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时，感觉难免会有些压抑，这就好比读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史和民国史一样，面对社会的动荡，“中央政权”竟会是那样的束手无策，只能被动挨打。当然，魏晋南北朝与清朝后期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于“夷狄”，后者则是由于西方势力，这是首先应该分清楚的。
那么，除了这些，是否还有一些让人振奋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比如，魏晋的玄学，以及《世说新语》，就不知感动过多少代人，熏陶过多少学者文人。还有，三国时群雄逐鹿的硝烟，祖逖闻鸡起舞的豪迈，八公山上的机智……
可以说，这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机遇，充满挑战的浪漫时代！
乱世枭雄有局限：曹操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
——黄仁宇：《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曹操，沛国谯(安徽亳县)人，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由于宦官无法生育，有权势的宦官大都通过认领“养子”的办法，来满足自己对于传统宗族血缘关系的向往，而一般的贫穷之家，由于无力抚养子女，也愿意给人领养)，买官至太尉。曹操曾跟随皇甫嵩镇压颍川黄巾军，后来又募兵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军。192年，青州黄巾军杀兖州刺史刘岱，由兖州地方官出面迎曹操为兖州牧。同年，曹操在济北(山东长清)打败了青州黄巾军，“受降卒30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他的势力壮大起来。196年，曹操又带兵进入汝南和颍川，镇压了在那里活动的黄巾军余部，他的势力开始扩展到豫州(河南)。
曹操刚到兖州时，毛玠向他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就是让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建议被曹操采纳。196年，汉献帝由长安逃回洛阳，曹操立即迎献帝到许昌(今河南许昌)，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同年，曹操又开始在都城附近募民屯田，得谷近千万石，初步解决军粮问题。由于曹操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所以他的势力发展较快。
这时，在曹操的北面是袁绍；在南面，河南南阳有张绣，湖北荆州有刘表；在东南面的扬州有袁术；在东面徐州，先有吕布，后有刘备；在西面陕西关陇地区，有韩遂、马腾等十数支割据势力。197年，曹操大败袁术于蕲县(安徽宿县)。198年，曹操攻徐州，杀吕布。同年，曹操又打败了张绣和刘表的联军，第二年张绣投降曹操。200年初，曹操击溃了在徐州下邳(江苏邳县)的刘备。他还先后让钟繇、卫觊打着汉献帝的招牌，到关中笼络那里的割据势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形势。这样，曹操就在中原站稳了脚跟，成为惟一能和袁绍抗衡的力量。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袁绍出身名门，世代都在朝廷里做大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他又在消灭宦官集团中出了力，因此在关东军讨伐董卓时被推为盟主。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首先从韩馥手中夺取河北一带的冀州，以后又把势力伸到幽、并、青三州。199年，袁绍消灭了幽、青二州的公孙瓒，遂完全据有幽、冀、并、青四州，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200年，袁曹双方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官渡(河南中牟东北)之战。在官渡之战中，袁绍有大军10万，战马万匹；曹操用来抵抗袁绍的军队，大约只有一二万人。袁绍占有冀、并、青、幽四州之地，曹操只占兖、豫二州。从军队、物资的数量和后方力量上来看，袁绍远远超过曹操。但在政治上，袁绍在青州大肆勒索，而曹操注意发展生产，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又打击不法豪强，比袁绍得人心。在治军上，袁绍法令不严，内部尔虞我诈，士气不振；曹操赏罚分明，上下齐心，军队的战斗力强。在用人上，袁绍所任唯亲，曹操唯才是举。总体上看，曹操也不是没有优势。
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起初，袁绍进军黎阳，前锋围攻白马(河南滑县)，曹操用声东击西策略解白马之围，先后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接着，曹操主动退屯官渡，将袁绍10万大军阻止于此长达半年之久。后袁绍谋士许攸投降曹操，暴露了袁绍屯聚军粮的地点。曹操率精兵五千，焚烧袁军粮食万余车，袁军军心动摇，全线崩溃。官渡之战后二年，袁绍忧愤而死。以后，其子争立，曹操乘机出击，占有了原来袁绍的地盘。这样，曹操就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却有赖于赤壁之战。挟北方胜利的余威，公元208年，曹操统帅80万大军，直逼在南方的刘备和孙权。赤壁之战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事件，由于孙、刘联军的齐心协力，并抓住了曹操部队的弱点，用火攻将其击败，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而根据这一段历史而形成的典故，早已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草船借剑”、“火烧连营”、“周瑜打黄盖”、“蒋干中计”等等。不过，由于诸葛亮个人形象的魅力，使得他竟然超过周瑜，似乎成为赤壁之战的最主要功臣，对于周瑜而言，又有些不公平。
关于这一段历史，黄仁宇先生说，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诸葛亮，他的哥哥诸葛瑾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份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与刘备成为对头。
这一段历史的主要史料依据是《三国志》。黄仁宇先生介绍说，陈寿的原稿，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没有办法确定谁才是“正统”，也用不着编造谁是“天生圣人”，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官僚集团。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的注释，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进行补充，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结果，我们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史运转的奥秘。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用不着瞻前顾后。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同时，也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可见其为人。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其中说自己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有志于“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征西伐，以至于他虽“本志有限”，最后总是弄得不能放手，他的权力也因此越做越大。按曹操的本意，他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结果是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还是感觉到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并没有小说和戏曲中所形容的那样狡诈。
曹操最被别人攻击的，是“魏武三诏令”(曹丕夺帝位后，追封曹操为魏武帝，故有魏武三诏令之说)。此令是曹操于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以丞相的身份发布的，其中提到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而他征求的不是“操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都可以做坏事，但是对汉末的影响之大，又不是他曹操所能预料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但他虽看清传统道德的弱点，知道道德并不能拯救当时毛病，但却也没有搞明白，放弃传统道德，也不能拯救当时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样，他的儿子曹丕却不是真的周武王，也没有打算做周公，结果他后来成了魏文帝。
魏朝之后，又有晋代魏，不过，这两个朝代都没有办法能解决当时的问题。司马炎刚统一中国，10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311年洛阳沦陷，317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变而为南北朝之宋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仍然不能做到这一点。
原因何在？黄仁宇先生认为，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369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有看到演变之全豹。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对于曹操，还是对于传统文人和士大夫的偶像——诸葛亮，我们都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评判，而不要被表面的厮杀与运筹帷幄所蒙蔽。
以军统民的失败：西晋
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
——黄仁宇：《长期分裂的悲剧》
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曹丕即魏文帝。接着，刘备和孙权纷纷称帝，是为三国。魏文帝之后是明帝。公元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曹芳继承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中外名士何晏等人，终日浮华清谈，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司马懿则是当时魏国最有谋略的人物。249年，司马懿在京城发动政变，将曹爽等人一网打尽，完全控制了魏国的权柄。随后，又有一些魏氏宗族进行反抗，均被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昭等人镇压。
245年，曹芳被废，曹髦继立。司马昭进一步削弱曹氏家族的力量。260年，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愤”，甚至对臣下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他率僮仆数百人向司马昭进攻，结果很快就被杀死。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司马昭也很快由晋公升为晋王。263年，魏国出兵灭掉蜀国。两年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重演了当初曹丕代汉“禅让”的故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即晋武帝。
这种禅让的逻辑，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无非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的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更比15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
皇帝原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也只能自怨命苦，仍然高喊“皇恩浩荡”。只是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中国有很多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被人认真算数。
司马氏灭蜀以后，南北军事形势起了重大变化。晋国在四川一带大造战舰，训练水师，积极准备从长江上游攻吴。而吴帝孙皓却还以为长江天险，足以屏蔽，所以只顾大修宫殿，沉湎淫乐。265年，他在上游晋军的威胁下迁都武昌，企图加强守备，但吴国的大官僚不愿远离根本，长住武昌，人民也疲于逆流供应，民谣出现了所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歌谣，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典故的出处。
279年，晋军五路大举进攻，蜀中水师由王濬率领，顺流而下，吴军望风而降。第二年三月，王濬的水师到达建业(南京)，接受了孙皓的降表。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90年之久，到此又归于统一。
为了改变以往王朝很快就被取代的局面，司马炎力图有所改变。在曹爽当政时，有大臣写了《六代论》，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分封的必要，并指出如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以转入他人之手。过了6年，司马炎果然轻易地夺取了曹魏政权。这件事对于司马氏王朝的影响很大，他们认为曹魏灭亡，主要是由于没有分封宗室。因此，西晋建国不久，司马炎即于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39郡之外，另有21“国”，分散于今日的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等地，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他相信如此就不会被异姓的权臣宰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