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想法，”叶剑英同众人商量说，“能不能利用一些归国华侨在国外的关系，以别的名义将粮食买到，先运到香港，再设法转来广州？”他的这个提议得到邓文钊的赞同。邓文钊主动要求提供自己在香港的房子，作为活动的落脚点。邓还推荐蚁美厚等人来办这件事。
蚁美厚，泰国华侨，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在泰国主要经营船务和进出口贸易。他同情支持国内的人民革命斗争。1949年6月，他被邀请回国准备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0月底回到了广东。
叶剑英听了伍治之、邓文钊对蚁美厚情况的介绍，当即同方方找到蚁美厚，详细询问了他在国外的经营业务，然后说道：“这件事情需要你出力，具体办法还要仔细研究。总之，一是要快，二是要稳妥。广州的人民需要这批粮食。”蚁美厚欣然领命。他赶到香港，给仍在泰国的夫人和女儿打长途电话，要她们购买一批大米，然后通过五福轮船公司转运至香港、澳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的过程，才将大米买妥并分批运抵香港、澳门。接着，又经过港澳爱国知名人士何贤、马万祺、柯平等人设法，终于在1950年春把大米运到了广州。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又赶上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军队、地方都需要粮食。从外国购买的粮食运进来后，一部分供应给城乡群众，一部分供应给进军海南岛的解放军部队，缓解了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
四金融斗争
广州在金融物价方面斗争的尖锐和复杂程度，在全国新解放的大城市中是屈指可数的。叶剑英在他主持起草的华南分局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对此曾作过深刻的分析：广州过去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长期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市场，一大批买办官僚地主分子以广州的十三行一带为基地，大肆进行金融投机，走私贩私，炒卖金银、外汇。靠此维持生计者达到数万人，几十年来已形成行帮。他们与京、津、沪、汉、港、澳等地建立了密切联系，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勾结，与土匪、流氓、大天二、黑社会组织、特务、军阀连成一气，有较深固的社会基础，组织严密，势力很大。特别是由于广州与港澳毗连，在国内外反动势力作用下，使广州及其四乡成了港币盘踞的市场，市民、乡民的一切交易，均以港币为本位币。在这种情况下，要在解放之初的短时间内，建立起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的金融体系，并稳定市场物价，难度确实很大。
为了尽早确立人民币的地位，1949年10月18日，叶剑英就让广州警备司令部负责人以广州市军管会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布禁止银元流通，以人民币为本位币。11月2日，省、市人民银行成立，正式开展业务，调整了人民币兑换港币的比价，政府开始收税，各公私企业一律收用人民币。因而人民币的地位暂时得以稳定。但是，从11月中旬开始，由于受全国性物价波动的影响，大批游资流入广州，以十三行为大本营的地下钱庄和金融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他们公开散发行情单，称人民币为杂币，煽动拒绝使用人民币，并制造谣言，说解放军滥发钞票，每个团都配有一架印钞票的机器，支前司令部抛出了大量票子抢购物资。不久，市面上还发现了假钞票。广州市的物价一时直线上升，广大市民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人心浮动。群众纷纷要求取缔地下钱庄，严厉打击金融投机活动。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同华南分局及广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多次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他分析说，广州金融混乱的状况固然与外地游资涌入和供求关系有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旧有的、潜在的经济体系在作怪。因此，必须采取经济的和政治的两种手段，给这种经济体系以严厉打击。在他主持下，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做出决定，采取取缔非法地下钱庄，向商人借款支前，开展拥护人民币的宣传运动等紧急措施，从根本上扭转广州金融的混乱局面。
在采取这些紧急措施之前，叶剑英要求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对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即兑换钞票的档铺，意思是进出门都要被剃一刀）的情况进行秘密调查，搞清楚它们的名称、位置、主管人、商业情况，印假行情单和假钞票的线索，然后列表登记，经市政府审查批准后再行查封，以便稳、准、狠地进行打击。
12月5日，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在广州全市发动了一场“金融战役”。下午2时，市公安总局干部，一部分警备部队和工人、学生，突然出现在太平南路十三行一带，对分布于该地区172家钱庄中的130家进行检查，将其经理、主管及账目、密码等证件带走，其余财物予以封存，并留下武装人员看守。然后，对拘捕人员进行审讯，分别情况进行处理。对其中的大部分人员，经过教育后，给予释放或保释。对于利用官僚资本进行大规模投机者，则予以严惩。
扫荡“剃刀门楣”是与取缔地下钱庄同时进行的，这一任务由各区公安局干部与部分学生执行。各个行动小组乘上汽车，每到一处“剃刀门楣”摊档前面，便突然停下，将坐档的人带上车，同时没收其财物，然后向群众进行宣传。群众对此无不拍手称快。当日共捕获坐档者522人，亦分别情况进行了处理。
这天，还采取了另一项措施：向商人进行支前借款。其目的在于紧缩银根，回笼货币。叶剑英主持制定的借款政策是：只向商人借，工业户不借；营利多者多借，营利少者少借；投机性商业多借，必需品商业少借。各行业平均借款额，以10％左右为限。这一工作由市政府各局干部负责进行。下午2时，市政府有重点地召集各行业商人，首先传达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精神，向大家提出借款150亿元（旧币）的任务，并讲明了借款的目的和原则，请大家讨论。接着，由141个行商推行出总评议委员会，按行业分摊借款数额。然后，市政府派干部到各行户民主评议每户借款数。最后，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借款数额进行核准，由市工商局发出通知书，请各行户在规定的时间内向银行交款。结果，借款任务顺利完成。
广州市的“金融战役”，由于指挥有方，计划周密，组织严密，行动迅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次日，在叶剑英和市政府的组织下，全市的工人、学生2万余人，采用花车、秧歌等形式，开展拥护人民币、拒用港币的宣传运动。同时，市政府派出人员，专门抽检商人是否以人民币为本位币记账。经过这许多措施，人民币的信誉、地位迅速上升。12月6日，黑市价格即与公开价格取齐。香港的反动报纸对此惶恐不安，攻击说：“叶剑英洗劫十三行！”敌人叫骂，人民叫好。广州市人民衷心拥护政府的这一果断措施，纷纷赞扬说：“政府做得好，做得对！“共产党真有办法，五六千人同时行动，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走漏，解决问题既迅速又干脆，真了不起。
金融斗争的胜利，为全市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五市政建设的起步
1950年元旦，广州市政府在观音山运动场举行体育表演会，叶剑英高兴地出席了大会。这一天，人山人海，刚刚平整过的场地容纳不了到会群众，以至在周围斜坡、山头上都站满了人。叶剑英见此情景，对在场的朱光副市长和青年团广州市工委负责人说：“能不能组织全市青年进行义务劳动，挖土方扩建场地？市政府再拨点钱，在场地四周建上看台，这里就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体育场了！”朱光等人连声赞同。
大会开始以后，先由运动员进行了部分体育项目的竞赛表演。然后，叶剑英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号召大家积极参加体育活动，锻炼身体，以更强健的体魄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广州的事业中去。同时，他号召全市的青年进行义务劳动，用双手建设人民的体育场，作为广州市举行运动大会和群众集会的场地。叶市长的号召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大会后，在叶剑英、朱光的直接过问下，市政府拨出2亿元（旧币）经费，并组成一个筹建小组，具体负责组织施工。广州市的青年们踊跃参加义务劳动，每天都有上千人分批进场挖土运土。干了一段时间，天公不作美，春雨绵绵，工地泥泞不堪，严重影响工程进度。正在这个时候，叶剑英来到工地视察。他了解情况后，很快就调派来机械筑路队，以后又派来工兵部队帮助施工。这样，这个能容纳数万人的有400米跑道的正规体育场在较短时间内便建成了，叶剑英提议将它正式命名为“越秀山体育场”。
海珠桥，是广州市内横跨珠江的南北交通要道。国民党军队在溃逃时，丧心病狂地炸断了这座大桥。巨大的钢梁，一头搁在桥墩上，一头落到江水之中，严重地影响了交通。叶剑英和省、市的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立即修复海珠桥。在修桥过程中，他经常了解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各种问题。如何把插入江中的大钢梁弄出水面？这是一大难题。叶剑英对工地负责人说，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想办法解决。建桥工人们开动脑筋，在江面上固定一只大木船，然后利用潮水的起落，用木头和砖头硬是把钢梁顶了起来。叶剑英从工人身上看到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高度赞扬他们的创造精神。1950年11月7日，海珠桥修复工程竣工，叶剑英高兴地出席通车典礼仪式并剪彩，向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表示衷心感谢。这期间，他还以极大的魄力，制订了开发黄埔港的蓝图，并直接组织领导对黄埔港的疏通、治理工作，为后来这个港口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广州市的各项事业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全市人民看到城市面貌的一天天变化和自身生活的改善，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们对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建设新生活的信心更强，热情更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反动势力特别是潜藏匪特怀着刻骨仇恨，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窥测时机，企图暗杀叶剑英等领导人。在市政府所在地，曾发生两起特务将炸弹扔进院子中爆炸的事件。还有一次，叶剑英外出开会乘车返回住所途中，藏在一辆停在叉路口的卡车中的特务向叶剑英’开枪行刺。由于司机的机智躲避，叶剑英幸未受伤，但座车被击中。不久，市公安部门获得国民党特务当局在香港成立行动小组，训练特务，伺机潜入广州刺杀叶剑英的情报，立即向华南分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对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其他领导同志的安全极为关心。他一面指示公安部门加紧采取反特措施，一面给叶剑英发电嘱咐：注意安全，不要在公开场合露面，如集会、讲演等等。叶剑英深深感谢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回电说，我及分局同志，应遵来示，提高警惕，加强保卫，免遭暗算，同时加强侦察破案，镇压敌之阴谋。尽管敌人阴谋行刺，叶剑英却一如既往地开展各项工作。他深信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只要群众一起来，敌人的任何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越秀山下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报告会上，人民群众仍能时时看到他那魁伟的身影，听到他那洪亮的声音。人们从市长身上看到了一个大无畏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备受鼓舞，更坚定地投入到建设新广州的斗争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