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祖母说，“国王的儿子正在大街上走路，他发现一家非常雅洁的餐馆，便走了进去，选了一张桌子坐下。
“这家餐馆是一些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把王子抓走了，把他投进了一个很大的地牢，那里关押着许多城里的达官贵人。这帮杀人越货的强盗，把俘虏中的胖子宰了喂养瘦子，以此寻开心。俘虏中数王子最瘦弱。他们不知道他是波斯国王的儿子，所以他没有被杀。王子对那帮杀人强盗说，我是一个草编工，我编的草席价值连城。他们给他一些草，让他在三天之内编出来。王子很快就编完了三张草席，对那帮强盗说，把这些席子送到波斯国王的宫殿里去，每张席子国王会给你一百根金条的。
“于是，草席运到了国王的宫殿里。当国王看见那三张草席时，他发现那些草席是他儿子编的。他把那三张草席带给牧羊女看，说，有人把这些草席运到皇宫里来了，这三张草席是我失踪了的儿子编的。牧羊女拿起草席仔细察看每张草席的设计式样。她看到她丈夫用波斯文编下的求救信息，她把这信息告诉了国王。
“国王立即派了很多士兵去强盗那里，”我祖母说，“救出了所有被监禁的人并杀死了所有的强盗国王的儿子安全回到王宫里，回到了小牧羊女他妻子的身边。当王子走进宫殿，与他妻子重逢时，他俯伏在她跟前，抱住她的脚说，亲爱的，完全是因为你我才能够活着！国王因此也非常疼爱这位牧羊女了。”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我祖母说，“为什么人人都要学会一门高贵的手艺？！”
“我非常明白。”我说，“等我挣了钱，买一把锯和一把锤子，我将尽我所能，打一把简单的椅子和一个书架。”
艺多不压身，每个人都应该学会一些足以立身的本领。
沃夫卡和祖母
［前苏联］阿·阿克谢诺娃
原先沃夫卡和他的父母住在北部的摩尔曼斯克。三年前，他母亲不幸病逝。他父亲是位船长，经常出海，无法关照他，好心的邻居把小沃夫卡接到自己家里住。后来，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乡下祖母那里去度假。
开始，他并不太喜欢祖母。沃夫卡已习惯于所有亲朋好友都娇宠他，可这位祖母却并不溺爱他。
就在第一天，沃夫卡扭伤了脚，疼得他号啕大哭了好久。但祖母却平静地说：“别哭啦！你又不是小孩子！”说完，就让他去商店买面包。沃夫卡只得去了。
他把面包买回来，往桌上一扔，说道：
“给你面包。”
“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这样说话？”祖母生气地说。
沃夫卡也不答话，扭头就去睡觉。他嘴上说不想吃饭了，心里却在想，祖母肯定会来问他，并会逼着他去吃晚饭。但祖母什么也没问，也没叫他去吃晚饭。早晨起来，沃夫卡还得打水，买面包，然后到地里帮祖母干活。沃夫卡对这一切老大不痛快。有一次，他对祖母说：“您写信让父亲来接我回去吧！”
“没关系，你会习惯的。”祖母答道。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父亲。我为什么整天干活？我现在是放假，我应该休息，可我却整天干活。”
“别人都在干活嘛，你又不是小孩子。”
“可我才上二年级！我不过才九岁。”
“所以我说你已经是大孩子了。我九岁的时候，早就下地劳动了。”
但沃夫卡还是赌气不再好好干活了。他想，如果他干得很糟，祖母也就不会再让他干了。有一天，他没去商店，晚上祖母说：“今天我们不吃晚饭了。因为没有面包吃。”结果沃夫卡只得饿着肚子去睡觉。当祖母明白过来后对他说：“这是无济于事的，你还要住在这里，而且也会喜欢上你的祖母。”
沃夫卡生气地瞪着她，一句话也没说。
有一天，沃夫卡跟他的好朋友维佳谈起了他的祖母。可维佳却对他说：
“你还不了解她，她可是个无所不能的人。村里的人谁都非常敬爱她。她懂很多，甚至还会治病。我们有个邻居有一次头疼得很厉害，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而你的祖母很快就用草药把他治好了。”
“她还会干什么？”沃夫卡兴致勃勃地问道。
“什么都会，”维佳答道，“她能识别所有的草木，她还特别善于洞察人们的内心世界。”
“这倒是，”沃夫卡说，“她总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有一次，沃夫卡和祖母一起到大森林里去。祖母在森林里如入家门：每一棵小草，每一棵树木都成了她的老相识。祖母告诉沃夫卡各种各样的小草：瞧，这棵小草专治头痛病，那棵小草专治心脏病。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沃夫卡问。
“我在乡下住了一辈子，我的母亲特别熟悉这些草木，是她告诉我的。”
“奶奶，那你是怎么把那个人的病治好的？’沃夫卡决心问个明白。
“什么人？”
“你们村上的，他头疼得很厉害，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我已经记不得了，”祖母说，“怎么治好的？你看到了吧，我知道头疼时吃那种草药管用。”
“那吃药为什么不管用呢？”
“因为他并不相信他能康复。”
“那他相信你吗？”
“是的，我把草药给他，并告诉他，过三天就会好的。重要的是他信任我。”
现在，沃夫卡已经喜欢上了祖母，他决心也做一个值得别人信任的人。现在，祖母让他干什么，他都乐意去干。他喜欢祖母不像小孩子那样娇惯他。
几天过去了。从摩尔曼斯克拍来一封电报，祖母看了电报说：“嘿，这下你该高兴！”
“父亲要走吗？”
“不是父亲要走，而是你要走。”
“为什么？’沃夫卡问道。
“因为你父亲希望你回去。”
“那剩你一个人怎么办？”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到我这儿来；如果不愿意，就说明你祖母不怎么样。”
汉夫卡想对祖母说，他非常爱她，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站在那儿，泪水夺眶而出。
古语有云：子不教，父之过。为人父母者，给予孩子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还应是精神上的财富，例如坚强、诚信。这些财富才可以跟随他们一辈子，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今年桂花不飘香
［台湾］刘若英
从有记忆以来，家里的院子里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年秋天一到，整个院子就会飘起阵阵淡香味。
最记得小时候的一个画面就是公公老爱站在树下拎着一杯水在那儿漱口，然后口里念念有词地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老以为那棵树会跟他聊天。
我是跟着祖父母长大的。毋庸置疑，我就是家里的小祖宗，由于公公是一位将军，家里的副官更封我为“将军的将军”。由此可知我那一生在战场出生入死的公公，是如何地拿我无可奈何。
有一年，一位李先生到一些老朋友家拜会，碰巧我放学回家看到一堆黑车子离开家的巷子，我跑回家问副官又是谁来了？然后看到桌上一个牛皮纸袋，我二话不说就拆开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内容为何，就听到一声雷声响起，公公大发雷霆地斥责我的行为。我以为他是骂我乱拆他的东西，没想到他竟然说我把他的牛皮纸袋拆坏了，那个袋子是可以再使用的。然后就一阵什么浪费国家资源啦，不爱惜东西等等的名号全给我套上。我备感委屈地哭了起来，不过就一个破纸袋嘛，他说得好像犯下滔天大罪！我不只哭，还从楼下哭到楼上给我婆婆听，再从楼上哭到楼下的房间，然后再遵照八点档的剧本，把房门反锁起来。公公骂得越大声，我就哭得越歇斯底里。当时大概整条巷子都被我们祖孙的二重奏给淹没了。之后慢慢地声音小了，我把耳朵挨着门板朝外听，屏息间听到公公走近我的房门，故作轻松地说：“袋子里头不就一张照片嘛，有什么好看的？那么丑！要就给你嘛！何必把我的袋子给拆坏了呢？”说毕，我就瞧见一张八开大的纸从门缝底下给塞了进来，上面写着：
XX同志惠存，某某敬上。
公公十六岁就进了军校，之后在战场上与日本军兵刃相见，几度死里逃生，可以说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老来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也仍是一概与俗世无争的气魄。
如果你问他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他可能会回答你他唯一知道的一首通俗歌《绿岛小夜曲》。如果问他会唱什么歌？那他一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黄埔军校校歌》。而这种耿介几近可爱的个性，也会表现在一些不那么恰当的场合。只要是任何婚丧喜庆要找他致词，他一定可以跟民族大义扯上关系。我常常觉得，那一对对的新人一定搞不懂他们两个人结婚跟国家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就像我每一次去大陆拍戏，离家前跟他辞行，他一定会语重心长地叮咛：“这一趟你去大陆，是身负重任，两岸的和平就全靠你了！”听罢我总要尴尬地跟祖母扮个鬼脸。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除了他们那一代的军人，又有谁会如此时刻胸怀忧国忧民的使命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公公也会有老的一天。曾几何时他不太大声说话了，连路都开始懒得走，坐在那一张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慢慢地连饭也不肯自己吃了。看着他如此气若游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跑到他跟前逗他，要他猜我是刘若玉还是刘若英？然后逼他说他最爱的就是我……早些年我在外头受了委屈，我就靠在他胸前，撒娇地跟他告状说有人欺负我，然后要他拿枪替我毙了他们！他会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好！好！好！”可是后来，他的眼睛只看着远方，嘴里念的常只是一些大陆老家的人，事，物；再后来干脆完全不说话了。
身体虚弱的公公进进出出医院好几回，直到那一天我正在参加舞台剧记者会的当儿，接到消息说医生送他进了加护病房。当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全身已经插满了管子。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家属请不要离开医院，怕通知不及”；第一次，我听到祖母用一种几近哽咽的语气求医生，希望至少能撑到儿孙到齐；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感觉到公公会永远地离开我。
在加护病房的那几个夜晚和白天，我仍然需要工作，我随身带着移动电话，每到一个地方就急着确定电话一定收得到。每一次铃声一响起，我的心跳就几乎要同步停止，一直要到对方的声音正常地出现我才能回过神来。每次收工冲到医院，看到祖母还坐在外头念经，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还在正常地呼吸。
漫漫的长夜或者跟祖母一起祷告，或是回忆公公的点点滴滴。等到加护病房会客时间一到，我们才能进去看他。每次进去，围在他身旁一堆荧屏上的数字就掉落一点。那一点点，就如我的心被刮掉一块般。祖母不是握着公公的手，就是摸着他的头，轻轻地跟他说话，要他安心，然后在他旁边为他念经。有时候公公像是听懂了似的，看着祖母点了点头，有时还不自主地流下泪来。我不懂祖母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承受这一个与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男人即将要离去的事实。祖母要我给他唱歌，我依偎在他耳朵旁唱《绿岛小夜曲》，却怎么也唱不准音。他倒也像是喜欢地点了点头。我扑在他的身上哭了起来，第一次，他没有话语安慰我……
就在那几天中，家里人告诉我，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那棵跟我公公聊了一辈子天的桂花树枯死了。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多，他终于不愿意再跟机器作战了。荧屏的画面归零。
过了几天，在替公公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用过的牛皮纸袋，上头写着“刘若英小朋友收”。旁边公公还用毛笔附加写上“代若英孙女保存之邮票一九七一年’。我都忘了自己曾经收集过邮票。打开来看，全是一些完完整整一套一套的旧邮票，还有几张我在读幼稚园时老师发的只有手掌般大的，上头印着“奖”的纸片。所以将军公公毕竟不是无时无刻只有民族大义，孙女也是很宝贝的。望着这几个简单的毛笔字，我仿佛不意窥见他坚毅的躯壳里那柔情的心灵。而牛皮纸袋，每一个珍惜使用的纸袋，原来可用来包装他无微不至的心意。
我带着这份再珍贵不过的牛皮纸袋走出门，看见那棵确已枯掉的桂花树，竟闻到扑鼻的桂花香。只是，今年满溢的香气不再出自院子的桂花树，而是从更深更远的地方飘过来，穿过千山万水，从我公公所在的地方飘过来。
斯人已去，桂花芳香不再，徒留伤感的回忆。
三分钱的朵拉
［美］贝特·克拉姆帕斯
外公去世后，外婆朵拉从费城来这里和我们同住一周。我对外公外婆的了解不多，特别是外婆。弯腰曲背的外婆，有一张遍布皱纹的活像葡萄干的脸。当妈妈要我亲吻她时，我缩在一边，心里还有些怕她。她从早到晚围着一条褪了色的旧围巾，穿着一套不合身的旧衣服，像一个影子似的在家里走来走去。很难相信，我那充满魅力的妈妈会是她的女儿。
‘妈妈和爸爸上班的时候，你要在家好好照顾外婆，和外婆玩，逗外婆开心。”这是妈妈的命令。这会儿正是暑假，想到不能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我心里老大不愉快。但是，不就是一周吗？我想我还是能熬过去的。
第一天早上，外婆把自己重重地扔进藤椅里，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儿。我自信有了精神准备，我们家每个人都喜欢玩扑克，我说：“咱们来玩扑克牌吧！”她耸了耸肩，把牌推开，用依地语说：“我不玩扑克。”
“外婆，我的依地语不好，您能用英语跟我说吗？”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然后说道：“你应该学会。”
唉，这会是漫长的一周。
我不再和她说话，拿起了自己喜爱的喜剧连环画，自顾自地看了起来。从眼角望过去，我看见外婆在一张纸片上用希伯来语写着什么，她的鼻尖几乎要碰着铅笔顶端了，我很想知道她背着我在写什么。
一周就这样过去了。在最后的那天早上，我看见外婆在妈妈的衣橱里翻找。妈妈站在她身后。外婆用依地语说了几句严厉的话，把妈妈最好的衣服拿到了楼下。
“她说什么？”我想知道。
“她说我的衣服太多了。”
我知道妈妈根本没有太多的衣服。爸爸拼命干活，只为我们家挣得仅能果腹的面包。我很高兴，外婆终于要回去了。
在送外婆回费城的车上，我悄悄地向妈妈告外婆的状，妈妈很快就不耐烦了。“你应该尊重外婆！”她厉声说道。我赶紧闭了嘴。
到费城后，我宣布说，要找表兄玩，向他展示我用自己的钱买的费城职业垒球队的帽子。
“不行，你还有事儿，你得帮外婆做生意。”什么生意？
这时，外婆已经拿了妈妈的衣服消失在她的房子里。她再次出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旧布挎包。妈妈将它递给了我：“贝特，帮外婆背着这个。”
我和外婆走了三个街区到了格拉德大街，这里是犹太人聚居的社区。沿街都是小商店，用金色的字母装饰着橱窗。打扮得花里胡哨的结实的木制推车上，堆满了各色货物，沿着人行道一字儿排开。这里人头攒动，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
一个摊主叫住了外婆：“嘿！朵拉！这些天你到哪里去了？我说最近怎么没人来和我过不去了呢？”然后他向街对面的摊主叫道：“嘿！莫易西！三分钱的朵拉又回来了！你得好好看住你的钱包。”
我把自己的垒球帽拉得低低的，希望没人能猜出朵拉就是我的外婆。她正忙着在一个卖旧衣服的推车上翻找着。她拽出了一件成色还挺新的，比她自己的身材大得多的旧衣服。
“多少钱？”她用依地语问。
矮胖的摊主摸着自己的胡须，知道自己得准备迎战了。“你想要的话，朵拉，我只卖二十五分。”
外婆瞪了他一眼，伸出了三个指头：三分钱。
