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已具有死志了。像《羁卧山中》的“卧壑迷时代，行歌任死生。红颜意气尽，白璧故交轻。涧户无人迹，山窗听鸟声。春色缘岩上，寒光入溜平。雪尽松帷暗，云开石路明”云云，盖还是虽疾而未至绝望的时候所作，故尚有“紫书常日阅，丹药几年成”云云。
骆宾王（？—684？）（《骆宾王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上》，《新唐书》卷二百一《文艺上》》善于长篇的歌行，像《从军中行路难》、《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帝京篇》、《畴昔篇》等，都可显出他的纵横任意，不可羁束的才情来。《畴昔篇》自叙身世，长至一千二百余字，从“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说起，直说到“邹衍衔悲系燕狱，李斯抱怨拘秦桎。不应白发顿成丝，直为黄河暗如漆。”大约是狱中之作吧。这无疑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足和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列在同一型类中的。所谓在狱中，当然未必是指称敬业失败后的事，或当指武后时（684年）因坐赃“入狱”的一段事。
故篇中并未叙及兵事，而有“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县禄”语。这样以五七言杂组成文的东西，诚是空前之作。当时的人，尝以他的《帝京篇》为绝唱；而不知《畴昔篇》之更远为宏伟。宾王，婺州义乌人。与子安等同是早慧者，七岁即能赋诗。但少年时落魄无行，好与博徒为伍。初为道王府属。尝使自言所能。宾王不答。后为武功主簿。裴行俭做洮州总管，表他掌书奏，他不应。高宗末，调长安主簿。武后时，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不得志，弃官而去。时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武后，署宾王为府属。军中檄都是他所作。武后读檄文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语，大惊，问为何人所作，或以宾王对。后道：“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败死，宾王也不知所终。有集（《骆宾王集》有《四部丛刊》本）。
在这个时代，忽有几个怪诗人出现，完全独立于时代的风气之外；不管文坛的风尚如何，庙堂的倡导如何，他们只是说出他们的心，称意抒怀，一点也不顾到别的作家们在那里做什么。在这些怪诗人里，王梵志是最重要的一个。王梵志诗，埋没了千余年，近来因敦煌写本的发现，中有他的诗，才复为我们所知（王梵志诗，有《敦煌掇琐》本）。相传他是生于树瘿之中的（见《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其生年约当隋、唐之间（约590—660）。他的诗教训或说理的气味太重，但也颇有好的篇什，像：
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
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
邀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这样直截的由厌世而逃到享乐的意念，我们的诗里，虽也时时有之，但从没有梵志这么大胆而痛快的表现！
梵志的影响很大，较他略后的和尚寒山、拾得、丰干，都是受他的感化的。寒山、拾得（寒山、拾得诗，有日本影宋本，有明刊本，《四部丛刊》本）、丰干的时代，不能确知，相传是贞观中人。但最迟不会在大历以后。寒山诗，像“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近听声逾好”云云，和拾得诗，像“世间亿万人，面孔不相似。……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己”云云，都是梵志的嫡裔。顾况和杜荀鹤、罗隐诸人，也都是从他们那里一条线脉联下去的。
隋与唐初的散文，也和其诗坛的情形一样，同是受梁、陈风气的支配。杨坚即位时，有李谔者，尝上书论文体轻薄，欲图纠正，他以为：“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他便主张应该：“屏黜浮词，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缙绅，参厕缨冕。”还要对于那一类伪华的人，闻风劾奏，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但那一篇煌煌巨文，却如投小石于巨川，一点影响也不曾发生过。文坛的风尚还是照常的推进，没有一点丕变。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诸人所作散文，也并皆拟仿南朝，以骈偶相尚。至于由南朝入隋的文人们，像许善心、王胄、江总、虞世基等更是无论了。
唐初散文，无足称述。四杰所作，也不殊于当时的风尚。六朝之际，尚有所谓“文、笔”之分；美文多用骈俪；公牍书记，尚存质朴之意。至唐则差不多公文奏牍，也都出以骈四俪六之体，且浸淫而以“四六文”为公文的程式，为实际上应用的定型的文体了。
这时期可述者唯为若干部重要史籍的编纂。岑文本与崔仁师作《周史》。李百药作《齐史》。姚思廉次《梁》、《陈》二史。魏征编《隋史》。思廉、百药之作，皆为一家言。又有李延寿者，世居相州，贞观中为御史台主簿，兼修国史。本其父志，更著《北史》、《南史》二书。同时，又有《晋书》百三十卷的编撰，则出于群臣的合力，开后世“修史”的另外一条大路。自此以后，为一代的百科全书的所谓“正史”者，便永成为“合力”的撰述，而不复是个人的著作了。
佛经的翻译，在这时代仍成为重要的事业。但从鸠摩罗什大举翻译后，能继其轨辙者，唯唐初的玄奘法师。玄奘（596—664）（玄奘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传》；又见慧立《大慈恩三藏法师传》，有支那内学院新印本），姓陈氏，曾往印度求法，遍历西方诸小国及印度各地而归，赍回经典极多。他离国十七年，艰苦无所不尝。曾以其所身历者，著为《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有《大藏经》本，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一书。（书题辩机译；当是玄奘口述由辩机写下者。辩机为当时最有天才的和尚，玄奘最有力的帮手。相传他因和太宗女高阳公主私通，事发被杀。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玄奘的译书，如永远得他的帮忙，成绩当不致限于今日之所见者。）此书的价值绝为宏伟，是一部最好的散文的旅行记述。前者宋云、法显游印时，并有所记，然持以较玄奘之作，则若小巫之见大巫。这部《西域记》大类希腊人朴桑尼（Pausanias）所著的《希腊游记》（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朴桑尼之作，在今日，其价值益见巨大。《西域记》亦然。今日论述印度中世史者，殆无不以此书为主要的资料。而其中所载之迷信、故迹、民间传说等，尤为我们的无价之宝。更有甚者，经由了这部伟著，无意中有许多印度传说乃都转变而成为中土的典实；像著名之《杜子春传》，便是明显的系由《西域记》中的一个故事改写而成的。这将在下文里再详说。
玄奘自贞观十九年归京师后起，直到龙朔三年圆寂的时候为止，这十九年的工夫全都耗费在翻译工作上面。他所译的共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传称：“师自永徽改元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读。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像这样的一位专心一志的翻译家，只有宗教的热忱才能如此地驱迫着他吧。在他所译经中，尤以《瑜伽师地论》一百卷，《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二百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为最重要。其灌溉于后人的思想中者最为深厚。
他还译《老子》为梵文，又将《大乘起信论》回译为梵文，以遗彼土欲睹此已失之名著者。他在沟通中印文化上是尽了说不尽的力量的！在玄奘以前，译经者不是过于直译，为华土读者所不解，便是过于意译，往往失去原意。玄奘之译，却能祛去这两个积弊，力求与梵文相近。《玄奘传》云：“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以他那样精通梵文的人来译经典，自然要较一般的译者们为更高明的了。再者，也以他处在鸠摩罗什诸大家之后，深知其病之所在，故也易为之治疗耳。
玄奘西行的经历，其自身不久便成了传说。他自己也被视作佛教圣人的一个。自唐末以来，便有种种的《西游记》，以记述这个传说。像这样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一位伟大的宗教家，其成为传说的中心，当是无足讶怪的事吧。
参考书目
一、《隋书》 唐魏征等撰，有《二十四史》本。
二、《旧唐书》 晋刘昫撰，有《二十四史》本。
三、《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撰，有《二十四史》本。
四、《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丁福保辑，医学书局铅印本。
五、《全唐诗》 扬州诗局原刊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六、《唐百名家诗》 席氏刻本。
七、《艺苑卮言》 明王世贞撰，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八、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卷六十《佛典之翻译》，又卷六十一《翻译文学与佛典》，又卷六十二《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九、《敦煌掇琐》 刘复辑，中央研究院出版。
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严可均辑，有黄冈王氏刊本，有医学书局石印本。
十一、《全唐文》 有扬州诗局原刊本，有广东复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