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孔子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摸索了一些有益的符合认识规律的东西。他推广私人讲学，对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体制有相当的贡献。他在实践中，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界限，接收商人、农家子弟入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学术下移的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发展，其意义不容低估。
当然，孔子也没有料到，他所主张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原则，竟然会由自己来打破。
孔子被后世尊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司马迁也将他列入“世家”，也就是说，享有与诸侯平等的地位。这当然既有他学术的魅力使然，也与他的人格魅力有关。相反，随后的孟子就缺少他的这种吸引力，尽管孟子是“亚圣”。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能详细确定，但大致是在公元前337年到公元前289年之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所以说，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还是有很大的渊源。
不过，由于他最活跃的时期，乃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由于“百家争鸣”，他必须要让自己的学说适应时代的需要；因为时代变了，学说本身也需要发生变化，所以他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变，乃至有人称孟子的思想，对于孔子而言，有“革命性”。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大臣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主而另立贤人，难怪后来朱元璋夺得天下后，要将孟子从庙里撤出来，让他吃不上冷猪头肉。又比如，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说，“定于一。”至于如何统一，则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还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与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规矩大相径庭了。
孟子也要求推行“仁政”。他认为要行“仁政”，首先要使“民有恒产”，使每家农产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宅边种着桑树，家中养着鸡、狗、猪等家畜，吃得饱，穿得暖，50岁以上的人有丝织品穿，70岁以上的人有肉吃，遇到灾荒，可以避免死亡。由此可以看出，他所提倡的这种恒产，实际上是要巩固以自耕农相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
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当然与当时的社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思想都相当的早熟，有一定的超越性。
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就是甚至在纸张都没有发明，文书尚需要用竹简木片传抄的时候，就出现了至圣和亚圣，并能对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政治体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其比做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互通有无，社会流动性变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黄仁宇先生说，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至于地理条件对中国历史的决定性影响，由于在第一个专题中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说明，在此略去不言。
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李悝变法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
——黄仁宇：《李悝》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增加自身实力，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社会改革，掀起了变法运动，对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造。比如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牛畜在赵国、申不害在韩国、邹忌在齐国、乐毅在燕国推行变法，他们的变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商鞅变法了。
但是，为什么黄仁宇先生会单讲李悝呢？他自己也承认，李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起的人”。我想，除了因为李悝很少被人提起，因而值得强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悝的变法，是这一系列变法中，最早开始的。这种筚路蓝缕之功，当然不应该被抹杀。
魏文候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君主，他礼贤下士，拜孔子的学生子夏和其他儒生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师，又任用吴起、西门豹等人治理天下，所以魏国发展很快。
李悝则是魏文侯时期进行改革的最重要人物。李悝也叫李克，他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做过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经常与秦国人交战。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不是很多，头一条就是废除官爵世袭的办法，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以使政权能得到全国最能干的人的参与。其次是实行“平籴法”(年成好时，政府以平价购入粮食，灾年再以平价出售，用“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来平衡物价)，这项政策的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粮价，造成“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以稳定小农经济。
李悝变法的核心乃是推行“尽地力之教”，它的目的在于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政府的田租收入。由于魏国人多地少，所以只能从精耕细作上入手，李悝的具体措施是，规定每亩地的标准产量为一石五斗，要求农民“治田勤谨”，达到每亩增产三斗；同时杂种各种粮食作物，以防某种作物发生病害；要努力耕作，勤于除草，收获时加紧抢收；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植树种桑和多种瓜果蔬菜。
为了确保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李悝还曾修《法经》。不过，《法经》早已不存，唯有桓谭的《新论》一书中，对《法经》内容进行过简单的描述，但《新论》一书后来也佚失了，他的观点是通过明代人董说的《七国考》一文中，才得以留传下来，并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法经》的重要依据。
《法经》共6篇，这几篇法经的名字都非常有意思：“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所谓“盗法”，是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所谓“贼法”，是保障现在政权的地位；“囚法”和“捕法”则是惩罚盗贼的办法；“杂法”则是惩办盗取官印、官吏贪污、赌博等行为；“具法”则是根据特殊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法律。由于这部《法经》不仅集以前各国法律之大成，而且是秦汉法律的基础，所以李悝也被称为战国时代法家的“始祖”。
魏文侯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396年(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公元前424至公元前387年有误)，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中间的人物。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变法措施和孔孟一样，都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部劳动力，以用于发展生产的情形。
而且，黄仁宇先生还说，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
如果回过头来看周公的井田制和宗法制，我们就可以知道，由于时过境迁，到战国时期，这种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为了增加收入，春秋时期，各国就开始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公元前685年，齐国首先采用了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的办法。另外，管仲还把田地分配给耕种者，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对于井田制的打击相当沉重。所以难怪元代人陈采正会写诗说，“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
到公元前594年，鲁国颁布了“初税亩”，对公私土地一律征税，这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存在。到了公元前538年，郑国更是宣布“作丘赋”，这里的“赋”是指对兵役和军用品的征收。以前承担兵役和军赋的，只限于都内的“国人”，由于战争规模和开支日益扩大，赋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于是负担就不得不由“国人”扩大到“野人”身上，也就是推广到所有的成年男子身上。这对于井田制的存在和稳定，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推行于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制度的约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更是全面扫除封建制度，而整个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治全国百姓，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通过“平籴法”(所谓平籴法，即在丰年时向农民多征粮食，做为储备，供荒年时调剂之用，农民便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或流散。这样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使国家不会失去大量的劳动人手)。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时天灾频繁，粮食价格极不稳定。因此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民毋伤而农益劝”，也就是要做到稳定粮食价格，同时鼓励粮食生产。而由于粮食生产是最重要的，所以种田为“本业”，其他都为“末业”。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中国社会一直会有“重农”思想的根源，以及“不患寡而寡不均”基础上的追求低水平平等的原因。同时，黄仁宇先生还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的货币经济开始得很早，且已经普遍使用于民间，但由于粮食价格波动太大，商人不一定能够做到互通有无，相反很有可能是“囤积居奇”，也就是说，见利忘义，与传统“礼”的思想格格不入，也难怪传统中国社会会对商人咬牙切齿了。
先秦从封建到郡县，造成了庞大的组织，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派遣官僚，向几千万老百姓征兵抽税，接受诉讼及刑事案件，无疑是一种超时代的早熟，所以黄仁宇先生说，此时的中国，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20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字上管理。
由此看来，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他用简单的数字，去笼罩大量的农民，如果用现代眼光来批判，则很明显，这种方法虽然很早熟，却伊然不过是原始组织的变种而已。
要点
此章对于中国历史的开篇西周及先秦时期，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其中，对于周公、孔子和李悝，由于其所占据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性，用专章进行分析。对于这三个人物的了解，一定要注意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角度进行把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说是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
概念解释
“商鞅变法”：公元前356至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大规模地推行了两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打破传统的井田制疆界；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重农抑商；推行郡县制；建立什伍连坐制；统一度量衡。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最为彻底的一次，它为秦始皇的统一六国做了充分的准备。
“国人”：周代城乡两个地区，国为城区，住着称为国人的统治者，野是农村，住着被统治的农民。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各国间的冲突，促使国人地位下降，野人社会地位提高，两者逐渐合一，国野制度随之消失。
“郡县”：中国古代继宗法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盛于秦汉。从史料上看，县的设立当以楚国为最早；而郡的设置要较县为晚。秦统一天下后，郡县制遂遍行于全国，汉继秦制，但比秦更为严密。东汉末年，原来的有监察性质的州转变为郡以上的行政区划，地方行政制度开始变成为州郡县三级。到元朝时，“郡”一词完全废弃。
思考题
1．如何认识周公和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2．试比较李悝与商鞅变法对于中国社会影响之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