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理国家的人应该知道国家动乱的征兆,通常当人民已无上下之分时,动乱的征兆就最为明显:这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昼夜交接的时候最大一样。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将有大动乱之前也是这样。
“暴风雨知道前兆,祸起阋墙有暗争。”
对国家的诽谤和放肆的言论如果太多而无所顾忌,流言四起,损害国家利益的歪曲报导,都是暴乱的征兆。罗马诗人维吉尔说,流言女神是巨人家族中的姐妹之一“大地的母因为怀恨诸神,生下一女起名流言;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年幼的一个,她是巨人西亚斯和安塞拉多的妹妹。”
流言好像是过去煽动的残留物,实则是未来煽动的前奏。不管我们如何明白辨别,暴乱的煽动与流言的煽动都是如同兄弟姐妹般平行的事。国家的良好政治和合理的措施本可令人满意的,但一经流言的打击,恶意的中伤,便成了百无是处,正如塔西托所说:对于政府的不满如果普遍存在,则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将同样遭到攻击。切勿认为流言只是骚乱的象征,只要加以压制就可以补救,只有不轻信流言才是制止流言之上策,如果不断地压制,反而会使流言传播得更久。塔西托说顺从自然也不是部下对长官那种俯首从命的服从,而是要有所辨识地顺应。纷争、辩论、对命令不满,都是摆脱束缚的方法、不听命令的表现。尤其,当台上的人以温文畏缩的态度发言,而反对者却以大胆放肆的态度讲话时,不服的表现更是明显。
主张权谋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说得好:国家应为民父母,如果有所偏袒,便会像一条载重不均的船倾向一边去,例如法国亨利三世起初介入消灭新教徒的联盟,不久又倒戈,自己反受攻击。假使国君成为某种运动的同谋,而当其他方面的势力大过国君时,国君的名位已就名存实亡了。
假使纷争公然兴起,政府的威信便会失去。政府最重要的行动应该是像行星在天体中的运行,每一行星都是由一主动力推动而迅速前进,自身的运转却是缓慢的。假使大行星运行过猛,塔西托则说:
“太放任了,以致有违服从(顺从自然)的原则。”这也表示整个轨道已经出了毛病。威信像是上帝赐给国君的束腰带,可随时放松,以维护政府的四大纲领: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如果发生了动摇或减弱的征兆,人民就会祈求明清政治,就像祈求一个晴朗的天气一样。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先来谈煽动的因素,再来谈谈煽动的动机,进而再谈补救的办法。
关于煽动的因素是值得研究的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防止煽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消灭煽动的因素。例如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要熄灭那星星之火。煽动的因素有二:极度的贫穷和不满。当然,如果大多数的财产被吞没了,大多数的人便会赞成骚乱。罗马诗人鲁肯描写罗马内乱以前的情形说:
“财产因高利贷而被吞没,信用动摇了,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
“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的投机取巧心理,就是国家将乱的必然征兆。假使较有名望的人都遭遇了贫穷的处境,平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则危险就会紧迫而扩大,因为饥饿而生的叛乱是最激烈的。至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如同人体内的体液很容易发高热,以致皮肤肿胀一样。做国君的不要以民众不满的情绪是否正当来判定危险性的大小,因为这样会作出过于理性的估计。其实,他们的不满往往伤害自己或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不可拿造成不满的痛苦来衡量危险的大小,因为民众的恐怖心理大于痛苦的感受时,他们的不满会更加增大。这是说,“痛苦是有限的,而恐怖却不然。”并且,当政府对民众的压迫太重时,那种被激起的不耐情绪可能变成勇气,恐怖的情绪则不然。同时,不要因为不满的情绪常常发生,并且时间闹得很久都不曾引起什么乱子、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并不是说烟云一定会变成暴风雨,暴风雨也未必会骤然而至,可是最后或许会出乎意料地涌现。正如西班牙俗话说:
“吹灰之力可以断弦。”
煽动的原因和动机是宗教改革、重税、法律和风俗的改变、某种特权的丧失、一般的压迫、不公平的升迁、起用愚庸或陌生者、饥饿、散兵游民、剧烈竞争,以及其他惹起公愤的事都足以使得民众团结起来从事革命运动。
关于补救的办法,有一些基本的预防法,至于适切的补救办法,必须对症下药,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统治者的事,不如说是议事者的事。
第一种预防就是除去一切足以引起叛乱的本质上的因素,那就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为了消除贫穷,就得使贸易平衡、培植工业、消除游荡与懒惰的习尚、以法律节制浪费、改进耕作土壤、调整物价、节制税收的浪费等等。一般说来,我们必须预先筹划,使国内的人口数目不超过生产总量所能负荷的程度。人口的计算也不要单以数目来作限制,因为人口少而消费量多时,反比人口多而生活较节约、储蓄较丰富危险得多。所以,贵族显要的增加和平民的比例过高时,国家必然贫乏。僧侣增加过多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对生产毫无补益。饱学之士过多也会发生同样的弊病。
我们也要记住:某国的收入就是另一国的损失(因为一处有所得,另一处就必有所失),只有三种东西可以从甲国销售给乙国,一是天然产品;二是工业制造品;三是交通工具。所以,如果这三个生产的轮子转动起来,财富就会源源而来。经营和运输较物品本身更有价值,更易充实国库,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例。荷兰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很卓著,他们把最佳的矿产善加经营和运销而带给国家财富。
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运用要最佳,使一国的财富不要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不然的话,即使有大量的生产也会有饥饿的现象。金钱好比肥料,除非散开,否则是没有用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办法就是对于高利贷的剥削、货物或某些事业的垄断,以及大牧场等应加以控制。
为了清除不满的情绪,我们必须明了一国之内有两种国民,即贵族(或类似贵族者)与平民,如果他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不满,危险性就不会太大。因为平民的情绪没有贵族的激动,它是非常迟缓的,并且广大的平民如果不自动发出不平的呼声,贵族的力量也是很小的。当贵族等待着平民方面不满的怒潮掀起时,那么危险性就大了。所以诗人(荷马)曾杜撰了神话来警示我们:天神周比德听说众神有叛意,便听从智慧女神派拉丝的意见,派人去召唤百手巨怪布莱阿鲁斯来协助,否则,天神早就被众神缚起来了。这个寓言自然是讽刺一国之君若想安安稳稳,必需要得到平民的拥戴才行。
对于民众的痛苦和不满的情绪,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出来,这才是一个安全的政策。人体内的体液如汗水等如果不让它排出,或是受伤的淤血倒流体内,就会有生疮或恶性肿毒的危险发生。
天神周比德处置埃匹米修斯,对于普罗米修斯在预防不满这一点来看是很适切的,这是防止不满的最佳策略。当痛苦和罪恶的病菌从盒子里飞出来的时候,埃匹米修斯把盖子关上,却把“希望”留在了里边。的确,用熟练的政治手腕培养希望,把人们从这个希望转到另一个希望,可以说是防止不满毒素的惟一良药。当一个政府不能使民众心满意足时,却能以希望来取得他们的拥护,这也是贤明的政府。政府在祸患来临时,利用一线希望妥为安排,这个策略做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不论个人或政党,都容易以希望来自我安慰,或至少会故意装出不相信有祸患来临的样子。
政府方面一定要使民间没有适当的祸患中的首脑人物,使那些不满现状的群众无所依靠。这种未雨绸缪的办法是大家所熟悉的,也是防范于未然的最佳做法。我认为一个适当的作乱事件,首领应该是个伟大而有声望的人物,他是获得不满者的信任与人民的拥戴者,但他对于自己的一切也是不会满意的。这种人可以用迅速而诚恳的办法加以笼络,使之与政府妥协,或让他和他的同党互相倾轧,这样就可以达到分裂的目的。一般说来,分离反对党,使他们不致过于亲密而保持距离,或说至少使他们互不信任,这种办法并不坏。如果执政者意见分歧、党争频伐,而反对者却协同一致的话,则局势就变得极为凶险了。
我曾注意到国君发表机警而锋利的演说,而抬高了叛乱者的气焰。凯撒说:
“西拉不学无术,所以不知如何称霸世界。”这句话闯下了大祸,因为他把人民的希望击破了,以为他只知独裁,不知其他。迦尔巴说:
“我不收买士兵,而是征用士兵。”他也惹来杀身之祸,因为这话使士兵们失去了获得犒赏的希望。同样,普洛巴斯说:
“有我活着,罗马便不需要军队。”这话使士兵们大为失望。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国家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国君出言不能不慎,尤其是像刚才提及的演说言辞,虽短短几句,却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那有如飞矢不胫而走,激起了他们的心声。
最后,为了应付一切事变,国君必须有一个或更多的骁勇之士来保护他,压制煽动,防患于未然。否则,纷乱一起,朝野震惊,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危险就像塔西托所说的:
“一般人的性情是这样的,少数人喜欢恶作剧,多数人爱看恶作剧,而大众却会承认恶作剧是事实。”在军事方面的人物须有信誉,不可喜爱争端,不可讨好群众。另外也要与政府的其他官员保持友好的关系,否则,正如不当的补药,反而比疾病对身体更为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