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期，哥特人是入侵罗马帝国的最重要部分。起初，哥特人被东罗马打败，只好把目标转向意大利。在戴克里先时代，他们成了罗马的雇佣兵，学会了一般蛮族原本不会的战略战术。公元410年，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公元476年彻底消灭了西罗马。
在那个时期，入侵罗马帝国的还有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公元451年，匈奴人入侵高卢，被哥特人和罗马人联手打败，此后他们转攻意大利。不过，在阿提拉进军罗马之前，阿提拉突然死去了，之后匈奴人便一蹶不振了。
在此期间，教会内部发生了一场有关道成肉身的纷争，主角是亚历山大大主教区利罗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里。这场纷争的结果是区利罗被尊为圣徒，而聂斯脱里却被斥为异端。区利罗是个狂热分子，拥护神人一体论，身为大主教他曾数次煽动起屠杀犹太人的运动。区利罗之所以有很大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曾对一位名叫希帕提娅的贵妇人施加私刑。希帕提娅犯的罪过，仅仅是醉心于新柏拉图哲学和研究数学。
聂斯脱里认为，在基督里有人位和神位。因此，他反对称童贞少女为“神的母亲”，他认为童贞少女只是基督的人位母亲，而基督的神位（上帝）没有母亲。大体说来，苏伊士河以东的教会赞同聂斯脱里的主张，苏伊士河以西的教会赞同区利罗的主张。双方决定，在公元431年召开以弗所宗教会议解决分歧。然而，率先到会场的西方主教们反锁了大门，将东方的主教们堵在门外。随后，在区利罗的主持下，他们快速通过了拥护区利罗的决议。这就是聂斯脱里被斥为异端的过程。然而，聂斯脱里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反而形成了在叙利亚和整个东方声势很大的聂斯脱里教派。
区利罗逝世后，以弗所宗教会议陷入了与聂斯脱里相反的另一个被称为一性论的异端，主张基督只有一个本性。但他们的主张遭到了教皇利奥的反对。公元451年，在卡勒西顿召开了以教皇利奥牵头的万国基督教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基督道成肉身的正统教义，明确诅咒一性论，确认基督存在于人性和神性的双重本性之中。
哥特人征服意大利的行为并不代表罗马文明的终止。在狄奥多里克统治时代，意大利和罗马一样，享有和平、民主和短暂的宗教自由。此外，狄奥多里克还任命执政官，延续罗马法律和元老院制度。
公元523年，查士丁尼皇帝宣布禁止阿里乌斯教派。作为阿利乌斯教徒的狄奥多里克为此极为恼怒。他认为，他的大臣也参与了这场阴谋。于是，他们监禁并处决了元老院议员波伊提乌。
在整个中世纪，波伊提乌受到了人们的传诵和赞扬。他在狱中写就的著作《哲学的慰藉》是一部纯柏拉图主义的书。虽然《哲学的慰藉》一书不能证明他是不是基督徒，但却能证明他的异教哲学远比基督教神学影响大。波伊提乌声称只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还声称，他追随上帝是听从了毕达哥拉斯的命令。在伦理观念方面，波伊提乌有很多与斯多葛派吻合的地方。波伊提乌说，不完善就是缺陷，也代表着存在一种完善的原形。
《哲学的慰藉》一书中丝毫没有迷信和病态的迹象，也没有过分强求遥不可及的事物的倾向，呈现的是一种只有纯哲学才有的宁静，这种宁静出自被判死刑的波伊提乌之手是令人赞叹的。
尽管狄奥多里克处死了波伊提乌，但他们始终是朋友。波伊提乌曾经受命为狄奥多里克改革币制，加上他渊博的学识和对公益的热忱，他足以成为当代绝无仅有的人物，即使在其他任何一个时代，他都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狄奥多里克在下令处死波伊提乌的第二年也死了，一年后查士丁尼即位。在查士丁尼漫长的统治生涯中，他做了许多坏事，也做了一些好事。作为一个极其虔诚的人，查士丁尼在即位后不久就关闭了异教领导下的哲学学校。公元532年，查士丁尼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是一件更值得称赞的功绩。
为了收复西罗马帝国的故土，查士丁尼于公元535年进军意大利，在最初取得了胜利，此后哥特人卷土重来，双方互有胜负，这场战争因此持续了18年之久。在此期间，罗马和意大利遭受的洗劫已经远远超过了蛮族入侵的时期。
起初，查士丁尼的军队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可是当人们发觉了拜占庭行政的腐败和赋税的沉重以后，他们竟然希望哥特人能打回来，赶走查士丁尼的军队。不过，由于查士丁尼信奉正统教义，因此自始至终都得到了罗马教会的坚决支持。
公元568年，意大利遭到伦巴底人的侵犯。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200年之久，在这个漫长的战争中，拜占庭逐渐失去了整个意大利。不过，至少拜占庭一直在名义上统治着罗马，教皇对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也算恭敬。然而，随着伦巴底人的不断深入，在意大利的领土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连名义上的权威也失去了。就在这个时期，意大利文明也毁灭了。
圣本尼狄克与大格里高利
从六世纪开始的战争持续了好几百年，这普遍导致了文明的衰退，不过，古罗马的一些残存文化还是通过教会保存了下来。教会创造了一个稳固的体制，为学术和文艺的复兴提供了基础和温床。在这个时代，基督教会有三种值得注意的活动。一是修道运动；二是大格里高利统治下的教廷的影响；三是通过布教使蛮族改奉基督教的运动。
修道运动发源于大约四世纪初叶的埃及和叙利亚。所谓修道运动，又分为独居隐士的修道和住修道院僧侣的修道两种形式。公元250年，埃及诞生了第一位名叫安东尼的隐士，他在一间茅屋独居了15年后，又在荒漠里独居了20年，从此声名远扬。大约在公元305年，他开始出世讲道。在他独居修道期间，他毅然拒绝了魔鬼的色情诱惑和撒旦恶毒的试探。大约公元320年前后，埃及人帕科缪创办了一所修道院。在这个修道院修道的人过着集体生活，集体进行宗教仪式最终赢得了基督教的认可。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了修道院。
最初，修道院完全独立于教会组织之外，是一项自发运动。后来，阿萨纳修斯结合了修道院和教士，还确立修道僧兼任祭司的规矩。再后来，阿萨纳修斯又把修道运动带到西欧。为了促进这项运动，杰罗姆做了大量的工作，而奥古斯丁则把它传到了非洲。
在修道僧还没有被教会组织接受时，教会因他们而闹起了宗教纠纷。这主要是因为不能区分哪个是真诚的苦行僧，哪个是贪图修道院舒适的生活才做了修道僧的；还有一个原因，即修道僧往往以狂烈的方式支持他喜爱的主教，使得宗教会议陷入异端。
在修道运动早期的遁世修行阶层，除了宗教指定的书籍之外，修道僧再也不会多读一本书。除此之外，他们对待道德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把道德当做避免犯罪的方法。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修道僧倒是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情。
在西方修道僧制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本尼狄克教团的缔造者本尼狄克。本尼狄克从20岁起就在一个洞里住了三年。他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创立于公元530年，为了更好地管理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他又制定了适合西欧风土的“本尼狄克教规”。当时，有这样一个不值得提倡的规定：越能极端地苦行的人，就越有可能被认为是神圣的人。本尼狄克改变了这个规定，进一步规定：必须经过修道院院长许可，才能实行超过教规以外的苦行。按照“本尼狄克教规”的规定，修道院院长是终身任职的，而且权力极大，在教规和正统教义允许的范围内，他可以用任何方法管理修道僧，而修道僧不能任意转投修道院。
任何组织一旦创立就很难以缔造者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它们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天主教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本尼狄克教团是一个较小的例子。可是，就像耶稣会为天主教会而大感吃惊一样，本尼狄克教团也会让本尼狄克本人大感吃惊。不过，从学术的发展方面看，对于本尼狄克教团而言这也并非坏事。
从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建立时起，本尼狄克就一直住在这里。在大格里高利还没有成为教皇时，伦巴底人洗劫了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不过这次灾难并没有彻底毁掉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否则也就没有教皇大格里高利了。
根据大格里高利的记述，在本尼狄克出名之后，有一个修道院的院长逝世了，于是本尼狄克接受了修道僧要他接任院长之职的邀请。他要求修道僧们严格遵守纪律，这激起了修道僧的愤怒，他们竟然决定用毒酒害死本尼狄克。这当然没有成功。
有人断言只有查士丁尼和本尼狄克能和大格里高利相匹敌，因为他是整个六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查士丁尼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的法典，本尼狄克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的教规，而大格里高利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是因为他使教会的权利变大了。虽然听上去大格里高利显得稚气而轻信，但他的确是一位机敏而清醒的政治家，他总是能很快地意识到他能取得什么成就，即使是面对着一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也不例外。
以“格里高利“为名的第一代教皇就是大格里高利。大约是在公元540年，大格里高利出生在罗马的一个贵族之家，因此他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公元573年，他当上了罗马市长，但很快他就离开了政界。这以后，他耗尽自己所有的家产，用于建造修道院和救济贫民，而他自己也专心苦行，成了一名虔诚的本尼狄克派教士。
再后来，教皇贝拉二世任命大格里高利为他驻东罗马帝国的全权公使，常驻君士坦丁堡。因此，从公元579年至公元585年，大格里高利一面在东罗马帝国代表着罗马教廷，一面与东罗马帝国的教徒们辩论。在宗教方面，大格里高利取得了成功，避免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远离真实的信仰。但在政治方面他却失败了，因为他没能说服东罗马帝国皇帝向伦巴底人开战。
之后的五年，大格里高利当了自己创立的修道院的院长。教皇逝世后，大格里高利做了教皇。大格里高利刚当教皇时周围的环境很艰难，不过，这样的环境正适合他大展身手。
当时，拜占庭帝国已经衰败了，没有领主的西班牙和非洲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伦巴底人在趁机洗劫意大利，法兰西也处在南北之间的内战之中，等等。时代的混乱甚至使一大批主教失去了作为人们的楷模的荣耀。虽然罗马主教被公认为教廷中地位最高的人物，但他的权力仅限于主管教区之内。继任教皇以后，大格里高利就做好了用全部的精力和智力向困难搏斗的准备。大格里高利主要通过通信的方法行使他的权威。他通信的对象，包括全体罗马世界中的主教和世俗国家的统治者。
大格里高利编著了一部含有对主教们的劝告的教牧法规，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初期。为了让主教们愿意接受这部法规，大格里高利把它定义为主教们的职务指南。在这部法规里，满篇都是对主教的忠告，包括劝告他们不要玩忽职守，等等。此外，在谈到主教与世俗国家的统治者的关系时，法规告诫主教们说，不要批评世俗国家的统治者，因为如果他们不听从教会的意见，那么他们自然会受到地狱劫火的威胁。
总体来说，大格里高利写的信既彰显了他独特的性格，又不乏趣味。如果不是在给皇帝或拜占庭宫廷的贵妇人写信，那么他在信件里的口吻就像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既有称赞，也有训斥。总之，他总是能毫不犹豫地利用权限发号施令。如前所述，在对待皇帝的态度方面，格里高利是足够恭敬的，至少比对待蛮族皇帝的态度恭敬得多，甚至对通过篡位获得皇位的弗卡斯也不例外地献上令人作呕的奉承。
对教会影响的增长而言，异教徒的改宗是很重要的。哥特人在狄奥多里克死后逐渐改信了天主教；而从克洛维时代起，法兰克人就改信了天主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在圣帕特里克主教的劝化下，爱尔兰人也改信了天主教。此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爱尔兰人不断地进行布道活动。
英格兰改宗的事情，对于格里高利而言，是除了诺桑布利亚以外他最关注的。为此，他下令保留了英格兰的异教庙宇作为献给上帝的教堂，但却摧毁了其中供奉的偶像。据我所知，格里高利在英格兰的布道很成功，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是基督徒。
在目前所叙述的这个时期里，虽然伟人比其他时代要逊色，但他们对未来却有深远的影响。如上所述，这些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应该分别归功于查士丁尼、本尼狄克和格里高利这三个人。虽然六世纪的人没有先辈们文明，但却远远比他们之后四个世纪的人文明。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查士丁尼、本尼狄克和格里高利这三个人里，有两个是罗马贵族出身，另一个甚至是罗马皇帝。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看，只有格里高利可以称得上是最后的罗马人，尽管他是出于职责的需要而用特殊的语气命令他人，但这一切的本能根源却是他身为罗马贵族的自负。在格里高利之后的许多年里，罗马城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人物。不过，现在看来，罗马人的自负在罗马的衰败期成功地束缚了入侵者的灵魂——入侵者之所崇敬彼得圣座，是因为他们畏惧凯撒的宝座。
众所周知，世界各地的历史进程是不一样的。东方的穆罕默德诞生之时，格里高利已经年近30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