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还把宇宙的时空结构同五行说结合起来。春季草木复苏，生机勃发，“盛德在木”，就是说木是这个季节的主导力量；夏季烈日横空，地上如同下了火，“盛德在火”；秋季草木凋零，风雨萧瑟，像金属制造的兵器一样，看着阴冷之气侵人，所以“盛德在金”，冬季天寒地冻，“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所以“盛德在水”。这样木、火、金、水四行，就配了春、夏、秋、冬四时，四时的方位，也就是四行的方位，木在东方，火在南方，金在西方，水在北方。说到这里，五行中的土还打着光棍儿呢，没有时空小姐可充“好逑”，眼看阴阳不调了，怎么办呢？《月令》在时间上就把它放在夏、秋之交，在空间上则把它放在东西南北的中央。这虽然有点像强扭的瓜，好歹也算大事圆满了。
冯友兰根据《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认为五行和四季的关系还有一种解释，《月令》所说的“盛德在木”等说法，实际上是指五大行星的运行。战国以来，天文学观测和知识有了很大进步，对五大行星的观测在古代历法中尤其重要。所以四时的运行，反映了五星的轮流执政。这五大行星不仅分别主管春夏秋冬四季，同时也在东西南北中各守一方。总之，它们像一个寡头集团，把时间的循环往复和空间的广袤无垠都控制住了。冯友兰说：“《月令》的作者就是从地上的五行和天上的五星等现象中吸取了思想的材料，用以建立起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
照阴阳家的说法，四时的变化，是照着五行相生的的次序进行的。木生火（木料的燃烧产生火），火生土（无论何物经火即成为灰），土生金（矿物由土挖出），金生水（金属能熔化为液体），水生木（水的灌溉使植物生长）。土在夏秋之交，因为它是从夏季的火生出来的，又转而生秋季的金。
中国古代时空观纯以五行来说明，并且还用五行来说明万物的生成。这反映了中国古人关于“宇宙万物是整体动态系统”的观念。按冯友兰的说法，五行之“行”，主要是运动（action）之意，既然整个宇宙万物及时空都由五行来说明，则宇宙无疑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所以中国古代的时空观的含义与西方科学中的机械论的时空观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时间是动态的韵律化的时间。秦汉思想家把音乐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来配合一年的时间季节，时间被音乐化、韵律化了。所以孔子站在岸边望着滔滔的江水发出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国人的空间也是动态的韵律化的空间，而不是死的物理空间架构。庄子说：“瞻彼阙者，虚室生白。”空间在这里已经成为创化万物的永恒运行着的道的象征，是宇宙万物活泼泼的生命源泉。
《月令》认为，四时的变化，除了五行的盛衰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阴阳二气的衰退和生长。每年五月(农历)夏至，“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从春季到夏季，白天越来越长，气候越来热。照《月令》所说，这就是阳气越来越盛的表现。夏至这一天，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过了这一天，白天就越来越短了。白天的长，至此达于极点（“日长至”）。阳气开始由生长转向消退，阴气由衰退转向生长，这就是一个转折点，是阴阳斗争的环节（“阴阳争”）。阳气盛的时候，生物生长；阴气盛的时候，生物死亡。所以夏至这一天，也是生物死生的分界（“死生分”）。十一月(农历)冬至，《月令》说：“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冬至是一年白天最短的一天（“日短至”）。这是阴气由生长而转向衰退，阳气由衰退转向生长的转折点，是阴阳斗争的又一个环节。随着阳气的开始生长，万物也都开始活动起来（“诸生荡”）。用阴阳二气的斗争来说明气侯季节的变化，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当然这不同于近现代从天文气象学的角度来说明自然界的季节更替变化，但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解释这个世界，如何替人类的生产活动服务。在这个意义上，阴阳学也是科学，它在天文历法上的应用如同它在中医理论上的应用一样，都具有其合理而科学的一面。
《月令》对宇宙结构及自然现象做了说明之后，又进一步认为这些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四时的变化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以及社会活动。《月令》中的每一个月，都规定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的程序。比如“盛德在木”的时候，东风解冻，草木繁生，人类应该耕种牧畜，不要伐木打猎，以免伤了上天好生之德。“盛德在火”的时节，万物都在继长增高，生命的兴味正浓，因此大兴土木，砍伐大树，都是不合时宜的。“盛德在金”的时节，凉风起，鸿雁飞，谷物熟，人应该收割打猎，安排冬天的收藏。当“盛德在水”的季节来临时，天黄地白，河水结冰，鸟兽绝迹，人应该修理农具，砍伐木材等等，以备来年。这是讲四时的变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关于四时与社会活动的关系，《月令》也按照月份规定了统治者在不同的月份，应该做什么事情。例如：春天万木复苏，阳气开始上升，统治者适于举行庆赏活动，因为庆赏跟阳气是同类的。刑罚一类行为却与阴气同类，所以统治者应当把征兵打仗，处决犯人这种“阴事”，留给秋天，秋天万物萧条，阴气开始回升，天和人的阴气恰好“同气相求”。总之，人类行为必须与自然现象协调一致，“慎因其类”，“必顺其时”。如果不按照适合本月的方式行动，违反了阴阳消息的“大数”，就要造成异常的自然现象。比如，统治者在春天狩猎或出兵打仗，或者在秋天举行庆赏等，都会产生自然灾害，遭自然的报应。冯友兰认为，这些观念都体现了阴阳家迷信思想的一面。
邹衍的历史哲学
他用“五行相胜”说明历史上朝代的变化，这种历史观在当时说来，是为地主阶级的新政权做理论的根据。最高统治者都自称为“奉天承运皇帝”，自以为是奉了“天意”及五德的运行来统治劳动人民。
历史哲学就是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中国最早的历史哲学家当然是战国末期五行学家邹衍。邹衍是齐国人，据说他曾经著书十万言，可惜都已经失传了。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史记》和《吕氏春秋》等书中的一些资料，记载了他的地理观和历史哲学。
中国古代对地理有一种不怕见笑的认识，以为中国是天下之全体。中国人称南海叫天涯海角，认为那就是天的尽头，走到那里就算“顶天”了。历代皇帝都声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天下，也仅局限于中国，我们可不能拿着这种古老的宣言，到英国、美国去宣布占有权。这种观念的产生自然得很，只有当洋人已经站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却依然死抱住这个观念不放的时候，人和观念才同时变得可笑起来。我们今天提及人的时候，不言而喻地指的是“地球人”，假如某一天发现了外星人，外星人也该嘲笑我们是井底之蛙了。但邹衍却一反流俗，独树一帜，认为中国只是全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并非天下全体。中国的地理名称是赤县神州。中国分为九州，在世界的一区中，像中国这样大的地方共有九个，这是大九州。这个大九州共为一区，有裨海环绕着。全世界像这样大的区也有九个，有大瀛海环绕着。所以中国是全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冯友兰认为，邹衍的地理观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之上，有其合理和科学的一面。不过冯友兰又指出，建立在一定经验基础上，推理要有一定的限度，邹衍在地理观上就推得太远，以致成为主观幻想。但不可否认的是，邹衍的地理观大大超过了前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中国乃“天下全体”的这种偏见。照邹衍的说法，以前的人真是“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他的学说极大拓宽了人的心胸，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邹衍的地理观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皇帝还是摆出惟我独尊的派头，不相信他的天父比自己还淫荡，会生出九九八十一个“天子”来统治八十一个中国。至于一般老百姓，生活圈子大约就在方圆八十一里，此外的情形，竟像是隔了八十一重天似的。
邹衍的历史哲学在秦汉时期影响较大，冯友兰认为，邹衍的历史哲学不仅用人们熟识的五行观念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而且也为统治者的改朝换代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邹衍的历史哲学，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五德”就是水、火、木、金、土五行的性质。每一个朝代受一种德支配，五德根据五行相生相胜的规律，递相转移，这就说明了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演变。“德”就像贾宝玉的宝玉一样，是一个王朝的护身符，命根子，德失而国亡。照邹衍的说法，每一种德都有盛的时候和衰的时候。在它盛的时候，它支持一个朝代，到它衰的时候，它所支持的那个朝代也行将就木；另外一种“德”冒出头来，支持另一家王朝的兴起。这样的代替是照着五行相胜的次序。五行中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每一德衰的时候，能胜它的那一德就扶持着另一个朝代取而代之。按邹衍的说法，黄帝是以土为德，夏是以木为德，商是以金为德，周是以火为德。朝代的顺序，也是和五行的自然顺序一致。以土为德的黄帝，被以木为德的夏朝取代；以木为德的夏朝，被以金为德的商朝取代；以金德王的商朝，被以火为德的周朝倾覆。按照这个顺序推衍下去，以火为德的周朝，必将为某个以水为德的朝代所克，而以水为德的朝代，迟早也要葬送在以土为德的皇朝手里。如此完成了一个历史循环。
照阴阳五行家的说法，在某一德盛的时候，自然界就有一种现象，作为某一德的象征。一个将兴的朝代，就根据这个象征决定它是受某德的支持。这种象征叫做“符应”。《吕氏春秋》说，黄帝在位的时候，地上长出一种大蝼（大概是一种膀阔腰圆的蚂蚁）和大螾（或许你会把它误认做旱地泥鳅），黄帝说：土气很旺盛啊。夏禹在位时，上天特意展示了一种特殊的草木，经秋冬而不衰败，禹说：木气很旺盛啊。商汤在位时，出现了一种兵器，锋利的刃口是从水中生出的。汤说：金气很旺盛啊。及至周文王在位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大火，有很多赤乌口衔丹书，在周文王祭祖的地方集会。文王说：火气很旺盛啊。按照这个顺序，代替周朝的应是以水德盛的朝代，在这个朝代出现之时，必然出现水气旺盛的征象。（周王朝的九鼎归属未定之时，一位望子成龙的母亲，又对“五德终始”说深信不疑，当她发觉自己年近弱冠的儿子还尿床时，是不是会欣喜若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