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9日，大清帝国发布了责任内阁一号议案决议“铁路国有”上谕：
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线各案，一律取消。
令人失望的皇族内阁让天下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请愿团还没有来得及发动新一轮的请愿上书，帝国责任内阁就开始行使自己的职权。这个铁路国有的议案就是一道催命符，点名批评了粤汉铁路销售股票不力，根本不能造路，川汉铁路通过政府层层征收的民捐居然出现大量倒账，几年才修了15公里，按照川汉铁路的修路进度至少要上百年时间，那样后路修了前路已经烂掉。这道催命符在大清帝国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有皇族投了反对票，这注定成为大清帝国的一剂毒药。皇族内阁的分歧在5月8日宣布成立的那一天起已经出现，民政部长善耆是帝国第十代肃亲王，第一代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战功赫赫，在皇太极死后与多尔衮争夺皇位失败，后与摄政王多尔衮结怨被下大狱，顺治皇帝亲政后对多尔衮挫骨扬灰，追谥豪格为肃亲王。善耆是豪格玄孙，根正苗红的爱新觉罗皇族，承袭肃亲王爵，在1910年青年革命狂人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之后，善耆作为汪精卫一案的主审官，在阴暗的大牢里三番五次被汪精卫洗脑，进而开化，倾向立宪组阁开国会。在谋刺摄政王罪该当死，株连九族的年代，善耆却将汪精卫判为无期徒刑，关在大牢里的汪精卫依然不断向看望他的善耆洗脑，善耆不断向载沣提出组阁开国会。不杀汪精卫已经让载沣生疑，各省请愿团起哄架秧子，没想到善耆也不断在自己面前唠唠叨叨。善耆跟日本间谍川岛浪速拜把子，载沣本来就觉得丢了爱新觉罗高贵皇族的脸，没想到善耆竟然被一个该死的刺客给洗脑了，载沣是相当的生气。在川岛浪速的鼓动下，善耆对新权力的渴望也是与日俱增，希望能担任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载沣在和载涛等人秘密商议责任内阁人选的时候，一看到那封密电提到日本人陈兵海上就想起善耆跟川岛浪速那个倭奴拜把子的恶心事儿，最后看在善耆是豪格后代的面子上，才让善耆当个民政部长。善耆一听到任命，当时就气坏了，大清帝国到处都是灾难，到处都需要朝廷赈济，民政部长简直就成了灾难应急处理小队长了。盛宣怀提出的铁路收归国有又牵涉到民政部的利益，川汉铁路的资金是当地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收的苛捐杂税，都是农民们的命根子，一旦将铁路活生生给收归国有了，农民出现绝食逃难什么的，到时候又是自己给盛宣怀擦屁股，这事不能这么干，四川远在西南边陲，很容易闹事，到时候屁股都擦不干净。善耆投了反对票。
盛宣怀的心情不错，提笔给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写了一封信：“铁路一事，应全部划归商办，可由中国铁路公司与外国借款公司订立合同，中国政府掌握准驳大权……国家欲保自主权，惟有将各国修筑铁路的申请先交总公司核议，并与之谈判，其有益于中国权利者，不妨借款，只于对方有利却防害中国权利者，即可拒之。”盛宣怀没有细细思量善耆为什么投反对票，只是认为川汉铁路实在是太烂了，收归国有才是真正解救老百姓救亡国家的第一决策，盛宣怀当然有自己的理由充分应对反对者。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提出“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以辟利源而保主权”，自办川汉铁路。在当时各大铁路纷纷通过借外债修铁路，导致带来主权旁落、利权流失之时，锡良的主张不仅很快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也迅速得到四川人民的拥护。1904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在雍正年间大型文字狱曾静案主角、陕甘总督岳中琪将军的府第成立，章程暂定资本为5000万两，计划5年竣工。有了四川人民的高昂情绪，锡良提出以抽租之股、加征捐厘、摊派认购等筹资方式。公司章程规定，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须以百分抽三的比例交纳租股。根据1910年大清帝国官方发布的人口调查统计，当时四川7000万人，也就是说无论贫富贵贱，四川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到了1911年5月，川汉铁路筹集资金总额达到1670余万两，离总资本目标差距很大，但已经是当时商办铁路最大的一笔民间资本。
七年之间川汉铁路在总工程师詹天佑的主持下才修了15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詹天佑没权没钱，川汉铁路的总办督办都是朝廷指派的官员，川汉铁路存放在上海办事处采购设备的资金被上海办事处主任施典章给挪用炒橡胶股票了。盛宣怀刚刚上任邮传部部长，就接到邓镕关于川汉铁路上海办事处资金被挪用的举报，邮传部在资政院的监督下成立了调查专案组赶赴上海，当然这个专案组的部分成员还肩负着秘密调查梁士饴与交通银行的任务。专案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施典章先后亏挪、侵蚀路款350万两，这些资金分批次倒进了橡胶风暴亏损大户正元、谦余、兆康三大钱庄和利华银行。橡胶风暴的大骗子麦边逃跑后，川汉铁路的资金最后有两百万两已经是泥牛入海。案情查清楚后，资政院议决严惩施典章，依照《商律》追缴充公施典章挪用款项，罚款一万元，并交由案发管辖地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其关三年禁闭。张人骏很快就将施典章从北京给提到南京关押，会同上海道、江海关等衙门对施典章三番五次的严刑拷打，施典章就是卖儿卖女也还不上川汉铁路募集来的血汗钱。
血汗钱被挪用了，铁路怎么修？继续通过征收苛捐杂税进行募集资本？邮传部部长盛宣怀对民政部长善耆的反对嗤之以鼻：“如果继续征收苛捐杂税，人民群众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川汉铁路七年才修了15公里，不是没钱，而是钱已经被挪用或者贪污了，这样下去人民群众迟早要发火的，这种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征收的民间资本转化成为产业资本的路子在腐败没有杜绝之前，成功的概率很低，成本很大很大。”盛宣怀在提出议案之前，已经跟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十多轮的谈判，准备用收归国有的铁路作为抵押物进行贷款融资，盛宣怀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当初京汉铁路就是通过贷款赎回的，现在自己旗下拥有通商银行、交通银行，铁路邮政航运的大权都在自己的手里，经历了金融风暴重创的交通银行只要一两年就能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调剂资本业务，让交通银行重现勃勃生机，归还四国商业贷款也就不在话下。盛宣怀在善耆投下铁路收归国有议案反对票的那一刻还没有清醒，他甚至忘记了1903年那个正月初七的早上，通商银行遭遇挤兑风波，更加忘记了1900年日本间谍川岛浪速和大间谍福岛安正带着日本兵抢劫通商银行的悲剧。
就在善耆急匆匆到紫禁城内参加责任内阁会议的时候，川岛浪速正在肃王府手把手地教已经楚楚动人的川岛芳子练习日本武术。盛宣怀的铁路贷款集团里面少了一直觊觎大清帝国的日本人，日本人截获了英国的密电，获悉了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正在跟四国洽谈铁路贷款的绝对机密，这一次川岛浪速回到日本国内接受的新任务就是夺取大清帝国铁路权益。川岛浪速并不想大清帝国改朝换代，大冶铁矿的利益一直把握在日本人手上，日本人为了控制山东省，跟俄国人一场火拼，现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给大清帝国贷款，将日本人撇开就是要通过铁路控制大清帝国的实体经济。当然，一旦战争开始，日本人的既得利益可能全部灰飞烟灭，尤其是当年日本政府与大清帝国达成协议答应驱逐在日本的革命党，就是希望保住日本在大清的利益。日本人想不通的是美国的亚洲舰队一直在长江沿岸游弋，一旦战争一开，美国人可能借着保护侨民的名义将日本人赶出长江流域。川岛浪速嘲笑盛宣怀鼠目寸光，日本当然希望对大清的地方铁路各个击破，这样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一旦收归国有，日本将同邮传部进行统一谈判。在汉阳铁厂的借款问题上盛宣怀后来感觉到上当了，跟日本人的关系有些疏远，铁路贷款问题若与盛宣怀谈判，日本人的获利空间会压缩。善耆既然无力阻止大清帝国责任内阁做出铁路国有的决议，那就只有争取进入贷款团，川岛浪速同时密电日本海军部，美国亚洲舰队、德国远征舰队已经在向长江沿岸集结，大清帝国的国内形势不妙。德国舰队在1900年为了大冶铁矿已经跟日本舰队炮口对炮口对峙长江，这一次他们一定会借机将日本驻大冶铁矿的监督给赶走。川岛浪速要日本海军部下令联合舰队开拔长江口岸。
国际战舰秘密集结长江沿线口岸，盛宣怀因忙于与四国金融企业家桌上谈判而浑然不觉。大清帝国已经步入宪政时代，那种经济改革只围绕政治需要与皇朝利益需要的单一化政治诉求已经缺乏政治服务工业化的政治理论基础，朝廷要通过对工业经济的控制来维系对政权体系的控制，势必将督抚地方企业的管理权收归中央，宪政的基础是法律，当权力粗暴地凌驾在法律之上，宪政就成了骗局。善耆的反对票顿时激起了资政院、咨议局以及法律界人士的赞同，宗社党一党专政完全违背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的预备立宪原则“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立法权、财政金融权及发展实业、教育权等“庶政”在推行之前必须“公诸舆论”，铁路的改革在庶政范围之内，在决议与推行两个环节必须经过咨议局与资政院两个人民代表组织进行讨论，以遵奉宪政改革原则。这种缓解朝野冲突的程序被宗社党视为无物，越过咨议局与资政院直接由宗社党几个人在小圈子内讨论一下就布告天下。在违背《钦定宪法大纲》这部宪政基本大法之后，做出了一个违背大清帝国《公司律》关于股权“转股”的法律规定，而直接通过行政命令收股，在法理上得不到支持，铁路收归国有无论是在行政程序还是法理约束方面，责任内阁都完全凌驾于上，大清帝国宪政根基与法律尊严荡然无存。
琢磨明白宗社党独操权柄愚弄宪政，5月15日，湖南湖北人站出来挑战责任内阁的决议，奇怪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联盟控制的《申报》非常精彩地记录了当时的盛况：“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咨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当天的《申报》还记录了广东凶猛的抗议浪潮：“粤省绅商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以及协理大臣徐世昌。”事实上湘鄂粤三省已经是黑云压城：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在湖北宜昌到万县之间的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