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十分注意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安排一些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有名望的民主人士担负领导工作。他多次主持华南分局开会，讨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民主人士李章达，当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广州行营的中将高级参议，是当时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的老上级。他长期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并做过有益的工作。解放以后，他留在广州。经过叶剑英和华南分局领导人提议并报告中央批准，李章达担任了广州市副市长和广东省政府副主席。早期同盟会会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丘哲，拥护、支持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叶剑英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同他有交往。新中国建立以后，丘哲先后担任了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职务。叶剑英尊敬地称年长他12岁的丘哲为“丘老”。一次，丘哲设家宴招待叶剑英，饭后，叶剑英诗兴大发，当即作“在丘老家宴”诗一首：“蛇羹鱼弹胜莼鲈，越秀山前客不孤。溜到新歌翻旧调，顿念乡思起乘除。”
对于其他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叶剑英也十分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倡导在工业、财经、文教等系统每周开一次民主人士茶话会，并确定为制度坚持下来，定期开会。他在百忙中，尽量抽出时间，参加会议，直接听取和采纳民主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广东省和广州市的一些有名望的旧官员、旧军人、旧知识分子和专家，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积极性得到了发挥，在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叶剑英常常提醒省、市的领导同志：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干过坏事，但后来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工作。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正确对待他们。原宋子文的广东税警团骨干分子莫雄，是国民党高级官员，曾参加过镇压广州起义。他的堂弟莫应在香洲兵变时又曾参与谋害叶剑英。但他后来与共产党有联系，做过几件好事，如曾把蒋介石布置第二次“围剿”红军的军事会议的情报交给中共地下组织。他在贵州毕节地区当专员时，曾为长征路过该地的红军部队提供过方便，等等。新中国建立后，叶剑英得知他到了香港，便亲自给他写信，要他回广州参加建设工作。莫雄从香港到达广州，叶剑英很快接见，并给他安排了工作。镇反运动开始后，有人主张要杀掉他。叶剑英说：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罪也有功，现在表现也不错，不能杀，要保下来。后来，还安排他当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叶剑英亲自过问和关照过的民主人士及其家属究竟有多少，谁也记不清了。他对于统一战线工作，从不满足于一般的号召，而是把工作具体地做到每个人的身上和心上，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温暖，并尽其所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也尽自己所能保护了那些应该保护的人，后来又帮助他们平反了各自的冤假错案。许多直接受到他关心照顾的民主人士及其家属，一说起叶剑英，常常热泪盈眶，内心充满了感激敬爱之情。
叶剑英在主持华南分局工作期间，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直接领导了香港工委的工作。凡是有关香港的重要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和处理，并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南分局的正确领导和香港工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在“反地方主义”的漩涡中
1952年，正当叶剑英在华南艰苦创业，大展宏图的时候，平地风波起。这一年6月，毛泽东突然将叶剑英、方方、陶铸召到北京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原来，中南局和华南分局的少数领导人片面地向毛泽东反映，说华南分局在农民问题上“右倾”，并存在着“地方主义”（主要指方方）。
所谓农民问题上的“右倾”，就是指叶、方在广东农村土改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实际上，叶剑英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部署土改运动的。从土改准备、试点到推广，每一个计划和各阶段进展情况都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得到批准的。叶剑英在领导土改中，特别强调注意对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要求区别对待，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搞得稳妥一点，这是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的，也是有远见的。这并不是什么“和平土改”。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对于叶剑英、方方来说，也是不存在的。方方作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管分局的组织干部工作。在干部的分配，使用问题上，是根据叶剑英在赣州会议提出“搞五湖四海”的原则进行的，地委以上干部是经过分局集体讨沦决定的。1950年以后，陆续调来了几批南下干部和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叶、方都给予了恰当的安排，有些人还放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叶、方在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但绝不是排斥外来干部，更不是搞“地方主义”。历史事实证明，叶、方当时使用、安排的地委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优秀干部，后来大部分担任过省一级的领导职务。因此，加在叶剑英、方方头上的所谓两个“错误”，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方方不能不接受由中央出面所作的批评，并违心地进行了检查。叶剑英、方方、陶铸从北京开会回到广州后，于1952年6月29日至7月6日，召开了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反地方主义”的斗争。叶剑英在6月30日的会议上，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7月6日又对会议作了总结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他对所谓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和“地方主义错误”，都承担了责任。他反复说：“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方方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会议上有人认为方方的检讨很不深刻。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地方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结束后，由陶铸主持起草了分局及各地区反地方主义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华南分局将这个综合报告连同叶剑英的检讨报告、总结报告和方方的检讨，陶铸等的发言一并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综合报告除叙述了这次“反地方主义”的经过和概况外，特别列举了“地方主义”的“严重表现”，分析了“地方主义的危害性”，甚至把“反地方主义”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随后，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公正的裁判。当年华南分局党内开展的这场斗争，经过了30多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后，是非界限更清楚了。这场斗争把华南分局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党内的不同认识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来批判，挫伤了不少地方干部，造成了不良的后果。1979年8月，广东省委对反“地方主义”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不久，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委意见，纠正了当年对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其他领导人的错误批判。1986年10月叶剑英逝世以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悼词，对他当年主持的华南分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悼词说：“建国以后，叶剑英同志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领导完成华南地区的剿匪任务。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叶剑英逝世后，薄一波发表文章，就过去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根据自己当年参与调查处理的亲身经历，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于以澄清。他在文章中写道：
1952年6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讨论广东问题的会议。会上批评了广东工作中存在‘地方主义’问题，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尽管这样，剑英同志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还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未能及时发现’的领导责任。这说明他是胸怀豁达，严于责己的。
“现在，事情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批评广东一些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存在着把问题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和处分，更是不正确的。1979年8月，广东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报告。10月，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的分析意见，对此事进行了纠正。”
1994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关于撤销对方方解放初期所受处分的意见。中央认为，解放初期方方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经济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当时对方方的批判缺乏事实依据，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来给予方方的撤职处分，为其恢复政治名誉。这样，广东解放初期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组织上、政治上均得到了彻底纠正。
五巩固国防南大门
叶剑英在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期间，一直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负责对广东地区军事工作的统一领导。1951年5月1日，华南军区正式成立，叶剑英任军区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华南军区统一指挥驻广东、广西地区的7个野战军和华南各特种兵部队，以及广西、粤东、粤西、海南4个军区。
华南军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准备对付美国为配合其侵朝战争而纠集蒋介石集团对华南地区可能发动的进攻。为此，叶剑英遵照军委指示，主持制定了各种情况下的作战计划，同时加强战场建设，抓紧部队的组建、扩建工作。以海军建设为例，经过1年多时间，就有较快的发展。叶剑英在1952年1月写给毛泽东与军委的报告中说：“从组织情况上看来，华南海军已是初具规模的一支海军了。去年经过一年来的政治整训与战斗训练，在战斗力上已开始协同陆军在琼州海峡与珠江口两处要点上担负海防任务。”
在叶剑英和军区其他负责人的正确领导下，华南地区的部队、民兵和人民群众一起，不仅多次歼灭了小股窜犯沿海、边境的匪特，而且成功地粉碎了美蒋集团妄图大规模偷袭潮汕、海南岛等地的企图。1952年秋，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连遭失败以后，便阴谋唆使蒋介石集团袭占海南岛，妄图在中国南疆再开辟一个战场，牵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作战。美国政府给蒋介石军队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并派出了大批军舰，准备为蒋介石运兵登陆。而当时人民解放军在海南岛的守备兵力却十分薄弱。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指示华南军区，紧急加强海南岛的战备工作。叶剑英立即召集华南分局和军区的负责人开作战会议，讨论在海南岛抗击敌人偷袭登陆的作战方案和措施。他在会上说：海南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华南门户的前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美蒋占去。如果敌人占领了海南，不仅对我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作战不利，而且会对广州、华南以至全国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会议根据军委和中南军区的指示，决定迅速派部队渡海，加强海南岛的守备力量，同时派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吴克华任海南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全岛的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一部分部队从大陆日夜兼程，开往海南岛。渡海的船只不够用，就借用民船。很短的时间内，数万名指战员便集中到海南岛，同岛上的人民一起筑起了抗击来犯之敌的铜墙铁壁。美蒋集团获此情报，不敢再轻举妄动，其阴谋袭占海南岛的计划遂告破产。
随着华南沿海防御力量的增强，敌人进行大规模窜犯和袭击的阴谋难以得逞时，又改为以“钻”为主的方式，继续同新生人民政权进行较量。叶剑英号召华南的党、政、军、民做好防止敌人偷钻的工作，强调指出：“过去国民党对付我们共产党的办法有五个，捉、杀、打、骂、钻，现在前四个办法都不行了，还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钻，从海外派特务或小股部队，钻到大陆来捣乱。华南地区处在与敌斗争的最前线，应当高度重视防钻工作。”他要求把防钻斗争同各项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依靠工农兵群众来做好这一工作；要大力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党政军民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要进一步健全和巩固农村各级政权组织，依靠部队和民兵，继续肃清土匪，清除隐患；要加强城市工作，抓好治安、警备，使反动分子无空可钻。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偷钻活动，叶剑英同军队、地方的负责人反复研究，确定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首先建立海边防组织机构，加强海边防防御体系。发动沿海和边防的群众，全力参加海边防斗争。沿海各地区均成立海防、海岛和边防工作委员会，专门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其次，加强海边防部队，统一调配力量，将公安部队、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分层配置，构成层层罗网。敌人即使钻进来，也插翅难逃。第三，将海、边防地区的渔民和民兵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在海边防斗争中的作用。第四，开展反空降斗争，坚决打击敌人空降特务的活动。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取得了明显成效。边防军民先后歼灭了多股偷袭偷潜的国民党军，并捕歼了数百名空投的特务，有效地保卫了陆海边防的安全。
1952年8月中旬，叶剑英感到胸部疼痛，有时心律失常。这是心脏病的症状。中共中央得到叶剑英的病情报告，立即派医疗专家到广州为他治疗。接着，又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叶剑英这次患病，与到华南三年来的紧张工作、过度劳累有关，同时与在党内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致使精神上受到某些压抑也有关系。叶剑英到北京疗养了8个月。1953年2月，他的病情基本好转，便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回华南工作，并希望给予指示。此时，中共中央对他的工作已另有考虑，在名义上，仍保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直到1955年5月华南分局撤销时止）。5月，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代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在此之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南军区代司令员。10月，中共中央又调他回中央军委工作。此后，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