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当时街上的争议。中年妇女们震惊不已，低声谩骂，然后另一种声音出现了，男人们为她辩护：大惊小怪，什么时代了？“什么时代了”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迅速压过了一切。女人们气呼呼地不再说话了。正是在这一天，思齐路承认，时代不同了，过去的标准都不适用了。新的标准是什么？姑娘可以只穿一件透明衬衫上街？不很确定，但是??也许。是的，也许是可以的。那是改革开放前期，时代就像一只越过了平衡点的沙漏，陡然间翻转了。人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是一切都不确定。就这样，那个姑娘傲然走过堆积着紫茄子的菜市场，走过人群，走过电车站。思齐路鸦雀无声，同时怀着敌意和崇拜。铃铛状的乳头就这样成了征服者。
简直是一首歌：
叮叮当，叮叮当，
铃儿响叮当，
我们滑雪多快乐，
我们坐在雪橇上！
我记得这件事。想象这场对决：黑色透明衬衫对中山装，姑娘的乳头对伟人痣。
发廊门口的旋转柱灯是新的，街头夜市是新的，“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的电视广告是新的，华丽绸的夹克是新的，在初二年级，男孩们的生殖器也是新的。香港电视剧明星的贴纸是新的。一九八六年，一切都是新的。被“文革”摧毁的一切重新生长出来，却不是以往的延续。历史中风了，晕厥了，又苏醒了。人们遗失了久远的记忆，便对眼前的一切目瞪口呆，就像世界正在被重新发明出来。那也是一个基本的年代。党的基本路线。现阶段的基本目标。等等。在电视里，西方世界正在崩溃。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战争。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爆炸。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核战争的阴影。等等。只有中国岿然不动，似乎怀着独有的逻辑—那些基本逻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就连乔芳结婚之前，在乔允升跟亲家婆婆的饱含心机的磋商中也提到了基本条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这四大件是基本的吧？”在发行数百万份的小开本青年杂志中，作者们是用基本汉语写作的。没有复句。除了“瀑布似的长发”之外没有比喻。经受了长久的口号式语言的训练之后，基本上，普通读者能理解的句式不超过十五个。
在硅酸盐厂子弟中学的操场上，夏冲看到的一九八零年代是暴戾和单调的。这操场有时候就像战场。经常正上着课，窗外人声鼎沸，叫骂声不绝于耳，打起来了。男孩们抛下兀自敲打着黑板的老师，径自从窗子跳出去看打架。老师们在平时还拥有的约束力，到了这时便土崩瓦解。操场上，视野里全是人，做布朗运动，乱作一团。散落的看客当中总有那么四、五个漩涡，裹挟着人群，狼奔豕突，望之令人心惊，那就是打架的主角。这边有几个人在踢一个人，那边有一个人挥舞着自行车链条冲出重围，一百米外还有人在砍人。打架的总是那几个小帮派，初三有两拨儿，初二有一拨儿，有时捉对厮杀，有时小集团作战。遇到真正的大场面，只要站在操场上，无论你往那个方向看，都能看到有人在殊死搏斗。夏冲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时大惊失色，刺激得几乎吐了。可是很快就习惯了。小学时孩子们也打架，拳脚相加，哭哭啼啼，旷日持久，早上开打下午还没完。
初中里的打架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用上了兵器，干净利落，一般只持续几分钟便告结束，胜者相当专业地迅速退场，败者血迹斑斑。偶尔会有例外，双方势均力敌，再加上援兵次第赶来，斗殴就会分成几集，大家本来认为胜负已判，正要散去，忽然又打起来了，又要散去，又打起来了，如此等等。这种战斗是最令人满足的，总是会被谈论很久，就连当天逃了课无缘亲见而只能听人转述现场的孩子们都跟着热血沸腾。不过无论过程如何，结局总是相同的，某一方突然间飞快地撤了，那就是打赢的。打输的留在操场上，惨烈的时候，这边躺着一个，那边躺着一个。在夏冲首次见到的这类场面中，一个受伤的孩子从他身边歪斜着冲了过去，满头满脸糊满鲜血，已经不能辨认是谁，摇摇晃晃地走着，神志不清，眼睛也不大能看得见，僵尸一般“啊啊啊”地叫个不停。这孩子看似随时可能倒下死去，却一直坚持着走出了校园。倒是旁边一个没参与打架的乖孩子晕倒了，晕血。
这就是孩子们到了十三岁，领受了上帝给予的第一剂荷尔蒙之后发生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没有。圆石城的少年的行为模式就是这样。要么打人，要么被打，这是天经地义的。
暴力不只出现在校园中，在整个圆石城，年轻人都在打个不停。开战的理由五花八门，最常见的一个是“你瞅我干啥”，目光对上了，不挪开就是不服，那么非打不可。永远有人“立棍”，也就是旧时的开山立柜，做一方老大，也永远有人迎战，即“撅棍”，意思是你就立吧，我给你撅折喽。必须打到一方服了为止。“立棍”是全社会的流行语，甚至有一种扑克玩法也以此命名。
某天早上，由班主任牟佛海领着，一个新来的男孩站在教室门口自我介绍：“我叫程小松，我来自浙江省湖州市。”说完，给大家鞠了一躬。两节课后他就挨了第一顿打。这孩子愤怒极了，问打人者：你凭什么打我？夏冲诧异地想，怎么会有人问这种问题呢？打你就是打你，怎么会有凭什么呢？打人就是为了取乐啊！还好，打人者给了程小松一个说法：“操你妈的，你鞠啥躬？”
这一年，夏冲重新变成了一个好学生—不可否认，尽管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这所学校仍在上课。上学期考试，他全年级排名第三。可是好学生也要参与打架。有时候，外面有人喊，某某挨打了！这个某某的同班男孩们就有义务出去复仇。这时候，夏冲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拆椅子。
孩子们常用的武器有三种，自行车链条、三节棍和椅子腿。前两种使用起来很需要技巧，用得好的都该算是武林中人了，平常的学生还是多用第三种。他们用一张椅子砸另一张，再用脚踹，这样就拆下了椅子腿。这东西是完美的武器，拿着趁手，不必维修，来源广泛，还有一条好处，上面总是有弯弯扭扭的钉子。我们用这东西凿向对方的头顶，把对方的头皮扯开。第一次参与其中时，夏冲慌乱地跑来跑去，还没开始动手，就突然被人打倒了。他在厂医院打了血清和破伤风针，后怕得浑身发抖。乔雅来到处置室，满面怒容，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夏冲心中恼恨，把沾着血污的脸扭了过去。
第一次这么干你会很害怕，可是一旦有了第一次，你就感到非如此不可。孩子们被恐惧感夺去了魂魄，怒目圆睁，只顾打过去。你认同了这一切。多多少少，你也变得心肠歹毒了。
校方应对这类事件的方法就是开除学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孩子就送去工读学校。只要不出人命，校方对一切概不负责。这个逻辑是无懈可击的：整个社会都在打，又怎能苛责学校呢？
只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夏冲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一切并非像他们这些孩子认为的那么简单。那次打架是他们初二（三）班的内战，三对二，人多的用砖头把人少的拍得满面是血，踉踉跄跄，从教学楼的背面一直追打到正面。那一周夏冲恰好是“纪律值周生”，治安联络员一类的角色，就跑到办公室去向牟佛海报告，推开办公室的门，却见牟佛海正站在窗前平静地看着楼下的一切。窗台上放在一大缸子热茶，茶叶还没沉下去，在水面上打着旋儿。其他几位老师抬头看了气喘吁吁的夏冲一眼，旋即平静地低下头去，各忙各的。夏冲没有开口，退出了办公室，他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老师们并不想立即干预。
好久以后夏冲学到了一个词：养匪自重。这时他又想起了牟佛海站在窗前的背影。
校园里甚至出现过杀手，确切无疑，目标在取人性命。那是冬天里的一天，全体学生刚刚做完间操，教导主任正哼哼哈哈地打着官腔训话，夏冲看见一个陌生人骑着自行车进了学校大门，到自行车棚那儿停了车，就往做操的队列这边走来。这人穿着半截儿的扎线军棉衣，神态自然，年纪也跟别的学生差不多，只是面孔非常陌生。他怎么走到队列里头来了？夏冲相当诧异地瞧着这个人的慢悠悠的步子，直到他走到一个叫权泰成的朝鲜族学生面前，从军棉衣的怀里掏出一把菜刀。夏冲离事发现场不过十几米，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打架路数，菜刀是一面刀刃，适合砍剁，一般人打架总是拿它迎面劈下，这个人第一刀却是从左至右，横削过去，几乎是个斩首的动作。
世界上反应最快的就是初中生了，权泰成可能根本就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情急之下一缩头，蹲了下去，这刀唰的一声就空了，那人动作极为连贯，反手又是一刀，从右至左，还是斩首。权泰成刚直起身，刀影又来，又一缩头，又躲过去了。陌生人这时候才放弃斩首，回到普通打架的路数，迎头就劈，权泰成这下子躲不过去，正劈在天灵盖上，夏冲清晰地听见了菜刀砍进头骨的低沉的声音，几天之后仍然为之不寒而栗。砍完这一刀，这人把菜刀收进棉袄，迈着原来的步伐，一丝不乱，慢悠悠地走了。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周围的同学反应不及，尚未四散躲开，事情就已经结束了。这期间教导主任一直在讲话，根本没有发现这里出了事，直到看见有人离开队列，才冲着麦克风呵斥说：“这同学你怎么回事？谁让你出列了你就出列？”这人丝毫不受影响，走到车棚，取了自行车，镇定自若地骑走了。
有人给权泰成扣了一顶棉帽子，扶他进了医务室。校医用整瓶的碘酒往头上倒，用纱布摁住伤口，最后给他找一顶新的棉帽子扣上，送去医院。一个孩子拿着原来那顶棉帽子从医务室出来，帽子一歪，滑出一块半凝固的血饼。
那个神秘杀手后来被证实是另一所学校的孩子，在街上跟权泰成发生口角，竟然起了杀心。这一次，校方终于到派出所报了案。可是那孩子之所以有恃无恐，正因为他是派出所所长的侄子，在外躲了几个月，派出所也就撤了案。权泰成不久也养好了伤，继续上学。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