够在宋朝看到。
曾经有些人戏言说，宋朝不敢不重视商业，这主要是宋朝军事力量薄弱造成的，每年要给外族几十万的岁币，要是再封锁了商业发展，估计宋朝撑不了100年就得完蛋。对于这样的言论，笔者持保留意见，但是我仍然要承认，宋朝发展商业，其中肯定有这样的因素存在。
在宋朝，从皇帝到平民，对商人都很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仅是社会地位上的肯定，同样还会给予商人政策上的优惠以及立法保护商人的财产。既然政策上都能够给予优惠，百姓们心中自然会接受商人这个社会角色。光是这样还不够，在封建社会之中，商人没有权利进入庙堂，秦朝的吕不韦就算是进入了庙堂，但最终也没有得到同僚的认可，这也是古代商人的悲哀之处。可是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当一个人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之后，就会顾及到自己的尊严。商人之间肯定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所以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就显得格外重要。古代以“仕途经济学问”为最高追求，就算是商人，也不例外。
政府政策的这一改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统治力量，而且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禁令一旦放宽，商人参加科举入仕的就越来越多，“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士者也”。如缙云富商潘氏，其子“擢进士第，至郡守”。政府允许商人通过正当途径进入仕途，使许多商人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样他们既拥有财富，又有政治势力，必然促进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海上商队，通行世界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海运非常发达，尤其是以唐朝、宋朝和明朝最为出名。我们这本书中主要说的是宋朝，那自然就要以宋朝为主。和唐、明两朝的海运不同的是，宋朝的海运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那就是官方支持。朝廷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做“市舶司”的机构，用来核对每年海外贸易的收入。根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每年海贸的税利约为50万贯，南宋时约为200万贯，约为财政年总收入的15%。由于这笔收入直接归中央调用，其重要性就大于一般项目的收入。
宋朝的海运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有政府支持的原因，这属于外部条件，而内部条件大概就是指南针这个发明和造船业的发达，这才是海上贸易发达的硬件设施。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朝在海运硬件设施这个部分的成绩。
想要拥有海上贸易，首要条件就是要拥有贸易港口，贸易港口的大小决定了船只的承载量、贸易交易量等多种数据。贸易港口并不是说只要是临海、有钱就能够建成的，水容量能够承载多重的船只，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万一来了艘大船，准备做一笔大生意，眼看着船就要靠岸了，突然之间，船沉了，这不是悲剧吗？水容量非常大，承载当时最大的船只都没有问题，那还有陆地的问题呢，如果陆地无法容纳船只上面所有的货物和人力，那也是枉然。
当时贸易港口大概可以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自成体系的区域，这些区域内部有着非常完整、自成一派的海运体系，域中港口大小并存，主次分明，相互补充，形成多层次结构。宋朝的港口不仅结构非常先进，就连管理制度也是一绝，细致入微。朝廷根据各港贸易地位和规模设置市舶司、市舶务、市舶场不同层次的机构进行管理。
比如说南宋的两浙路、明州有市舶司，温州、杭州、秀州青龙镇、江阴军等则设市舶务，在澉浦设市舶场。也有的港口不设置贸易机构，如闽、广除泉州、广州设市舶司外，其他各港都不设市舶机构。由于政府制定了市舶条法，所以在进口商品的管理、征税、博买、商人的管理，以及仓储、码头的管理等方面都比前代更为具体。而这种不同的管理机构的设置恰恰是由各地交通、物产、市场等条件的差异形成的自然格局，各自的条件也就形成对进口商品的消化和出口商品的供给能力的不同。
有了港口，海上贸易还需要其中一个传播介质，这就是船只。宋朝的海上贸易和造船业相辅相成，造船业的发达促进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海上贸易的繁荣同样也激励着造船业研究出更大更好的船。
宋朝的船只究竟有多牛？根据宋代文献《梦粱录》记载，宋朝的海上贸易船只分为两种。一种是民间商用，也就是普通商人用的船，大约能够承担200300吨的重量。如果是进行骆驼交易的话，一艘普普通通的商船就能够承载几百匹骆驼，这可比陆地上进行的交易数量要大得多。你想啊，宋朝也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铁动车，单纯地依靠人赶骆驼，哪能赶多少匹？后来以陆地进行商业贸易的元朝，贸易量却远远落后于宋朝，这就是关键原因。
除了这种比较普通的民间商用船只，还有一种就是由朝廷投资建设的超级豪华船只。这种船只主要用于官方的商业贸易，一般都是由官员或者是贵族把持。宋朝最大的一艘船是用来招待外来使节的，取名为“神舟”，载重量达到了600吨，可想而知宋朝的造船业是多么的发达。
既然说是贸易往来，就必须有买卖双方。在一片汪洋大海之外，普通的商户又如何能够联络到远在别国的买家或者是卖家，这就要说到朝廷在这中间的作为了。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宋朝对于民间进行的这种海上贸易持支持态度，而这种支持不仅仅在于开放港口，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联络外商。对于普通的商户，如何联络外商是个非常大的难题，可是对于朝廷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行为。他们不仅在使节来访的时候，和他们谈论商业贸易的诸多事宜，还曾经主动到国外去招揽外商。
比如在公元987年，宋太宗直接派了8个内侍“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1115年，福建市舶司就曾专门派人去占城、罗斛两国，劝说当地政府和商人来华贸易，虽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但也是受到了最高领导的指示；1028年，宋仁宗更是下诏书说道：“令本司与转运司招诱而安之。”圣旨的意思都说得如此直白，相信在当时有很多外商都很乐意到这个环境极为宽松的国度淘金。
大食商人蒲希密来到广州向中国政府报告说，他之所以来，是因为接到蕃长来信招诱。对于勾招有功的蕃商，宋王朝还授予他们官职，如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罗因这方面的贡献被宋朝廷封为“怀化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