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密议甘棠湖
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叶剑英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然而，摆在他面前的革命道路，却变得更加严峻艰难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巨大的逆转，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武汉三镇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身在武汉、担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目睹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心如刀绞，义愤填膺。他深深感到，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枪杆子是不行的。他更加痛惜新编二师的失败，多么希望能重整旧部，拉起武装，给反动派来一个反击啊！但是，中共组织却让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营垒中工作。
1927年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使革命走向复兴并取得胜利，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与此同时，一批党员干部相继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到达九江。
九江，南开陆道，途通五岭，北守长江，来商纳贾，史称七省通衢，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军队。共产党能够掌握和影响的有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都驻在这里。此外，还有其他部队。九江城一时显得拥挤不堪。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部设在甘棠湖附近。军长黄琪翔因汪精卫要他公开反共、“清党”，又面临着与新军阀争夺地盘的矛盾，满腹心事。于是，他不时邀请与他素有交情的叶剑英磋商军机大事。当时，叶剑英的中共党员身份极端保密，鲜为人知，但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也有交往。他尽力将获悉的重要军事情报传递给中共组织。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
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队。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个阴谋被在他们身边工作的叶剑英察觉了。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连夜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地告诉他。他们商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
在甘棠湖上的一个小划子上，叶剑英将他在山上听到的汪精卫、张发奎密谋要调贺军长、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
“他们名义上要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沉静地回答，并将他所了解的内情和盘端出。
叶挺听后问贺龙军长上不上庐山，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庐山，不去德安，只去南昌。”
叶挺接着说：“好，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
廖乾吾、高语罕支持贺、叶的意见。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叶剑英最后对叶挺、贺龙、高语罕等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
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7月26日，叶、贺部队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数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拒不从命。汪精卫不甘罢休，7月28日，他偕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赴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行动。会议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会后，汪精卫等迭次下令催促第二方面军务部队立即“清共”，严令贺、叶将部队立即撤回九江，并阴谋加害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得悉内情，立即派人下山通报给了廖乾吾。廖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
二巧献“计中计”
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城内守军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在起义的当天，即将这一重大事件通报给了在九江的叶剑英。叶剑英得到这一消息，心情十分振奋。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前去讨伐，妄图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里。汪精卫多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第二十五师长李汉魂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部队参加暴动。然而，第二十五师的一些部队在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已向德安集中，并迅即向南昌开去。张发奎狼狈地返回九江。
张发奎眼看部下一个军和近两个师的部队跟着共产党跑了，气急败坏。他在九江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张发奎说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心中十分焦急。他想，如果张发奎昕了朱晖日等人的意见，真要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将难以设想。他经过思考，决定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新回到广东立足的企图，劝诱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以便保存起义军的实力。于是，他从容不迫地分析战局，侃侃而谈：叶、贺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果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好多了。他向张发奎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
张发奎听了叶剑英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他自知以尚存的1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2万多“叛军”，难操胜券，同时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遂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
然而，张发奎毕竟怕担“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兵力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8月5日，电告武汉政府，谓“职部积极进剿”，本日先头部队已抵涂家埠，“速向南昌追剿”。实际上，他率部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宦黄时，才派兵追赶。对于这一段史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中有如下记载：“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其实，张发奎、黄琪翔的“追兵”，与起义军“嗣忽分途”，改向南雄，正是叶剑英向张提出“力主不追”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被追击的压力，从而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三保护“革命火种”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组织原计划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师生，也准备参加起义。这个学校组建于1926年年底。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革命势力在学校占优势，邓演达是代理校长，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学校是为继续北伐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政府的一个重要支柱。全校有男女学生4000余人，革命气氛很浓。
但是，后来汪精卫日益反共，国民党反动派便把武汉军校的革命师生称做“赤子赤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对此，军校的中共组织采取了应急措施。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迅速离开学校。一些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也先后撤走，党的活动则由公开转入秘密。当时在第四军工作的叶剑英时刻注视着武汉军校动向，关心着它的前途和命运。
厄运终于降临。就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那一天，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突然命令军校进行洪山野外演习。同时密令其嫡系军长何键、李品仙、刘兴等率队，将军校师生团团包围在洪山之上，企图一举歼灭之。
战事一触即发，情况十分危急。
叶剑英得知洪山演习与唐生智的阴谋后，即刻去找张发奎，劝他趁机解围，把军校这股武装力量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接受叶的劝告，立刻亮出“左派”领袖的招牌，亲自出马交涉。
唐生智、何键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终止其策划已久的反动阴谋。不久，武汉军校被张发奎宣布解散，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这支革命武装总算被保存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