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就是来自于《春秋》的这一说法。董仲舒一方面继承了公羊家的说法，认为孔丘是奉天命的王，是有其德无其位的王，他所制定的种种礼仪法则应成为汉王朝的政治体制的基础，而儒家思想也应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另一方面，董仲舒发挥了《春秋》中的天人感应的说法，认为汉家王朝是受天命而为王，帝王号为天子，实是顺承天意而来，属不得已而为之，帝王事天当如事父，事天亦当尽孝道。董仲舒的这种说法，也就是后来所讲的“奉天承运”。此时的天已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意志的神秘的天。神秘的天与自然之天并无本质矛盾。董仲舒讲天人相类，所以天人互相感应，这种感应表面上可以说是自然机械的感应，但归根到底还是有个神秘的东西使它们如此，而不是出于天的自然。冯友兰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既为封建帝王行使皇权提供形而上的根据，而且又对其行使皇权有所限制。这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既然君权由神授，所以帝王自然是位居九五之尊，拥有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之权威。但帝王并非绝对的权威，因为在帝王之上，端坐着一个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有意志的天神，他是真正的太上皇，像现代心理学实验室的单向镜一样，他能明察人间的秋毫，人间却无缘一睹他的尊颜。帝王必须谨慎治国，事天如父，不能为所欲为，违背天意。如果违背天意，按照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说法，必然使天发怒，降下天灾，结果天子作孽，神仙动气，百姓血泪。此外，由于天意超越于王权之上，使得维持社会稳定的律法体系，从一家之法上升到了普遍的法，并在神秘的天意那里，寻找到法的形而上基础。这就使汉代律法体系富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进而为限制王权提供了一种神性工具，防止王权向极权制度转化。
三纲五常论
董仲舒把他的自然观中关于阴阳的理论，作为他的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三纲”的根据。他断言，君永远统治着臣，父永远统治着子，夫永远统治着妇，这是“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主张君权神授论，为王权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但孔孟二老夫子都主张贵族世袭制，反对平民僭越犯上，篡夺王权。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本是一个泼皮，在地方上做个亭长，混吃混喝，赊酒赖账。借了秦末乱世，将曾经横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秦王朝推翻，平步上青云。其君临天下的合法性，本非一个天赋皇权所能解明。这时董仲舒为了论证刘氏家族为皇天之选民，便搬出《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来表明身份的贵贱，并非决定王权合法性的最后标准，决定王权合法性的标准应是人的道德品格以及民意的支持。凡是具备崇高的道德品格、能得到百姓拥戴的圣德明君，便可视为受命于天。这种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一旦落实，常常庸俗得像罗马教皇，只为成功者加冕，所谓“道德”或“民意”，成了连同皇冠一块出售的添头。到王权巩固、勿须再为自身的存在辩护的时候，这种理论便又成了煽动叛乱的“邪说”。所以这个儒家革命论在汉朝以后，并不讨统治者的欢心，因而也不突出，直到晚清才又高涨起来。
董仲舒以品德的高下以及民意的支持决定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体现了儒家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在这种理论形态下，王权的归属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决定王权合法性的“德”性则是超越于王权之上的不变的理念。同汉代的“法”不是形而下的具体法一样，作为决定王权合法性的“德”也不是形而下的德。形而下的德是具体的道德法则，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相对性，比如婚礼的一些具体规定会随着时代与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这些可变的“德“就是形而下的德。而作为决定王权合法性的“德”，则是不变的形而上的理念。它不会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它是永恒的决定王权更替的终极标准。
冯友兰认为，董仲舒所讲的形而上的永恒不变的“德”，就是指“三纲五常”。先前孔孟认为社会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董仲舒择其要者定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然后再将儒家张扬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常者，不变也。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是体现天意、天志的自然法，符合阴阳五行的天志法则。他说，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体现了宇宙的阴阳之道，而仁、义、礼、智、信五常则分别与木、金、火、水、土五行相应。三纲五常之自然法，同样受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神秘的不可知、不可见力量的控制。“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之道来自于天，也可求之于天，天意不可违，不可变，故三纲五常也不可违，不可变，天意才是三纲五常伦理法则形而上的不变的终极根据。在孔孟那里，三纲五常不过是形而下的世俗法，但经过董仲舒的神圣化的改造，却变成了形而上的永恒不变的神圣的道德法则。董仲舒三纲五常论，在天人感应的星空下，把儒家的道德教条形而上和宗教化了。冯友兰认为，这个形而上、宗教化的三纲五常，其实是高于皇权的，它搬来至高无上的天意、天德，试图对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约束。虽然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但人主的发号施令，一样要受到三纲五常的约束。否则其合法性一样要受到怀疑和削弱。由此，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虽然是历代封建王朝王权统治的支柱，但实际上也是对王权统治的一种制约。
三统循环论
董仲舒的三统说，也对每个朝代的统治有所限制。一个皇朝，无论多么好，其统治时间总是有限的。寿限一到，它就得让位给新朝，新朝的创建者又是受命于天的。儒家就是用这一些措施，试图对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约束。
战国邹衍用“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朝代的兴亡绝续。所谓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一德，如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殷尚金德、周尚火德。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往复。董仲舒修改了这个学说，他认为朝代的更迭不是根据五德运行的，而是根据他所说的“三统”顺序，周而复始。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如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而周朝是赤统。冯友兰指出，董仲舒所讲的“三统”只是不同朝代的标志，并无根本不同。在董仲舒看来，新王建立新朝，是由于受命于天。为了区别于旧朝代，新王必须做某些表面上的改变，包括“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以申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意思，时时提醒老百姓，要效忠于新王朝。这大概如同正月初一人们要穿新衣裳一样，可以一洗前朝或往年的晦气吧！但是作为维持封建帝王统治的根本性的法则，如三纲五常、政治、教化、习俗等则不会有改变。董仲舒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为什么道不会改变？董仲舒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道”是永不衰朽、永远正确的，只有人才会由于失道而犯错。道之所以不会改变，因为道来自于天，是天意、天志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