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对该书颇有微词，按照大陆史学界传统的看法(其实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很难算是学术著作，没有大量的引文和资料，没有条分缕析的章节，通篇是大白话，不过是一本通俗小册子，上不了专家的案头，当然更不劳专家去评论。
谁知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装帧简单的小书，销售额逐月上升，在史学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记得在南开大学第一届社会史的讨论会上，我与明史老前辈郑天挺教授坐在同一饭桌，他对此侃侃而谈，大意是明末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作者能把这一时期关键性的人物，典章制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融会贯通，系以一年，抒发自己的见解，以简约流畅的文笔，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会状况，是有功力的。当下《历史研究》的编辑就向郑老约稿，表示要支持一下这本书，郑老指向我说：“你约她写。”我因为手中忙于他事，不便承诺，虽经多次催促，也未能启动。
虽然我没有就该书写评论，但非常关注这本书的社会反响，眼看一版再版，由简装而精装，其销量十多年不衰，《理论信息报》在80年代曾经刊载，在作家中进行“最近读什么书”的调查，有6个作家列出近期阅读的书目，各人都不相同，连当时在文学界最走红的刘再复的作品，也只有一个人次，惟一的例外是《万历十五年》，同时出现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其概率是2/6，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1/6来说，高出了一倍，而且是跨了学科。虽然这只是短时段的抽样调查，不无局限性，却对史学界提出了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大陆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调查中没有一本打进作家的阅读书目，只有《万历十五年》有此幸运？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做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对我说：“看了你的一篇学术论文，写得不错，能有几个人看哩？”我讪讪地回答：“大约就是同行吧。”“同行中有多少？”“也就搞相同课题的人，还要有机会看到这一杂志的，十几个、几十个，不会多。”作为一门在古代显赫一时的历史学，在现代的读者愈来愈少，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史学的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是人们对历史丧失了兴趣？不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阅读的内容愈来愈加多元化，但是选择的多元并未冲淡对历史的兴趣，影视中最走俏的是历史剧，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都拥有广大的观众，那么这方面的问题不在读者的话，就要请作者反思！
在《万历十五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时候，在圈内叫好的却不多，至少在80年代是如此，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墙里开花墙外香”。要知道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史学是个重灾区，不仅是评法批儒搞乱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影响和言必称马列、论规律的空疏学风，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历史，变成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一状况迟迟没有改变，80年代初学术界流行一句顺口溜：“解放了的哲学，活跃的文学，繁荣的经济学，沉默的史学。”如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在文史哲经四大学科中处于滞后的局面。《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大陆30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陆，只要有类似的特点，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然而可悲的是，在读者以自己的选择表现好恶倾向的时候，史学界的同仁并非都能由此促进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甚至有囿于成规的，对《万历十五年》置以不屑。读者的选择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相反，这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历史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使史学读物成为政治读物的一种，又有谁敢在史学问题上与政治较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李秀成、海瑞等等许多历史问题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的，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万历十五年》倾注的热情，反映了民众渴望史学变革的愿望，而圈内的史学工作者却滞后民众的需求，造成“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可称为“黄仁宇现象”，这一现象又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非是黄仁宇先生的力作，在这以后大陆相继推出他的《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赫逊河边谈历史》也未引起如期的反响。但是《万历十五年》发行的常盛不衰，反映了大陆至今还没有取代它的同类著作，是大陆缺少行文论史的高手？当然不是，是史学工作者无视读者的需求？也不是，从六七十年前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名著成为雅俗共赏的上品来说，国内史学界并不缺少学术著作通俗化的传统，为什么现在的同类作品反而难如人意？这既不是作者和读者的问题，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学术导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学界已有这教训，出重金悬赏优秀的科普读物，经年无人问鼎；鼓励、邀请著名科学家写作科学人文著作，更是门庭冷落。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面向读者并非是专业方向的话，社会科学界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为研究对象，面向社会的需求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任务，而社会科学界连自然科学界的这一步也未做到。如果说是全不理会，也不是，试看时下的有关社会生活的历史读物，热热闹闹，花花哨哨，仔细一琢磨，这全是市场运作。靠市场驱动并不错，但市场的急功近利，又导致此类读物低水平的简单重复。
要提高这类著作的水平，非要有经年累月的积累和研究不可，这又缺乏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励，以与民众最贴近的社会风俗史研究来说，至今尚未进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范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关风俗通、风俗论的佳作迭出，东汉的应劭，清初的顾炎武，都以一代大师之才写出传世之作，至今此类题材反而视为另册，岂不是咄咄怪事？看来史学研究资助的重点仍然拘守于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等传统项目，史学研究尚未走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范畴，而这一范畴已形成研究课题和写作体裁、风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写作才能的发挥，因为违背这一程式的往往不被学术性所认可，横跨在作者头上的无冕之王——职称，更是一把杀手锏，种种导向都限制了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90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以锐不可挡的态势，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定位，史学著作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盛衰，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抱负、大事变、大业绩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到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领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读者、作者和市场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科学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这一迅速变化的趋势，以鼓励和资助的方式提高此类著作的含金量，而把这类民众最关心的课题弃之市场运作。而市场急功近利的操作，短平快地成批生产，使得这类作品缺少学术研究的基础，数量愈多，质量愈差，好作品难得一觅。出版热点与研究热点的分离，在市场经济中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长此以往，国家鼓励的，不是社会需要的，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国家看中的，又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万历十五年》正是从这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
在80年代初约稿未写的书评，想不到在黄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约稿。18年过去了，回顾这一历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为政治服务的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