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营养不良的、颇具土豆和泥鳅的气质的婴儿被技术粗劣地拖出产道，旋即又被抱回到市立第五医院的一间拥挤了七名产妇和她们的婆婆、姨婆婆、姑婆婆、奶奶婆婆及后者们为了防盗而永远随身携带的装有鸡蛋与红糖的小篮子的病房里时，乔雅还没有从麻醉状态中完全清醒过来。她耳边听到一声小猫般的哼吟，穿透了煮着医疗器械的高压锅的尖利沸叫声，那正是她的儿子因为不愿来到人间而发出的懊恼啼哭。再也没有比这声音更令她难过的了。她闭着眼睛，拒绝看婴儿。她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漂浮着，却从未有过地清醒。人生就像一首悲伤的歌，如今又增加了新的痛苦乐句。她很冷。她抱紧了胳膊，抱紧又抱紧，在乙醚的气味中抱紧了宇宙之外另外一个孤独的乔雅。可是，她的抵抗是不可能持久的。两个小时后，她已经不得不做出喜爱婴儿的样子。我猜想，当众做一件纯粹生理性的事情也曾令她难堪：喂奶。
我与陈垚第二次见面是在八个月后。那时我住在姥姥家，很害怕一个人。我能闻到她的味道。一个老年人闻起来是老的，一个中年人闻起来是中年的，一个小孩闻起来像柿饼，一个少年闻起来像雨前的月光。这人的气味与众不同，闻起来就像去年腌制的雪菜叶子。我们六个人睡一间屋子，她却独霸一间小屋子。她个子很小，可是极受尊敬，所到之处，光线都为之一暗。
这个携带阴影的人就是太姥姥，娘家姓启，户口簿上叫乔启氏，其实有自己的名字叫启淑君。
谁都无法让乔启氏相信，我姥爷，也就是她的儿子乔允升，已经五十七岁了，而不是只有五岁。她的记忆滞留在了张学良在抚远门外检阅军队，而她作为妇女遗属代表接受了少帅献上的一束白菊花的那一年。她也忘记了战死在山海关的丈夫。她太老了，思绪混沌，耳聋，瞽目如绿松石，小脚，走路摇摇晃晃，却永远有惊无险。有时她会被什么东西绊一下，踉跄连连，却从不跌倒。“维奇波克顺！”她吃惊地说。这是满语，意思是“门槛”。其实姥姥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门槛。她很矮小，躺在床上就像一束挂面。有一天，我坐在饭桌边，桌子是空的，姥姥端来两只碗，每碗一只荷包蛋，太姥姥准确无误地把她的蛋夹给了我，不容置疑地说：“给允升吃。”
姥姥说，这不是允升，是夏冲。“不是允升呐？”太姥姥吝啬地把荷包蛋夹了回去，可是十秒钟后又夹了过来，说：“给允升吃！”我就是这么判断出她的记忆只能维持很小的一会儿的。姥姥小声对我说，别说话，偷偷吃。我却站起来，趴在太姥姥耳边喊：“我是我——我是夏冲——”
我还是吃到了荷包蛋，虽然大胆地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富有冒险精神。这是一九七六年夏末，这位夏冲四岁了，心高气傲起来。他仍然是小个子，但能自己穿衣服、用筷子了，还跟乔雅学会了如何矫揉造作地唱《北京的金山上》，嘴巴张成“O”形，两手抱在胸前，宛如女高音。他很怕生人，但有了虚荣心，狂妄自大，爱显示自己比别的孩子强。他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风度翩翩。被乔雅逼迫得痛哭了几场之后，还学会了写几个字。他的脾性与母亲一脉相承，自尊心强，受不得无礼对待，谁对他粗声大气，他保准离谁远远的，好几天不肯原谅。乔雅心气高，瞧不起别的粗野小孩，他也拿腔拿调，跟着瞧不起。他日益认为自己不同凡响。
乔雅还教会了他背《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小侄名阿宜，未得三尺长。
头圆筋骨紧，两眼明且光。
去年学官人，竹马绕四廊。
指挥群儿辈，意气何坚刚。
今年始读书，下口三五行。
而不许他背另外一种诗：
小皮鞋，嘎嘎响。
资产阶级坏思想。
这是因为乔雅本人就有一双小皮鞋。“这是什么意思？”他问乔雅，尽量准确地使用“什么”这个词。如果不是乔雅禁止他说方言的话，他本该问：“这是啥意思？”乔雅说，这是一个古代诗人写给一个古代小孩的诗，那个小孩名叫阿宜。夏冲没有吭声，可是心里万分困惑，写给阿宜的诗，他为什么要背呢？乔雅知道他的每个想法，因此说：“对妈妈来说，你就是阿宜啊。”这个说法给他一个奇妙的印象。他就是阿姨！他开心起来。毫无疑问，他喜欢当阿姨。
这天下午，他正舔着一碗糖水，小姨乔芳在自行车前梁上带走了他。永不跌倒的太姥姥死了。
夏冲感到，发生了某种令人紧张惶恐但与他并无关系的事情。他被乔芳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平房小院子里。院子里全是人，他看到了每一个舅舅舅妈姨父姨妈，但更多的是陌生人。他被小姨拉着穿过人群，通过触觉，感到小姨的手十分紧张。她也只有十二岁。他问她，为什么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戴着一块黑布。她说，太姥姥死了。他当然知道太姥姥死了，所以这并不能算回答。但他不准备追问下去。猛然间，小姨警告他，别往那边看！于是他立刻往那边看去。他看到了姥爷，穿着灰色毛式制服，胳膊上缠着黑纱，正踩着什么东西，高踞人群之上，用一种古怪的声音哭嚎着。姥爷正在钉钉子，把他的妈妈装进一个木头匣子里去。每个女人都适时地痛哭起来，而男人们呵斥她们，说太姥姥年事已高，这是喜丧，乱哭什么？女人们坚持着她们的悲伤，而男人们则坚持呵责。他们在这场戏剧中各司其职。最后，一个年纪最长的白胡子老头儿唱起了哭丧调，众声喧嚷就都停歇了。乔姥爷长叹一声，叮叮当当地敲起了锤子，给他的瞎眼的妈妈指路。他往左钉，“右边躲哎，额娘！”他往右钉，“左边躲哎，额娘！”
一朵乔启氏形状的小乌云，在天空一角浮现，与夏冲挥别。他刚想回应，却发现自己手里始终攥着一只小核桃，就把它收进蓝罩衫的口袋，妥帖地扣好了乔雅特意缝上去的口袋的扣子，才彬彬有礼地挥起手来。
院子里一片混乱。夏冲被乔芳交给了另一个人，然后又被交给下一个人，在不同的人手里转来转去，最后到了陈垚的妈妈手里，陈垚正站在她身后奋力啃着一根江米条。他穿着一条花裙子，这是因为他妈妈喜欢女孩，却没有生出女孩。陈垚妈妈说，她要去搬花圈了，命令陈垚和夏冲手拉着手。我们俩就拉起手来。陈垚继续啃那根江米条，我问：“好吃不？”他白了我一眼。我等了一会儿，又问：“你吃的是啥啊？”陈垚犹豫了一下，相当奋力地掰断了江米条，递给我一半。我陡然面临难题。我既担心伸手迟了，他反悔，又怕贸然伸手，他立刻缩回手去，于是蓄势之后神速出手，一把抢过来，塞进嘴里。果然坚硬如铁。我知道这种东西，是给长辈的过年礼物，被送给一户人家，又被转送给另一户人家，等等。我还吃过一块差不多硬的鸡蛋糕呢。想想看，砖头一样的鸡蛋糕！我捧着这半根文物般的江米条，咬啊咬啊，牙咬疼了，腮帮子也酸了，可是连点儿粉末都没有尝到，只是吃了陈垚的口水。这时他妈妈——我叫她阿姨，可我知道她叫罗燕——命令我们俩站在原地不许动，陈垚说，他就要动。他妈妈又说不许动，他说，他也要去搬花圈。他妈妈就杵了他一拳，他摇晃一下，冲她翻了个白眼。
这时我问，什么叫死？罗燕阿姨说，就是不活着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又问，那还回来吗？“傻子才想回来呢。”她用南方人的口音说，选出一个最小的花圈，“你们俩抬这个，跟着。”
其后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什么，记忆是模糊的。记忆再次清晰起来时我看见一片瓦蓝的秋日天空笼罩在城市上空，街道上有两个小黑点，黑点之间有个白色圆环，正是两个小孩抬着一只花圈走在斑马线上。那两个孩子正是我和陈垚。这也说明他们已经走出了巷子，因为夏冲喜欢的斑马线只有少数马路才有。秋日的天光刚刚转暗，所以那大约是四点半钟。他俩跟随着人流，拐了一个弯之后，就站住脚看一个老头儿吹糖人。陈垚口水涟涟，扭头想找他妈妈要钱，可是送葬队伍早已不见了踪影。他们猜测着队伍的方向，往前走了几分钟，又折回去走了片刻。两个孩子发现，队伍好似水珠一样蒸发掉了。比这更奇怪的是，街上的气氛陡然一变。
夏冲还从来没在街上见过这么多人呢。人们站在街上，一动不动。好似在玩游戏，有个什么人陡然喊了一声“定”，每个人都木然地站定了。连狗都趴在树下一动不动。一切都跟刚才不一样了。
两个孩子抬着花圈走来走去，没有任何一个大人问他们在做什么。很多人在哭，有人蹲在地上，还有一些人抱在了一起。一队人哭喊着走了过去，像蓝色的蚂蚁，又一队人哭喊着走了过来，像绿色的蚂蚁。路灯亮起来，照亮了一条条通衢大道。街头巷尾，人们正在挂起条条白纱。医院里有人在哭，粮站的大门上悬起了挽联。街边的高音喇叭更响了，听起来不同往日。平时的喇叭总是传出严厉的声音，好像不停地发泄着怒火。今天的声音则又难过，又凄凉。
只有公共汽车还在照常行驶，白顶蓝身，圆滚滚的，滑过了轻工街。夏冲从没在这么晚的时间还待在室外，觉得十分新鲜。城市是寥廓和古意苍苍的。树木很多，房子都在萧疏的树枝后面。
他们走过了几条兵荒马乱的街道，又转回到了吹糖人的老头儿旁边。这个老头儿可不是单个儿的，他是食品公司领工资和粮票的正式职员。可是现在，他没有忠于职守，停止了吹糖人。在他的安放在白色木头箱子上的小作坊里，吊着一串儿糖的孙悟空、猪八戒、鸭子、猪和小汽车，随风摇摆着，冷了，软了，褪去了颜色。吹糖人的老头儿肃然而立，默默地望着西南方的天空。
陈垚抛下了花圈，趋前问那个老头儿：“同志，你太姥姥也死了？”老头儿痛感孺子无知，一跺脚，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了！”他用沾满红色糖浆的手抹着黏稠的眼泪。
“我操！”四岁的陈垚转过头来，瞪着四岁的夏冲。他们没能透彻地理解这句话，但是一个惊骇的意识同时照亮了他们的头脑。这个意识就是对于这样一个事实的感觉：事态严重。这个意识久久不曾熄灭，像车间里彻夜长明的电灯泡。钨丝雪亮。对于什么是毛主席，他们莫衷一是。陈垚说，毛主席是毛主席。夏冲当然知道毛主席是毛主席，所以这算不上回答。问题是，毛主席是什么？这下子陈垚回答不上来了。片刻之后，陈垚歪了歪他的嘴，率先痛哭起来。
玫瑰灰色的天上，云朵低低地覆压着。夏冲见陈垚哭得涕泗横流，认为他很蠢，拼命克制着不学他，还是没忍住，也跟着哀哀抽泣起来。陡然间，他又破涕为笑：“飞机，飞机！”陈垚也雀跃起来。果然，一架孤零零的战斗机在最后的余晖下掠过中天，拖着一条悲凉的凝结尾迹。
这对悲哀的、迷路的同志，穿过悲哀的、迷路的人群，继续寻找悲哀的、迷路的葬礼的队伍。可是到处都是葬礼的队伍。他们被这难以理解的一天击溃了。他们疲惫不堪，垂头丧气。花圈依旧拖在身后，刺耳地哗啦啦响着，在凸凹不平的柏油路面上蹦跳着。这是阴历的月中，一轮红色的圆月升上中天，照耀着圆石城。千家万户皆哀声。眨眼之间，全城缟素。“怎么了？”陈垚问了一个又一个人。回答始终是一样的。那答案让他们惊骇、震撼，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人们的口气。听起来这就像是在说“天塌了”。那么，怎么办？夏冲在吹过汗毛的凉风中感觉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每个人的表情上，每一棵树的枝丫间，每一条砖缝里。没有答案。在圆石城，工厂全部停了工。人们在彻夜召开会议。街头的喇叭一遍又一遍播放着《中央治丧委员会公告》。蒸汽机车鸣响了汽笛。哀乐四起。一个年轻男人悲痛地晕倒了。有人紧张地拉起了窗帘。在劳动公园的栅栏边的那个十字路口，两个警察一手扶着他们的带电灯的自行车，一手按着白制服上的红领章，他们站得歪歪斜斜的，被悲痛压驼了背。
夜深以后，我们被几个大人抓住了，圈在一个街角，等候自家大人来找。身边一堆走丢的小孩，都哭哭啼啼的。这时陈垚说：“尿尿。”原来他有个习惯，干重要的事情之前要先说出来，比如吃饭之前，他要说“吃饭”，过马路之前，也要说“过马路”，等等。我以为他会掀起裙子蹲下撒尿，可是他没有，他站着掏出了小鸡鸡，蓄势待发。我哭累了，也困了，正迷迷糊糊间，眼前忽然一片潋滟水光，正是他滋出了一股无色的、明亮的尿液。尿在空中画出一个问号：怎么办？
这就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个完整的记忆，生活的开幕式。我想你不可能有更浩大的开幕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