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斯有一次赴宴，席间请他弹琵琶，他说：“我不善弹琵琶，不过能将小市镇变成大城市。”
他说这话时一副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但这句话（如果稍微修改而用在政治上）可以表示两种治国才能。我们且把历代的王公卿相认真地加以检讨一下，就可以发现有的人能把小国变为大国，却不会弹琵琶。也有许多人弹起琵琶来指法熟练，却无法把小国变成大国，这类人往往会把鼎盛的春秋沦为破碎江山。有许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为了讨好主子与博取人民的爱戴，不惜施以卑鄙的手段或诡计。这种勾当便称为琵琶小技，加在他们头上称之并不为过。因为这种事情只图一时之快，只与个人利害有关，对国计民生毫无补益。也有一些大人先生们对于自己的职务尚能处理，谨慎从事，不致酿成大错，但是并不能增加国家的威望与财富。这种人本身姑且不论，现在要来谈谈工作本身。就是说，国家真正的精神何在？怎样才能保持那种精神？这是谋国者应把握的主题。怎样能够做到既不过份高估他们的力量，以致不自量力而结果吃力不讨好，也不低估他们，以致陷入凡事怕做的畏缩情况中？无论在容积与范围各方面，一个国家的大小是可以测量得出来的，它的财税收入也是可以计算的，人口可以用数字表出，城镇可以用地图画出。然而，卒土会工作中最易犯错的是国力的正确估计。耶稣不把天国当作一个大核果，却把它比作一粒芥子——虽然那是一种极小的粒子，但是刺激性极强，传播也很快。同样的道理，有许多国家地大物博，可是不易扩张或治理；有的国家虽小如芝麻，却具备了变成大国的基石。
设有铜墙铁壁的城，火药库和兵工厂储存丰富，铁骑与战争用的巨象，还有铁工厂，样样俱全，可是一个国家如果徒具这类东西，而没有训练尚武强悍的国民，也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已。所以，如果国民缺乏勇气，兵力本身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因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狐狸对于绵羊的多寡是不在乎的。亚贝拉的波斯军浩如烟海，使亚历山大的大将为之惊愕，于是报告亚历山大大帝最好是夜间去偷袭，但是亚历山大说，他不拟以偷袭而窃取胜利。后来他果然以寡敌众，轻取敌师。亚美尼亚人提格尼斯率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一个山头。当他发现罗马兵力不过一万四千人的时候，便哈哈大笑起来说：
“那些人作个使团有余。要是打仗就太少了。然而不到日落时分，骁勇的敌人便把他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兵力和勇气不相配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于尚武的国民。如果国民怯懦无能，军械缺乏，即使有金钱也不堪一击。梭伦对克里沙斯王说：
“陛下，谁有最精良的武器，谁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一切财宝。所以，作为一国的君主，如果人民都不是勇敢善战的士兵，那么就别高估自己的力量。”从另一方面说，人民有了尚武的精神，便可测知自己的力量如何。至于佣兵，据一切已有的例子，不论国君对他们如何重视，他们只是暂时展示他们美丽的羽毛，不久那羽毛就会脱光。
犹太和以萨迦的命运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同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既是小狮子，又是卧在羊圈中的驴子。一个国家中的国民如果负担过重的苛捐杂税，就永不会成为勇敢尚武的国民。不过，这些税款如果是人民愿意捐出的，他们的勇气便不致减得太厉害。如荷兰的货物税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英国国会同意的特别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读者必须注意；这里所指的是心，而不是钱包。所以，同一种税捐，自愿与强迫，在钱方面是一样的，而在心方面（指影响勇气而言）却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赋税过重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
一个国家的显贵如果增加得太快，这是执掌国事者应密切注意的。这种情形很可能使平民变成农奴，整日意志消沉，因为，事实上他们已成为贵族的奴隶。比如丛林，如果我们任它蔓草杂生，下面便不会有排列整齐的小树生长，而只见一片杂木矮丛而已。国家也是这样，如果绅士太多，人民从事生产者少，必然会贫贱，那么想培养尚武的人就非常难了。尤其是步兵，可以说是军队的命脉，是绝对不可少的。所以，人口多不一定有什么力量。刚才所提及的最好拿英国与法国来比：英国在土地和人口方面虽然较小较少，可是武力较强，因为英国的中产阶级最适合培养成良好的军人，法国的农奴则不然。就这一点来说，英王亨利七世的策略令人钦佩：他把农场和农舍制定一种标准，即土地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使每个国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至过着贫贱的生活，而且地主也是握锄头的人，不是只有雇工才握锄头，这样便可以达到诗人维吉尔笔下古意大利的境界：“举国皆兵，大地丰收。”
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我是指奴仆享有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奴仆并不亚于义勇骑兵队。因此，有如金碧辉煌的贵族显要，如云的仆徒，慷慨好施，国税因而增加，兵力自然强大。反之，如果叫贵族显要寒酸的话，国家的兵力一定也会贫弱的。
尼布甲尼撒梦中那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不论它的负荷多重也要维持生长下去。他的意思是说，要全国原有国民与归化国民都联合起来担起国家的重任，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凡是以宽大的态度尽量容纳从外国来归化的人的国家，都将成为一等强国。不要以为少数的国民，只要有最大的勇气和最佳的策略，就可以强大起来。如果不能宽容归化的话，恐怕只能支持短暂的几年，结果还是会崩溃的。斯巴达是个最喜欢容纳归化的民族，所以安稳地保守一定的领域是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当他们扩张疆士的时候，正如树枝过多，突然狂风大作，必定为风所折断一样。历史上最欢迎归化的是罗马人。他们不仅给予归化（他们称为公民权），而且彻底地给予归化。也就是说，你不仅有贸易权、婚嫁权和遗产权，也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不但使个人归化，也使全家、全城，有的甚至全国准予归化。此外，还有移民的风俗，把罗马的种子移到别国去，这些权利也包括在内。把这两种办法合起来，结果不是罗马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扩张到罗马来，这便是可靠的富强之道。有时我觉得很奇怪，西班牙的本国人这么少，怎么会控制这么大的版图？我们应记住西班牙的版图正如一株树干，比当初的罗马与斯巴达要大，他们虽然不像斯巴达那样尽量容纳归化的人，可是他们利用另一种办法，情形也就差不多了。他们的正规军里容纳外国人，并且几乎是不管任何国籍的人他们都一律欢迎，甚至高级长官中也有外国人。不过，他们目前已感到本国人越来越缺少了。于是菲力普四世颁布奖励生育子女的命令，我们从这道命令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来。
安坐在室内可以完成的技艺，以及只需要手指而不需要臂力的精巧手工，确实在本质上与军事相反。一般说来，一切尚武的人都有一点懒惰，他们不喜欢劳动，而喜欢冒险，他们要保持精力，当然不可让劳动消耗了气力。所以，在古代的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等国，一般都用奴隶，这样便都可以不劳动了。然而，现在根据基督教的律令，这种制度废止了。和奴隶制度相近的，是把一些繁琐的工艺交给外国人去做。使大部分的本国人民做以下三种王作：种田、当自由佣仆、做较有气力的手艺，如打铁、做水泥工、木匠等，而职业军人则不计算在内。
然而，一个国家要富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武备当作主要的荣誉、研究和工作，我们以前所说的都只是充实武备的训练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加以关注和行动，又如何谈训练呢？洛马拉斯死后送给罗马人的一份礼物：最重要的是注意武备，这样便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斯巴达国家整个组织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制定。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曾经一度武备充实，不过为时短暂。高卢人、德意志人、哥德人、撒克逊人、诺曼人，都曾一度武备很充实，不过也渐渐地衰微了。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有武备的只有西班牙人。但是很明显地，我们最注意的事也就是我们最受益的事，所以在这里也不必再多谈了，只要指出这一点加以注意就够了’。一个国家如不直接从事建军，富强绝不会从天而降。长期从事武备的国家，它的效果是惊人的（如罗马人与士耳其人），这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历史教训。然而，这只是一国在有充实武备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富强的境地，而这类国家在他们的武备技术衰退时，也就不能再保持富强的地位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一个国家必须制定一种法律，以备在作战时可作适当的借口。因为我们的人性天生有是非感，我们的国家如果要作战，一定要有理由，最低限度也要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土耳其人以传播律令为作战的理由，所以他们出师永远都是名正言顺的。罗马人战胜回来，认为扩张疆士是他们大将的荣誉，他们发生战争时，并不全靠这个理由。当然，要想富强，第一要警觉，无论是自己的边疆民族、商人或外交使节，只要受到侮辱，都要立刻为他们复仇，不可拖延；第二要随时准备支援盟国或请求盟国援助，像罗马人就是这样。他们和几个别的国家联盟，一旦遭受侵略，便请盟国援助。不过，罗马人总是走在前面，他们绝不让别人有抢先的荣誉。至于古代干涉别国内部党争的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充份的理由：如罗马人为希腊殖民地的自由而出师，斯巴达人建立或推翻民主或寡头政治而出兵，外国人假借正义或保护的名义而出兵，为解救别国国民而战。总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及时把握作战时机，是不会富强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运动就不会健康，自然界的物体和社会团体也是这样。就一个国家来说，出兵有名，并且用意光明磊落的战争，就好比有益的运动。内战实在像一阵寒热病所发的高烧，但是对外战争就好像运动后所发的热，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懒惰的和平使勇气丧失、道德沉沦。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永远武装起来，则一定会富强。如果有一支训练优异的部队，虽然很费钱，可是在邻国之间，通常还可以有领导的作用，至少也享有虚名，在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经常保持一支训练优异的部队，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
海上的霸权就是一个帝国的缩影。西塞罗曾写信给庞培的将领亚提科斯，谈到庞培准备攻打凯撤的事说：
“庞培的政策像是塞米斯托克里斯说服雅典从海上进攻波斯的政策；他认为谁有海匕霸权，谁就是强者。”毫无疑问的，他是虚荣的自信心太强，想把凯撒的力量消耗殆尽。关于海战的效果，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的亚克汀之战，便决定了第一帝国由谁来执掌。1571年利邦多的战役：土耳其击败了西班牙联军，便确定了土耳其的伟大。历史上以海战获胜而结束纷争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一国之君要全力以赴才能成功。无疑，谁控制海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陆上称霸的则只是海峡以内而已。迄今欧洲海上的优势属于英国，一来是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内陆或绕着海岸，对英国有利；二来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大部分像是海上霸权的附属物，全都在英国控制中。
后世的战争比古代光荣的战争，似乎黯然失色。现在为了鼓舞士气也有各种等级的勋位，且颁赠时不分军民，另外也有勋章以及伤残病院等设备。然而，在古代，战胜的地方竖立起纪念碑——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个人方面的花环与桂冠，后世国君以获有荣誉者的名字作为国号或帝王名号，大将凯旋的光荣，兵士解甲时所得到的大批赏赐，这些都足以提高士气。当年罗马人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炫耀战绩，而是定下一种聪明的制度，包括三种酬劳：荣誉归于大将、金银财宝归于国库、赏赐归于军队。可是，那些荣誉对亲自率兵出战的帝王并不合宜，因为荣誉是属于帝王本身或他的子弟，故要酬劳的只有后两项，即赏赐有功的部下一些彩衣，或赏赐大将一些锦旗而已。
总括来说（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这小小的躯体无法再增加什么东西，但在国家这个大躯体上，一国之君有力量增加它的广度与大小，因为他可以借法令、制度、风俗等，为后世种下富强的种子。然而，这些事常被忽略，而让运气去作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